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书太多了(增订版)(精)吕叔湘|责编:肖海鸥

编者前言:节制的美德 i
书太多了
《未晚斋杂览》小引 003
霭理斯论塔布及 006
赫胥黎和救世军 018
葛德文其人 033
李尔和他的谐趣诗 040
第二梦 052
书太多了 065
买书？卖书？搬书 074
《文明与野蛮》译者序 081
《文明与野蛮》重印后记 085
编辑的修养 089
关于中学生与文艺 099
谈谈学理学文的问题 102

语文常谈
《语文常谈》序 107
语言和文字 109
意内言外 118
从文言到白话 131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 137
文风问题杂感 141
从改诗的笑话说起 167
诗句的次序 169
莫须有 171
一不作，二不休 175
绿帽子的来源与产地 178
剪不断，理还乱——汉字汉文里糊涂账 181
咬文嚼字 187
学文杂感 191
给一位青年同志的信 193
说“达” 200
翻译工作和“杂学” 204
由“rose”译为“玫瑰”引起的感想 210
中国人学英语——原理和方法 213

论学忆往
读书忆旧 229
北京图书馆忆旧
《汉语大词典》的回顾与前瞻
记寓居牛津二三事 250
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 253
纪念浦江清先生 256
悼念王力教授 263
怀念圣陶先生 267
忆刘北茂 275
我的简单回忆——致外孙吕大年 279

编者前言:节制的美德1954年新中国的部制订时，参与者不仅有众多的法学专家，还有几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吕叔湘与胡绳、叶圣陶一起为修正文辞，在无形中充当了“者”的角色。 晚年吕叔湘先生在给外孙吕大年的信中说:“对于你当前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只要守住两句话:一句是‘要尽其在我’，另一句是‘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要尽其在我’这是当然之理，但很容易流于‘我非要!’这就要吃苦头了。所以不光是要能‘拿得起’，还要能‘放得下’。‘我非要’就是《论语》所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里边的‘必’和‘固’。也就是所谓‘执着’，是修行的大忌。什么事情都应该恰到好处(做菜也要讲究火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moderation，跟 moderation相反的是excess，凡是‘过火’的东西都是不祥之物，是要触动Zeus，给予惩罚的(这是希腊悲剧的思想)。这个道理不但是你目前需要它，一辈子都需要它。很多聪明的人坏在‘我非要’上。”这大约是吕叔湘一生的经验之谈——“我为”而非“为我”，这就需要中和冲淡的精神。Moderation也就是德尔菲的神谕:毋过度。东方的美德、陀的诲与希腊的神谕在这个中国人的身上的结合是如 此的和谐与自然。细读吕文，在“毋过度”的日神精神光环下，我们会发现一种昂扬多彩的酒神精神；在单调平缓的叙述中，蕴含着惊心动魄的波澜壮丽。这种节制而不呆板的特点就是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并且贯穿于吕叔湘各时期的著作中，从一个侧面展现着他多姿多彩的思想谱系。有了这种节制的精神，吕叔湘就具备了文辞之外的“者”的资格，而我们编选的这本书，正从各个侧面体现了他的这种精神。
我们把选辑的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部叫做“书太多了”，收录的是吕叔湘先生的杂文。虽年事已高，事务繁杂，吕老依然读书笔耕不辍，并用陆放翁诗自勉:“从今倘未死，一日亦当勤”。未晚斋大约也是取“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之意。 他自己说:“有些事情，像阿拉伯文或者迪斯科舞什么的，学起来太晚了，至于读点有益的书，做点有益的事情，应该没有太晚的时候吧，于是题为未晚斋。”吕先生写文章特喜转述别人的著述，所以有人讥讽他的文章写得“不三不四”。但是选择、转引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创造吗?晚年，他在给外孙的信中说:“1937年中秋节的时候中日战争已经蔓延到上海，我们在国外过节很不是滋味。我那时身边有一本我译的《文明与野蛮》，拿出来送给向达，在扉页上题了一首七绝:‘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第三句指向达正在不列颠博物馆检阅敦煌卷子，我正在研究《红楼梦》语法，觉得这些事情对抗战毫无用处。”欧风美雨的沐浴，仍旧洗不去心中古远的黍离之叹、鸡鸣之声，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或许言辞之上的城邦还是比言辞本身更为重要。
因了上面的揣测，我们把吕叔湘先生的杂文放在了文集的前面，把其中对文明社会思考的文章放在了前面。语言学家探讨人类学、社会学问题，在现代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里，总有些“思出其位”的嫌疑。但我们要知道，吕叔湘去牛津学的正是人类学，况且他们那一代人既接受了“子曰诗云”的熏陶、“民主科学”的劝化，又逢家国巨变和各种政治运动，诸如此类文明之种种成就，都不可能不使一个有理智的人重新审思我们和我们以前时代“文明之真正历史”。
文明瑕瑜互见、繁复多样，作为文明载体之一的书籍报章自然也是如此。吕先生对于书籍的态度是别具一格的。一个勤奋的学者多有买书藏书的癖好，吕叔湘也不例外。但他的买书藏书却有些特别，藏书并不是很多，且多是40年代以前的外文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今不古，有西无中”。别人嫌书少，他却怨书太多了；别人努力买书、藏书，他却要毁书、卖书。千来出版了无数的书，现在每年还在大量增加，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浩如烟海的书籍呢?这对于知识baozha时代的我们更是一个难题。有人干脆不读，有人厚此薄彼，有人随大溜，有人来者不拒，但吕先生的态度很老实:能读多少读多少，想读多少读多少，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也不要跟书过不去。就文学而言，文学有两大用处:主要的用处是引起并满足人们对生活更锐的受;较肤浅的用处是在社交场所提供谈。所以，不要抱着一种竞赛的心理去读书，因为虽然竞争是做生意的命根子，却也是破坏社交及其艺术的毒药。生活中的东西的繁荣，有赖于共享而不是垄断。
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多样，但读书却更需要节制，未必“开卷有益”、“多多益善”，“能读多少读多少，想读多少读多少”也不是随意乱读。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生命太短暂了，以至于我们只能与的书在一起，聆听那些的灵魂的絮语。没有审慎的态度和节制的精神，我们怎么保不被信息的wangyang瞬间淹没呢?以从容不迫之心态阅读心灵的的书籍，也许正是我们时代的求学者需要的。
第二部分我们定名为“语文常谈”。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都有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反映时代的风貌又反作用于时代。正是由于语言具有这样一种多样和流 动，反而使得很多人对于时时刻刻都在使用着的语言和文字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这就像吕叔湘在《语文常谈》的序里所言:“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字也是这样。”有人认为文章与语言是平行的，谁也不依赖谁;还有人说“中国话”是就是没有“文法”，历代文学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文法”却写出好文章。
对于上述诸种观点，作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仍然坚持以审慎节制的精神对待语言、思维与社会历史交织纠葛互动的流变，在保持语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以规范的语法格式和标准构筑约束语言思维长河的堤岸，引导它安步而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了这种克制与约束，语言的河流很快就会溃陷为芜草丛生的泥淖水潦。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教师、语言学家和编辑，吕叔湘对于学文、作文与“咬文”之道是很有心得的。他在《学文杂感》中说:“主要是看好文章。不要囫囵吞枣，要细细咀嚼，自然会嚼出道理来。”读好文章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一种节制，细细咀嚼、慢慢品味则是耐心上的克制，学文没有了这种“单纯的执着”，必然会陷入语言文字的五里雾中寻不出方向。他还提出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晚改不如早改。这里面是没有什么技巧和捷径的，只能多流汗、下苦工夫，否则“作者不流汗就要读者流 汗”。文章的修改编辑本身就是一种重新选择、重新阅读、重新写作，所以对于文章的“第二作者”编辑，吕叔湘也有很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大下工夫，打好基本功，具备较高的学养，以细致谨慎的态度，多动脑筋、善于质疑，以至于字字落实，咬文嚼字。作为语言学家，咬文嚼字是吕叔湘先生的本行。学文是咬文的前提，学文之后，方能咬文。国有国法，文有文法，引导作者按照语言文字与修辞的规范中展现文学与生活的五彩缤纷可以说是语言学家的一大使命。一直以来就有人轻视语言的语法修辞和文字范式，认为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以致于现在大街小巷、电视报刊错字连篇病句盈目。文学本是“经国之大业”，运用不当，一字之差就看能误国害命；从小处说也可能混淆题旨，贻笑大方。对于许多人不屑一顾的文辞句法，吕叔湘先生却发扬“能贱”的精神，遇到报刊书信和翻译中的语句讹误、格式错误、大空话非要一一列举出来，把糊涂账算清楚。至于他做的有什么价值，只要我们读读他的几篇“叫汁儿”的文章就知道了。
吕叔湘先生在改行研究汉语前，教授英语多年，他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后教中学英语，后考江苏省公派留学往牛津学图书馆学，两年后回国赴云南大学，又是教英语。全集收译著就有四卷，叶圣陶先生诗赞:“并臻信达兼今雅，译事群钦夙擅场”。这辑里我们也选了他谈翻译与学英语的文字，今天读来这些教示丝毫不减其效力。
第三部分是“论学忆往”。吕叔湘先生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在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自然会结识不少名人，但他的格节制内向，自言从小胆小怕事，不爱与人交往，所以回忆故旧的文章自然就少，大多是八十岁以后所作。即使这一鳞半爪的文章他也惜墨如金，感觉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在这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中，也大多是铺叙式的文字，如记家常，绝少热烈的情绪显露。他是如此恪守太阳神“毋过度”的神谕，以至吝啬到“忘情”的地步。但细读这些回忆，我们却会发现这并非圣人的“忘情”，更不是下的“不及情”，而是“情之所 钟，正在我辈”。只不过这种情感被含蓄克制的美德所掩饰，非得反复咀嚼，否则绝不能从平静的海面体会到洋底的汹涌澎湃。 在《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一文结尾，他说:“我于1950年2月到清华，住在北院，佩弦先生旧居近在咫尺，夫人和子女还住在里面，两家常有往来，佩弦先生所用书桌书柜都保存原 状，见了不胜人琴之感。”一句“不胜人琴之感”看似轻巧，但其中所包含的非凡的克制和深沉的情致，却足以让人揣摩良久。
甚至对自己的往事，吕叔湘先生也没有用专门的笔墨描述，如果不是有他给外孙吕大年的几封信，我们只能去“道听途说”了。本来吕叔湘不愿意写回忆录，这倒不是出于老年人的恐惧，而是因为自己“这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知道的事情，何必浪费纸张笔墨”。1985年，他的外孙吕大年到美国留学，在给吕叔湘的信中谈到，“我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把自己认为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一 副图景强加在客观环境上”。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当今的青少年乃至成年人身上尤为普遍，这种自我的膨胀无疑引起了吕叔湘的忧虑，他在回信中谈到前文所引的一段话：做人做事既要保持自我的个，又要自我克制，毋执毋我，努力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老马识途，长寿老人的经验是家族的一种财富，“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讲给家里的晚辈听，也还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吕叔湘的这几封信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以己为鉴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他从自己的家世一直写到上世纪40年代，文笔依旧是波澜不惊，在轻缓的叙述中阐发着一位老者的人生哲学。
杂文也好，咬嚼文字也好，回忆故人往事也好，这些文章都贯穿着吕文不变的清淡风格，节制，却也有张有弛。毋庸置疑，这种宽容节制的人生哲学对于现在的人们不失为一味清凉剂。而我们把这本小书取名为“书太多了”，不觉间暗合了这种让人心怡的“节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