音像36讲资治通鉴通识课:1362年历史时空李凯

001 讲战国争雄
009 第2讲秦楚之际
016 第3讲汉初气象
027 第4讲煌煌盛世
038 第5讲西汉穷途
047 第6讲两汉之交
052 第7讲东汉风云
060 第8讲汉末乱世
067 第9讲鼎足三分
074 0讲政归司马
085 1讲八王之乱
093 2讲魏晋风度
101 3讲兵败淝水
111 4讲北方乱局
117 5讲胡夏兴亡
124 6讲南朝荒主
133 7讲鲜卑改革
140 8讲河阴之变
146 9讲萧梁闹剧
154 第20讲北齐暴君
162 2讲隋朝统一
170 第22讲二世而亡
177 第讲贞观之治
190 第24讲武周夺权
200 第25讲韦后之乱
208 第26讲开元盛世
220 第27讲安史残局
226 第28讲德宗出逃
第29讲元和中兴
244 第30讲宦官专权
25 讲黄巢起义
261 第32讲唐末混战
268 第33讲朱梁乱局
275 第34讲后唐盛衰
283 第35讲割让幽云
290 第36讲分裂尾声

李凯
北京师范大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史学院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百家说故事》主讲人，著有《先秦巡狩研究》等。

序——跨越千年的对话《资治通鉴》是一部很不得了的史学著作。有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学有“二司马”，前司马是司马迁，后司马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在中国历熠熠生辉。小孩子都知道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也有学者说宋朝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缸，看《宋史·司马光传》会发现司马光砸的是瓮。但不管怎么样，司马光年少时就很聪明，据说司马光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讲《左传》。这部书被称为大经，十八万汉字，许多字句是很难懂的，但是七岁的小孩司马光不仅能够记住，而且还能够讲解，可见他有超世之才。
这和他的家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光也是少年得志，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已进士及第，要知道，唐王朝的进士可是难中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有一定的改观，宋天子曾经扩招过。但甭管怎么样，十九岁少年进士及第，这在北宋整个精英知识分子中也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司马光由此走上历史舞台。
司马光为人耿直、忠诚，而且知识渊博，他曾经担任过宋朝的地方官与京官，甚至担任过宰相。司马光还担任过谏官，负责给天子、臣僚提意见。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1064年（宋朝天子宋英宗刚刚）写了一部书，叫做《历年图》。这个《历年图》今天比较好理解，就是大事年表。他将这部书呈献给皇帝看，英宗皇帝涉世不深，是需要历史知识的，这部作品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皇帝褒奖司马光，而且同意他把这个工作进行下去：《历年图》还不够，应该写得更丰富。也许有朋友不禁要问，编年体是很重要，然而它容易变成流水账，事件的前因后果也分散，不利于阅读，为什么司马光还要用这种方式呈献给皇帝？其实这里原因复杂。一方面，司马光要接着《春秋》写史，有他的叙述逻辑在（司马迁也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另外一方面，编年体史书，尤其是年表能一目了然，有清晰的代谢古今之感。作为帝王，日理万机，每天的事务也是一股脑堆垒而来，能否乱中抽丝、纲举目张就成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这和编年体叙事风格近似，读者势必要凭借自己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建立起信息链。于是《历年图》和《资治通鉴》的写作，自然是情理之中。司马光成立了史局，这个史局能够动用皇家的文献资源，甚至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调配，还提供水果饮食，皇帝对他照顾到这个地步，司马光感恩戴德。
两年后，1066年，英宗皇帝看到另外一部书，这部书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写到了秦朝统一。也就是说，这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司马光给它起名字叫《通志》（八卷）。这个《通志》不是郑樵的《通志》，是司马光的《通志》，是后面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基础。英宗皇帝看了之后高兴，但是英宗皇帝寿数短，1066年就驾崩了。1067年神宗皇帝，神宗时才二十岁。
说到宋神宗，我们知道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如果了解王安石、苏轼诸多人物的话，就会对这个皇帝不陌生。神宗皇帝刚，司马光就给神宗皇帝讲授《通志》，一篇一篇地讲，他要用历史给皇帝进行一定的政治导引。司马光从1064年接受英宗皇帝的圣旨后，一步一步滚雪球似的收集材料，到了1071年，全心全意入《治通鉴》的写作中，这和一件大事有密切联系，就是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初的顶层设计是想防范武将专权、乱臣当政，吸取了唐末五代的许多历史教训。大家都熟悉这个典故，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来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是殿前都点检出身，懂得臣子是如何夺权的，他谨慎地防范臣子的专权。所以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专制采取了一系列明确的措施。这一套措施持续下来固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宋朝军队战斗力不强，官僚制度开支巨大，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庞杂的文官体制将会把这个给拖垮，虽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代价太大了。
这时候刚亲政的宋神宗想有所作为。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开始从事变法。这是在历是大书特书的事件，今天给予正面的评价，可是在宋代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定的，因为他用人不当，施政急功近利，给老百姓带来又一次伤害。所以许多官僚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也因为政见的分歧走到了对立面。当时司马光再三质疑王安石，王安石也据理力争，今天中学语文教材里还有一篇文字，就是《答司马谏议书》，体现了王安石的观点。从这一往一来中看出他们政见是不同的。
到了107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触动了司马光。司马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历史学家范镇被罢官，因为他不同意王安石青苗法的伤民害民之举，范镇引来王安石的不快，王安石甚至亲自用书信来反驳范镇，范镇一怒之下说，我户部侍郎不干了，回家退休了。范镇的罢官给司马光很大刺激，司马光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祖宗社稷，但是你太固执、太自负。所以司马光索不问政事。
这时候司马光来到洛阳，当判西京御史，实际上他全心全意地埋头在《资治通鉴》的写作里，他找来一大批学者，有著名的汉史专家刘攽、唐史专家范祖禹以及通才刘恕。十五年完成，到1084年呈送宋神宗。神宗皇帝赐名“资治通鉴”，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给治国理政带来借鉴，他亲自给《资治通鉴》写序，咱们还能看到今天《资治通鉴》书前有这样的序。
和这部书一起交给神宗皇帝的还有《资治通鉴》的若干副产品。《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三百万字。《史记》五十多万字，而当时司马光看到官修纪传体史书已经有十七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一直到宋初编的《新五代史》，加起来已经有三千多万字。虽然《资治通鉴》大大精炼，但对皇帝来说也不容易阅读，所以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目录》。除此以外还有《考异》。1085年，神宗皇帝已经驾崩，新继任的哲宗以及高太后召司马光出任宰相，司马光说自己身体不行，因为他中风过。当时统治者执意要求，后来推辞不掉，出任当时的门下侍郎，也就是宰相。1086年，这一年是宋哲宗的元祐元年，开始了全面罢黜新法，拨乱反正，史称元祐更化，这一年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七岁。
为什么《资治通鉴》会受到宋代君臣如此的重视，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呢？这里有宋代社会的原因。
首先，宋代儒家士大夫在朝廷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宋代读书人的力量之大，有历史常识都懂得，从唐末藩镇割据，北方乱成一锅粥，从907年到960年，短短的五十三年出现梁唐晋汉周。而赵匡胤其实是后周的臣子，殿前都点检，京师卫戍区总司令。他夺了后周的权，生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手上，所以宋朝一上来制定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造成文官的队伍庞大。科举制度的完善，宋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咱们知道唐王朝限制科举人数，招生人数太少，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人物都名落孙山，是他们没水平吗？是，是因为机会太少了，那么多人参加的大考，进士及第的也就几十人。而到了宋王朝，进士科扩招，出现了几百人入仕，这个局面使得宋王朝拥有源头活水。当时有这么一个事情，有的老同志考了一辈子，屡考屡不中，屡不中屡考。后来宋王朝有一科叫特奏名，录取率极高。当时那个老同志说，我老眼昏花，已经看不清卷子了，我伏祈陛下万岁万万岁，竟然这样也中了。宋王朝还做了一点改革，使得科举制度越来越客观。科举制度给宋王朝带来大量鲜活血液的同时，也使得这群人活跃在历舞台，他们有担当意识，敢说话，而宋朝的君权也不太限制读书人。
有一个词叫“专制”，咱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应当产生误解。专制是想杀人就杀人吗？还真不能这么理解，中国古代的制度中，这种想杀人就杀人，没有制约的情况好像还是不多见的。宋王朝的特别有忌惮之心，这个忌惮之心由许多因素造就，比如说儒家思想，儒家思想里有重要一条就是民贵君轻，要求重德保民，至少从法理上如此。宋朝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一点，如果得罪士大夫，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宋王朝就是一个典型，权力不会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想杀人就杀人。其实在相当时期内杀人是难的事情，得符合天意，符合人心，符合祖制。所以这时候宋王朝的有忌惮之心，如果片面加强权力，会造成整个朝代的崩溃，像秦代那样，那有何意义呢？所以宋王朝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
咱们知道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寇准，陕西人。宋真宗的几个宰相都有个。宋真宗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著的澶渊之盟（1004年）。当时宋和辽国打仗，皇帝胆儿小，寇准牵着皇帝御驾亲征。在朝堂上，寇准说皇帝不爱听的话，宋真宗听烦了，你说半天，我走还不行吗？不行，你不能逃，寇准索拉住宋真宗的衣袖。今天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对领导。寇准如此，还有一个人大家也熟悉，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有多强的担当意识啊！他在宦海中浮沉，命运也比较坎坷。范仲淹生活在宋仁宗的时代，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美貌，但是这个郭皇后有一个毛病，就是有强烈的妒忌心，看不得皇帝沾染嫔妃。古代的富家大户还有三妻四妾，皇帝三宫六院都不算什么，可是这个郭皇后就是看不得这一点。有一次郭皇后争风吃醋，皇帝有一个嫔妃尚氏，皇帝临幸尚氏，郭皇后找到皇帝跟前，当着皇帝面就打这个尚氏，没想到下边好玩的事出现了，也不知道这个尚氏是不是练过武术，她身姿敏捷，皇后一掌打空，没打到尚氏，却打到了皇帝的后脖梗上。宋仁宗莫名其妙挨了这一打，气急败坏，就要废后。当时的丞相吕夷简和郭皇后不和，他撺掇皇帝一定得废郭后。这时候文官集团中有人站了出来，其中领头的人之中就有范仲淹。他们说郭皇后也没有失德，废皇后牵动国本。皇上火了，将范仲淹贬到南方，范仲淹谢恩折子居然说“面折廷争，国之盛”。王安石变法招致许多人非议的时候，神宗皇帝心里也打鼓，跟文彦博吐槽，我是为天下苍生考虑，为老百姓着想，怎么没人说我好？文彦博说，陛下您错了，本朝与士大夫治，非与百姓治天下。真正的枢轴是文人士大夫，成了士大夫集团的对立面，恐怕你这日子也不好过了。这句话经常被学者们引用，说明宋王朝士大夫群体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情怀，也知道王安石“三不足”的气魄，为什么宋王朝的臣子敢这样？因为宋王朝有这样的社会气氛。
除了儒家士大夫之外，宋代的制度是以防微杜渐为出发点的。《岳飞传》《杨家将》中有描写，番邦一打就到汴京城下，因为强干弱枝弄得太过。皇帝把内忧看得很重，外患倒放在一个边缘位置。有人说这不是傻吗？宋王朝不就是亡在边患，徽钦二帝都被掳走吗？事实上也不能全怪宋天子，这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唐五代的乱局让宋朝统治者怕了，的问题的确是内忧。王夫之写过《宋论》，他说中国历有过几次治世，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贞观之治不过是唐太宗生前状况，文景也不过是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时期的局面。可是宋王朝的确是一个治世，今天学者们重视这个时间段，经济复苏、政治稳定、文化开明，虽然有它的问题，甚至一箩筐问题，但是我们讲从宋初建国960年一直到熙宁元丰变法开始的1069年，一的太平盛世不容易，而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其实有顶层设计的缘故。
宋朝皇帝怕出事，宋太宗的诏书里面有一句也经常被学者引用，今天还写进了中学教材，叫“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每件事情我们都想到它的恶果。制度当然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如果我们先想到它的恶果，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会远离祸乱。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重视历史。为什么重视历史？前面宋神宗的那句话已经回答了，为了给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咱们要知道，一个理的人做事往往没有那么果决。众所周知，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过自古英雄出老头的吗？好像没有。因为人到一个年龄段，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能琢磨得比较透。宋朝就把从秦朝建国以来一直到宋朝的制度、集权制度，各种各样体制的毛病都看到了，就好比咱们看西药有说明书，看适应症也得看毒副作用。他们把毒副作用看得重，于是宋王朝制度建设会畏首畏尾。为什么司马光那么反对王安石改革？他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这些古代都做过，问题很大，实施青苗法的那个人，如果用人失当，会不会鱼肉乡里？你那个募役法会不会给老百姓带来新的压力？所以这种思想下，反对王安石的人，司马光也罢，范镇也罢，他们多为大历史学家，他们把古代的书看得透。如果这个花样太新，干脆谨慎起见，不用这个办法。宋王朝因为这一点，所以改革步履维艰。竟谁也不是圣人。
今天来看，《资治通鉴》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防微杜渐精神的一种反映。而更重要的，《资治通鉴》之所以有受众，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历史学家的才华、水准有着密切联系。
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一千年，宋王朝产生了剧烈的历史变革，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咱们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繁华、开放、鼎盛。我们知道狄更斯有一句话，说法国大前后是的时代，也是坏的代。我们今天也持如是的态度，但凡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一定会有剧烈的问题，这就是变革期。而如何使得这样的问题化，把当时社会稳定下来，给人民带来千秋万代的福祉，是儒家士大夫不断琢磨的问题，也是千秋万代永恒的话题。在有的间内，让大家把握历史框架，品读《资治通鉴》的精华，就是值得探索的。于是有了疫情期间的《资治通鉴》共读，也有了这本书。
李凯202年月宗的诏书中明确了宋王朝制度建设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态度（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见《汉书·礼乐志》），这是说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扬防微杜渐、权衡利弊的精神。比如宋初加强集权，纠正了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执国命的乱局，但也造成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