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殉勇(李贽传)高志忠

目 录
001？？楔子/诏狱殉道——狂人之死

上篇？宦海问道
027？？一/海港商裔
032？？二/易姓归儒
041？？三/百泉隐志
047？？四/痛亲之痛
055？？五/潜心复活
062？？六/醉翁之意
077？？七/践履参禅

中篇？流寓论道
091？？一/客居天窝
114？？二/流寓麻城
124？？三/落发自绝
13？？/遣妻弃世
145？？五/焦竑状元
157？？六/《焚书》不焚
168？？七/游会“三袁”
176？？八/童心之下
188？？九/耿李再晤
192？？十/龙湖厄难

下篇？漫游布道
199？？一/走沁水？往同218？？二/会西山？下金陵
226？？三/白下客？同宣道
？？四/会利泰？惺相惜
256？？五/赴山东？济上翁
263？？六/逐游僧？毁“淫”寺
272？？七/避黄檗？泊商城
283？？八/落通州？魂兮归
294？？尾声/道归何处——狂人梦断

303？？附录一/李贽年表
314？？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317？？后记

高志忠，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公开发表学术二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参与和主持社科项目、中国作协文学创作出版工程项目等课题多个。

楔子？诏狱殉道——狂人之死大明万历三十年（1602）二三月间，早春的北京乍暖还寒。一簇皇家锦衣卫队突奔北通州一院落，院落的主人正是曾因抗疏，被免职归里的监察御史马经纶（1562—1605）。强势的敲门声和呼叫声，惊动了主人和寄居在此的客人。当仆人回报说是皇家官差时，马经纶一时没有缓过神来；而卧病在床的客人反倒突然来了精神气，睁开了半耷拉着的眼皮，原本浑浊的眼神显得异常明净淡定，似乎早有预感，甚至有些迫不及待。遂开口向马经纶道：“此为我而来！请为我取门板来！”声虽轻缓，却坚定有力。此时马经纶才回味过来，欲说些什么，但终未开口。多年的师友之交都摸清了彼此的秉，马经纶转身吩咐下人寻来门板，搀扶着客人躺在门板上。此时，官兵已围拢在旁。
“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自称罪人者，正是本传传主，有明一代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贽（1527—1602）。
事情缘何来得如此突然，话说二月的一日，一则疏劾李贽的折子到了万历帝朱翊钧手里。大意是：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近闻贽且移到通州，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日。
这份奏疏不可谓极具力，前面列举李贽思想流行海内，影响大众确有事实根据：沈在《李卓吾传》云：“载贽再往白门，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和南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记：“（李贽）邪说横议，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如狂。”沈瓒在《近事丛残》中载：“（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致仕后，祝发住楚黄州府龙潭山中，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而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至于“尤可恨者”一句以下，将其描述成一个与白昼同浴，诱引士人妻女去庙里睡觉，甚至强搂人妇同如禽兽就有捕风捉影、织造谎言之嫌。
上疏者何人？乃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张问达（？—1625）是日后东林有头有脸的之一。谁又曾料这样一个身份的人物会如此用心地指责李贽“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大家也都在猜测曾躲过重重劫难的李贽这次将以何种局面收场！
不得不承认张问达实在是位，他使用“罗织”之法，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还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这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但说到底，还在于李贽的言行牵涉到道德的根本。既然说者将李贽描述为如此无良无德之妖人，这就促使万历帝下决心要“除暴安良”。
史家认为，在晚明政治斗争中，东林人是代表早期市民阶层利益而与皇权相抗争的一个社会集团。李贽的一众好友，如袁宏道、汤显祖等，也都是东林人的拥护者。虽说东林中人鱼龙混杂，有“君子”，也不乏“小人”。但张问达恰恰是东林人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且与东林顾宪成同乡。乃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
民间盛传他曾上疏“陈矿税之害”，“请亟罢天下矿税”，能力所及“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那么这样一个急民之急的张问达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充当社会进步的先锋与前驱、主张要关心民众生活的的思想家呢？话说这位张大人与李贽远近皆无冤仇，只是受了上司当朝首辅沈一贯（1531—1615）的指使，才上奏圣上，攻讦李贽的。
非要探究背后缘由的话，只能说这依旧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火烧芝院，被逐出湖广那场灾难的继续。根源在于还要不要从根本上维护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纲常名教。李贽一贯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州学派的耿定向（1524—1597）和东林人的认识恰与之相悖。
说到底还是要怪李贽太出名了，其学说在民间的影响实在是大到惊人，尤其是在开明士人之中。他的学说将他置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大明统治者既不能容忍民间有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影响力的思潮存在，更不能容忍这种新思潮渗入统治集团内部，动摇那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基础。
于是张问达的一纸奏疏不偏不倚地满足了皇家的政治意图。
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很快据奏下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其实，万历帝对李贽早有耳闻，对其言论也知晓一二，只是没有想到今天竟然闹到自己的皇城根儿下了，看来非得给点颜色震慑一下不可。
圣旨出，锦衣卫随即扑向通州李贽寄居的马经纶府宅。
马经纶执意要陪李贽一起入京。
李贽说：“逐臣不入城，这是皇明祖制。且你尚有老父需要照顾。”马经纶义愤填膺道：“朝廷说先生是‘妖人’，而我窝藏‘妖人’，是同谋。咱们要死死在一块儿，我决不让先生一人入狱而自己独留。”行至通州城外，马经纶的京中好友闻讯前来劝告，家中仆人也奉其老父之命哭着劝留。马经纶终不为所动，义无反顾执意从行，一路陪伴李贽入京。
就这样，李贽在这个迟到的春天里，被抬进了北京城，投进了皇家监牢。
入京第二天，审讯旋即展开。解差将李贽拖至大堂，丢在阶下。审判官大金吾喝问：“大胆李贽，为何妄撰妖书？”卧倒在皇家法堂前的李贽朗声道：“老朽著述甚多，俱在，于圣教有益无损。”简短的过堂之后，大金吾笑称卓吾老头子顽固倔强，不复再审，令押回监狱，待禀明圣上，听候发落。
这种平淡无奇、草草收场的审讯让李贽少去了几分预期的亢奋。
作为御批之案，一切审理自然都是严格按照万历帝的意旨进行的。
且看作为一个奇人皇帝，面对一个犯了错的奇人臣子，他会如何处置呢？
万历帝奇在任、贪财、好色，但关键时刻头脑绝不糊涂。他当然知道像李贽这样一个官至正四品者，以其阅历能力和广受拥戴的人品，完全可以继续获得擢升，名正言顺地享受“名教”中的“乐地”。他却弃官而去，宁愿“混迹”江湖，寓居各地，交往者也都是有身份的朝廷中人，私生活能到哪里去？何况此老已风烛残年。
万历皇帝自然也明白，一旦卷入政治是非，在男女关系上的是官场上攻讦他人的惯用手法，所以他对李贽的“桃色新闻”并不觉得不可饶恕。但李贽作为常行走于朝廷贵胄之家，南下北上各地名胜，又被迎入各地书院布道讲学，更撰写各种“妖书”阐述怪诞学说，这行为、这言论、这影响无论如何是容忍和开恩的。
这个问题上，万历帝必须坚守原则，必须对李贽予以更强力的反制，要让李贽绝望。宫中传言，万历帝曾在朝堂之上郑重发言：“如果这次教训好了李贽，将来规矩也就立下来了。这么做是让李贽周边人物清楚，跟朝廷打交道是有规矩的，谁任胡来，是要被打屁股的。”显然“杀一儆百”已然是万历帝与众大臣的共识。
因此，他才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所以才有庭审大堂之上审判官大金吾丝毫不予提及其男女之事等生活作风问题，他们要的就是其交代“敢倡乱道”的思想言论问题。不经意间，李贽被定位为明朝赫赫有名的思想犯，当然，这样的罪名也当是李贽所乐意承担的。
李贽入狱的消息很快在坊间传播开来，女婿庄纯甫、弟子汪本钶日夜兼程赶到京城，候住在诏狱旁，方便照应。马经纶更是奔走申告，呼吁营救。多方努力下，事态也渐趋缓和。见李贽在狱中观书吟诗精神尚可，马经纶便抽空回到通州，去安慰焦虑中的老父。
平心而论，在大多数文儒看来，招摇过市的李贽下狱实在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心生别扭。明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自然是应有之义，但这一宗旨并没有严格地付诸实施。就在批捕李贽前后，那个人称西僧抑或西儒的利玛窦已然在朝廷重臣的引荐下，借自鸣钟等西洋器物讨得了皇家的欢心，满足了皇族的私欲，因此获万历帝恩准，可以兴建教堂进行传教。一时为数不少的朝中重臣，包括大学士、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都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本人和母亲慈圣太后则是对颇有兴趣的。虽说在万历十五年（1587）曾因礼部的奏请，万历帝有过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中征引典的先例。可就在十二年后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即李贽被捕前三年，万历帝还经常对京城内外的寺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祈福，在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更是充满了家慈悲为本的语气。他甚至还特意对文渊阁的大学士们宣告，说他自己正在研读“道藏”和“藏”。所以，突然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游儒”李贽，竟不能算作理直气壮。
归家后的马经纶见所托各种关系实在无甚效力，情急之下，完全顾不得个人安危，奋笔上书《启当事书》《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为李贽辩护，斥责张问达奏疏中的虚妄、污蔑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