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神圣同盟[美]威廉姆·佩恩·克雷森

引言 >>>001

章 神圣同盟的影响 >>>057
第2章 神圣同盟的早期政策：美洲制 >>>083
第3章 亚琛会议 >>>103
第4章 美国与欧洲政治体系的重建（1815—1820） >>>125
第5章 国际会议时代 >>>143
第6章 欧洲与门罗主义 >>>169

附录1 1818年亚琛会议拟定的领土保障协议 >>>199
附录2 拿破仑战争后的世界：特罗保会议 >>>203

威廉姆·佩恩·克雷森（WilliamPayneCresson，1873—1932），美国历史学家，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会员，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波斯：正在苏醒的东方》（Persia，TheAwakeningEast）、《哥萨克人和他们的历史》（TheCossacks，TheirHistoryandCountry）、《詹姆斯·门罗》（JamesMonroe）、《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TheHolyAlliance，TheEuropeanBackgroundoftheMonroeDoctrine）等作品。

在第七次向国会致国情咨文时，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再过几个月，我们将迎来它的一周纪念日。虽然在次世界大战后，门罗主义主要针对的三个欧洲大国—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都一蹶不振了，但门罗主义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俄、普、奥三国的衰落，也导致18年美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再次出现—借用门罗总统的话说，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文明世界的现状及其对我们的影响”。
门罗总统和亚当斯国务卿的外交班底一前需要商讨解决的国际问题，与当前（本书中的当前、现今等词语皆指的是本书的写作时间——1922年）的国际问题仍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今，我们依然要商讨：现今的国际局势，能否说服美国放弃因地缘关系而采用长久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孤立主义原则？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摒弃这一保障原则的限制？同时，我们力图在友好诚挚邀请下，加入旨在维护全面和平的协议，那么我们应参与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再次援引门罗总统的话：“准确了解美国和世界大国的关系，对美国和世界大国的谈判和交易‘确实’相当必要。”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回归“传统偏见”，即专注美国利益，远离欧洲事务。这一趋势令一战结束以来的同盟国的政治家大伤脑筋。笔者认为，重新催门罗主义的历史事件，将明美国近期的表现与其外交策略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与俄罗斯帝国皇家档案馆近公开的材料显示，早期的谈判与当前的谈判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当年欧洲的政治家，如何试图说服美国放弃多年来的孤立主义政策，特别是理想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诱惑美国加入神圣同盟的努力，几乎已经被美国的外交史遗忘了。
门罗主义反对的欧洲政策，当年之所以引起诸多误解，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神圣同盟盟约》1这个奇怪的协议，或者不了解神圣同盟与维也纳体系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外交重建的基础。神圣同盟成立之初，体现的是强大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高度理想化的个人政策。签订《神圣同盟盟约》的三个中，只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人真心信奉神圣同盟倡导的原则，时没有任何犹豫。一系列有争议的协议，从《托普利茨条约》《赖兴巴赫条约》《肖蒙条约》，到《巴黎条约》和《维也纳会议议定书》，造就了维也纳体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提出为了欧洲和平而创建神圣同盟，各国之所以不得不接受，是因为各国都不能失去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支持。此时，谁敢不迁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空洞的国际团结理论，就可能会导致大联盟的严重分裂。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俄罗斯帝国独裁者的愿望和目的或许要从其政策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来分析。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vonMetternich）和政治保守人物，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危险的空想家，是个“加冕的雅各宾”。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Canning）与美国总统门罗制定了的政策，以保护自由原则不受亚历山大一世为维护制的合法而进行的干预。要理解亚历山大一世矛盾的外交理念，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特别是在其政治理念演变的各个阶段，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事。……继承罗曼诺夫家族的皇位时，亚历山大一世年仅二十三岁。恰尔托雷斯基奉命到首都圣彼得堡扮演——并非担任——俄罗斯帝国首相的角色，亚历山大一世兑现了他早先许下的承诺。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可以倚重身边的朋友——他们绝不会吝惜鼓励和支持自己，少年时代的密友、“非正式委员会”的成员，从欧洲各地回到了圣彼得堡。当年，为了保护亚历山大一世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保罗一世将他们半流放似的远远驱逐。此刻，诺沃西利采夫伯爵虽然羡慕英国新颁布的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但仍然急速归来。法国大的崇拜者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因敬仰民主而踏上了向往的“民主之”，此时也调转方向返回圣彼得堡。在这些非正式的顾问中，亚历山大一世欢迎的当然还是昔日的恩师拉阿尔普。一接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召唤，拉阿尔普就快马加鞭地从瑞士赶来。
可惜的是，首先引起新注意的并不是“非正式委员会”朝思暮想的国内政治改革，而是一场国际危机。就在遇刺之前，保罗一世极不明智地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结盟，致使英国对俄罗斯帝国、瑞典王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所有船只实施禁运，俄罗斯帝国创立的“武装中立同盟”不得不再次恢复，以打破英国的封锁。1801年2月，西印度舰队也奉命进攻墨西哥湾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属地。同时，另一个中队在海军将领海德·帕克（HydeParker）和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Nelson）的率领下驶向波罗的海。虽然丹麦海军军官费舍尔（Fisher）进行了英勇抵抗，1801年4月2日，英国舰队还是在哥本哈根战役中大胜。英国开出条件，要求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与俄罗斯帝国解除盟约，但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信守承诺，坚定地拒绝了。得胜的英军沿着波罗的海前进，扬言要占领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
于是，刚刚的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危机。时间紧迫，他根本无暇权衡诸如“北方大国”发誓要捍卫的“中立国的权利”问题。当务之急是，他必须找到快速、可行的挽救办法来维护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保卫一攻即破的首都。
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和解，哪怕这会令他脸上无光，因为这样能换来暂时的喘息，以便全力投入势在必行的国内改革19。亚历山大一世对战争有着近乎生理上的反感——尽管他深受大臣们所谓“阅兵狂热”症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了恰尔托雷斯基理想主义的和平理念的影响。……1803年，俄罗斯帝国不光彩地解除危机后不久，亚历山大一世任命恰尔托雷斯基为外交大臣，因为在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事务上，恰尔托雷斯基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虽然俄罗斯帝国与周边关系堪忧，特别是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但恰尔托雷斯基还是宣布了一项和平计划和一项迎合亚历山大一世野心的外交政策：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使俄罗斯帝国的各种力量顺应沙皇高尚的思想。俄罗斯帝国一向追求光荣和卓越，这种追求有利于全人类。实现伟大又长远的目标，既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追求，也需要耐心，还需要技巧。我坚信这种追求会让俄罗斯人民骄傲。我希望沙皇能成为文明世界的和平仲裁者，保护弱小免受欺压；希望他的统治，能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欧洲政治新时代。
1804年，恰尔托雷斯基担任外交大臣后不久，拿破仑下令抓走正在巴登大公国的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LouisJoseph）的孙子昂吉安公爵路易·安托万（LouisAntoine）。昂吉安公爵被拖到了法国边境，经过闹剧式的军事法庭审判后，在万塞讷城堡的护城河附近被。在中立国领土上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以及伴随而来的司法谋杀，激起了全欧洲的愤怒抗议。这桩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令全欧洲悲痛不已。仅仅过了两个月，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各国，就接到了拿破仑正式称帝的通告。拿破仑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入欧洲的行列，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虽然他从执政变成皇帝不过是头衔的变化，但俄罗斯帝国坚决不承认他的皇位。只有奥地利帝国和卑躬屈节的霍亨索伦王朝害怕得罪拿破仑，默认了这位在法国大中崛起的将军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这正是欧洲强国再度联合的好时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承担起恰尔托雷斯基热切期望他扮演的调解人角色。通过《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InstructionstoNovosiltzov），他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各种设想和谋划终于初步形成。
《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的一段话，涉及英、俄同盟应对法兰西帝国采取何种态度，如今看来这也很重：在我要谈谈，我们必须用怎样的语言来与法兰西人民对话。我们虽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法兰西人民，但要通过公正、仁慈和宽容的原则让他们相信，英俄同盟做出的承诺是可靠的。之后，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宣战的对象不是法兰西民族而是法兰西，就像对待任何欧洲那样。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中，丝毫没有提及他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18世纪的哲学家视之为解决国际弊病的良药），也没有表现出要干预邻国内政的意思（这一政策后来导致立宪大国极为痛恨神圣同盟的主张）。
或许，以下才是《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的核心部分。在对历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短暂研究后，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个保障欧洲长久和平的方法：建立国际联盟，制订盟约。国际联盟的指导原则，即国际法的指导原则，以国际调停代替战争：既然已经和平了，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碍能阻挡我们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和平条约，使之成为欧洲各国交往的基础。我相信，如果没有个别之间签订的将排斥在外的和平条约的干扰，一个广泛的和平条约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产生，并且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将为之全力以赴。
早在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ofWestphalia）时，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当时，由于政治危机紧迫和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不允许这种设想的推进，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很多外交基础。欧洲各国签订共同和平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虽然我们无法保和平，但如果和平条约能够明确地体现并清晰地阐述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那么和平的进程将被大大推进。为什么我们不能制定一部国际法，来保障中立国的权利，保在第三方全力斡旋前绝不发动战争呢？在通过恰当的方式审视了双方的不当之处后，调停者难道会故意让战火重燃吗？只有贯彻共同遵守的原则，真正持久的和平才有望实现。
有趣的，是要加入这个被倡议建立的“和平同盟”，由各国自愿决定。显然，亚历山大一世认为加入和平同盟的好处显而易见，欧洲所有文明必然了然于胸，心向往之：显然，各国各自为政是危险的。在经历孤立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和困扰后，相信大部分都有意愿加入和平同盟。它不但能确保各国的外部安宁，还能确保各个内部稳定，特别是对小国有利。
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考虑了具体操作的问题。《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有一段基于政治、地理、战略与经济来划分国界的论述，有趣：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有必要确定每个独立边界。遵照自然地势划分国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山脉、海洋的划界等。，我们要保各国有适当的途径以交换其物产和商品。一个由同一民族自愿集合而成，由民族自决的来治理。
，鉴于“欧洲均势”的传统和一直困扰欧洲的少数民族问题，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法——让小部落组成邦联，以获得足以抗衡周边大国的实力：几来，欧洲纷争不断，这都是因为我们没能建立势力均衡的体系。要断定“欧洲均势”体系究竟能为欧洲的和平开创多大局面，现在言之过早，还要看有哪些加入，以及局势的自然发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必须加强中等力量，使它们至少在保护国或者盟国能够为其提供支援之前，有能力保护自己。同理，较小存在不利于我们和平目标的实现，因为这些毫无抵抗力的小国，只会诱惑那些野心勃勃的大国去占领它们。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就是使它们联合起来成为大国或组成某种形式的联邦同盟。
俄奥联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失利，致使《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倡导的原则推迟了近十年才实施，但亚历山大一世坚信，正是在他所倡导的原则基础上，才有了第次法同盟宣誓的目标：全面解决欧洲问题。实际上，英国赞同亚历山大一世的提议。 除了蒂尔西特联盟的不稳定时期外，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诺沃西利夫担任外交大臣后持续了十多年，阿尔贝·索雷尔和亚历山大·旺达尔在得到很多研究者无法获得的档案后，对这段外交史作了深入研究，发现并认真诠释了这段重要时期的相关史实。然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被征服者拿破仑的光芒比征服者亚历山大一世的还耀眼。对法兰西帝国的热情蒙蔽了两位作者，使他们忽视了导致法兰西帝国覆亡的一个因素。如今看来，这个因素至关重要，即亚历山大一世反复强调建立和平组织和欧洲体系在反法联盟赢得胜利中的作用。毫无疑问，在说服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和柏林的政权参加欧洲共同防御拿破仑军队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一世反复抛出欧洲重建计划。然而，只有亚历山大一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TreatyofConcert）。亚历山大一世依然坚信自己正在完成一项国际使命，正在成为全世界的军事。1805年，随着奥斯特利茨战役失利，第次法同盟失败。亚历山大一世因疲于应付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拿破仑及其高奏凯歌的军队而无法捍卫自己在《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表达的国际理想主义。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亚历山大一世仍然坚持欧洲大团结的理想。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期间，俄军之所以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战役中惨败，是因为亚历山大一世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讲义气，一心想使对方免于承受太晚加入反法同盟的后果。
拿破仑已经将一把尖刀顶在了俄罗斯帝国的胸口上。他在蒂尔西特迫使俄罗斯帝国订下“城下之盟”，俄罗斯帝国被迫再次加入了法兰西帝国的“大陆封锁”。亚历山大一世不禁回想起，拿破仑当初是如何利用父亲保罗一世病态的虚荣心来让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结盟的。《蒂尔西特条》（eaceofTilsit）背离了亚历山大一世此前宣称的所有原则，是一种机会主义政策。《蒂尔西特条约》支持俄罗斯帝国“染指”芬兰，重新划定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这不过是给俄罗斯帝国的蝇头小利罢了。在亚历山大一世陷入严重军事危机时，法兰西帝国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重拾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在这之前，俄罗斯帝国宫廷中的保守派一直指责他背弃了这一政策。然而，从一开始，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在蒂尔西特缔结的同盟就有名无实。事实上，虽然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互相承诺、相互恭维，但两国的外交官员始终在斗争，双方既没有停战的意愿，也没有共同利益可以促使两国停战。除了将两个的利益短暂捆绑在一起几个月，《蒂尔西特条约》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之间著名的涅曼河会晤后，不到一年，亚历山大一世就和拿破仑奸诈的政敌——刚刚辞去法兰西外交大臣职务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deTalleyrand-Périgord，即塔列朗）——在埃尔福特会晤，这说明亚历山大一世早已准备背弃法俄“同盟”。经过三年的欺骗和外交逃避，亚历山大一世兴高采烈地放弃了与拿破仑瓜分欧洲的计划，恢复了此前与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双边谈判。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向新盟友、拿破仑从前的大将、瑞典王国王储让-蒂斯·贝纳多特（Jean-BaptisteBernadotte）保，英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共同任务是“在欧洲恢复自由主义的统治，挽救正在滑向野蛮深渊的欧洲”。
其实，从一开始，亚历山大一世就忙着思考如何让当前的军事胜利成为下一段国际征程的起点。亚历山大一世绕过，直接向人民呼吁，并且警告他们的统治者们，如果继续卑鄙地坚持邦联制度，那就必须要倾听人民的呼声。联合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的《卡利什条约》（TreatyofKalisch），是与德意志人民签订的，不是与其统治者签订的。
随着一系列事先商议好的政治、军事协议的签订，第六次反法同盟正逐步形成并巩固发展，三国于1813年6月14日和15日签订了《赖兴巴赫条约》，它是影响整个欧洲未来命运的大体系中的第二个环节，这些条约标志着英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正式结盟，第六次反法同盟形成了。在《赖兴巴赫条约》中，英国重申了自己的欧洲大陆政策，慷慨出资，加强了与盟国的合作。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承诺支付俄军和普鲁士军队巨额费用，但同时重申了亚历山大一世之前的提议，禁止欧洲各国单独与法兰西帝国谈判。《赖兴巴赫条约》的前两项条款明确规定，收复“被法兰西帝国占领的德意志领土是我们的共同目标”。1813年9月9日，根据《托普利茨条约》，奥地利帝国也加入了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年10月的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决定了拿破仑的军事命运。外交时代即将开启。
莱比锡战役后，就连反法联军总司令奥地利亲王卡尔·菲利普·施瓦岑贝格（KarlPhilippSchwarzenberg）也认为，这是军事上可获得的成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除了亚历山大一世！”这位奥地利军事家面对亚历山大一世誓与法兰西军队奋战到底的决心，已经震惊得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了。亚历山大一世认为，如果没有一场全面胜利，自己一心想建立的世界和平将是海市蜃楼。于是，反法联军继续向巴黎挺进。“军队缓慢而艰难地向前推进，外交官交头接耳，谋划着什么。”在沙蒂永，拿破仑要求和谈。随着各国开始图谋私利，矛盾再次爆发。显然，要让反法同盟内部达成一致，其难度不亚于推翻拿破仑的统治。很快，在蒙米拉伊战役和蒂耶里堡战役中，法兰西军队获胜。于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暂时搁置了分歧。然而遗憾的是，在奥布河畔阿尔西战役费尔普努瓦斯战役中，反法联军再度与法兰西军队势均力敌，反法同盟内部又吵得不可开交。
沙蒂永和谈俨然就是一场闹剧，剧情十分拙劣。拿破仑谈判的态度随着其军事处境的变化而变化，时而真心，时而意。直到1814年2月17日，反法联军的和谈条件才确定，并且故意让法兰西帝国越来越难以接受。在拉罗蒂耶尔战役中，法兰西军队惨败，拿破仑立即授权自己的代表“做出限度的让步”。然而，接下来的几场小胜仗又让拿破仑信心满满，拒绝接受反法联军的和谈条件。
1814年3月10日签署的《肖蒙条约》正式确定了欧洲大国统一行动的原则。《肖蒙条约》标志着欧洲政治体系的新开端。莱比锡战役后，所有反法同盟国虽然均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但尚未形成正式联盟，只有一系列复杂的军政草案、条约，如《赖兴巴赫条约》和《托普利茨条约》。这些文件主要针对“欧洲敌人”的军事行动，而对今后欧洲政治联盟格局仅作了隐约的暗示。当的和平谈判迫在眉睫时，构建对所有反法同盟国都有约束力的政策共识，显得十分必要。
1814年3月1日，签订《肖蒙条约》的提议被正式提出。
《肖蒙条约》目的是“恢复大国之间的均势，以确保欧洲今后的安宁”。条约还明确规定了英国应该支付的补贴，其中第五条重申：与法兰西帝国缔结条约后，各国必须采取防御措施，保护各自在欧洲的领土，以消灭法兰西帝国破坏本次和谈成果的一切企图。
这俨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长期呼吁的“相互保障领土”原则。然而，为暂时避免同盟国之间的纷争，《肖蒙条约》故意含糊其辞，只称“欧洲秩序是大家努力的可喜成果”。
当然，一些重大原则还是落字为据。《肖蒙条约》规定：提升瑞士联邦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将西班牙王国归还给波旁王朝；德意志一众邦国成立邦联。《肖蒙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以上规定必须通过“和平干预”的手段来实施；如果未能成功，则需要组织国际联合部队，每个缔约国出兵六万。
由此可见，《肖蒙条约》落实了《托普利茨条约》确定的政策。除了规定反法措施，《肖蒙条约》还为未来欧洲协调机制提供了条约基础。后来，在1815年的巴黎和会和1818年的亚琛会议上，欧洲协调机制被重申并正式确立，成为“欧洲体系”的基础，且在1848年之前一直是欧洲外交的基石。
然而，与之前的条约相比，《肖蒙条约》的措辞有了明显变化。相比之下，亚历山大一世在卡利什发表的公告充满了豪情。他对“欧洲人民”的提醒和呼吁，洋溢着自由主义思想。欧洲外交官不会在任何一个正式协议中找到以成立“基于公法新概念”的联盟来维持欧洲和平的条款，俄罗斯帝国使者诺沃西利采夫曾和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讨论过这一点。《肖蒙条约》完全是欧洲各国相互竞争、制衡的结果。在涉及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时，《肖蒙条约》刻意用语含糊，而这恰恰是其力量所在，在未来将会发挥巨大作用。波兰问题和拿破仑的继承者问题，都被暂时搁置，而“欧洲均势”原则得到了明确保障（第十六条），在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动摇。《肖蒙条约》虽然主要针对的是法兰西帝国——这个破坏欧洲平衡的始作俑者，但其条款足够宽泛，足以把“欧洲均势”原则提升到一个伟大的欧洲原则的级别。
总体上，《肖蒙条约》巩固了各国团结，而大国团结一致正是亚历山大一世越来越坚持的外交原则，所以他很满意《肖蒙条约》。不过，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起作用的，一直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Stewart）。谈判伊始，他就态度鲜明，显然是获得了英国的明确指示，反映出英国对其大陆政策所施加的限制。卡斯尔雷子爵称：“《肖蒙条约》不会随着战争的终止而失效，它将会明确欧洲共同防御措施，以保任何一个缔约国在受到法兰西帝国攻击时，都能得到救援。法兰西帝国一旦入侵欧洲任何一个缔约国，都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英国这种“有所保留”的联盟政策的逐步，破坏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欧洲无条件联盟”的理想框架。英国决意不参与欧洲大陆的内部纷争，鉴于此，亚历山大一世很快提出了一个国际行动计划，要求各国承担维护欧洲团结的义务。只可惜，这个在《神圣同盟盟约》中无比神圣的团结原则，却与亚历山大一世当初的理想主义构想背道而驰。
1814年3月30日，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陪同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几天后，拿破仑·波拿巴签署了退位诏书。签订份《巴黎条约》前夕，即1814年4月日，各国签署了一个公约，其中的一个核心条款后来成了《巴黎条约》的基石——该条款要求法兰西帝国退回到1792年1月1日时的疆界。这意味着除了莱茵邦联的个别区域，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时代占领的所有土地都要退还。
拿破仑退位后，在外交政策上，复辟的波旁王朝遵循“往事不提”的原则。亚历山大一世参观巴黎铸币厂时，法兰西王国特地为其打造了一枚勋章，上面写着“致欧洲和平的再造者”，勋章背面精雕着法兰西王国的国徽和“纪念1814年4月法兰西王国加入欧洲大联盟”的字样。然而，这两句铭文要在几个月之后才具有现实意义。其实，《巴黎条约》附加的秘密条款已然明确了反法同盟国对法兰西王国的政策。其中规定：根据（《巴黎条约》）第三条规定，对于法国放弃的领土的归属，将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反法同盟国共同讨论决定。这必将产生真正和持久的欧洲均衡。
虽然反法同盟国一再强调，《巴黎条约》旨在“消除过去一切不幸所造成的伤痛”，但实际上，每一条都展示的是战胜国在惩罚颓然欲倒的敌人。
除了已经通过《托普利茨条约》和《肖蒙条约》结为同盟的，西班牙王国、葡萄牙王国和瑞典联邦也受邀签署《巴黎条约》——尽管它们都曾背弃亚历山大一世一再呼吁的“联合行动”原则，与法兰西帝国单独议和。通过这几个条约，欧洲的八个主要大国基本达成一致，希望再找到一个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加入。亚历山大一世认为欧洲联盟的基础已经打好了，各国的及其代表，带着会议的成果先后回国了。此时，反法战争早期的国际团结精神，似乎再次将反法同盟国凝聚在一起。然而，历史学家阿尔贝·索雷尔（AlbertSorel）一语道破天机：“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只是被暂时搁置了，等到维也纳会议再议。”维也纳会议如期开幕了，场面十分壮观。不仅有二百一十六个外交使团（几乎代表欧洲所有基督教大国）参加了这场“国际盛会”，还有四位国王和两位皇帝亲自到会。文明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看这些首脑齐聚一堂要做出怎样的决定。为了让谈判不那么单调，也为了不让跟随的下属以及他们的夫人无聊，各种舞会、狂欢和联赛轮番上演。
没有人比亚历山大一世这个理想主义者更热切地期待着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圣彼得堡的短暂停留使他确信，自己不仅是俄罗斯帝国的合法，更是子民拥戴的——特别是当他得知，庞大的帝国上上下下都对其亲自参加维也纳会议表示赞许。亚历山大一世更坚信，欧洲战火得以平息，俄罗斯帝国功不可没。欧洲欠他如此大的人情，必然会推举他为谈判的，由他出面开创的和平局面。
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前往维也纳的是俄罗斯帝国一整套外交班底。在信中，普鲁士外交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vonGentz）批评亚历山大一世把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丢在一旁，打算自己亲自出面谈判。亚历山大一世执意绕过中间人，亲自参与谈判，引发了其与俄罗斯帝国大元帅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PyotrAlexandrovichTolstoy）伯爵的争执。“他仗着自己与亚历山大一世关系亲密，反对其亲自谈判，因为他认为这样极不体面。诸如此类的批评伤害了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决定与大元帅托尔斯泰伯爵分道扬镳。”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很快就会后悔没有听取谋臣的良言。没有了中间人作为缓冲，他需要在各国激烈的争论中迅速作决定，这对他很不利。自命不凡、拒不遵守外交惯例，导致亚历山大一世不止一次地陷入被动。还有一事同样令人不安，他过于轻信私交，如听信恰尔托雷斯基、安东尼奥、拉阿尔普等人的建议，而忽视俄罗斯帝国历来倚重的正规信息渠道和专业顾问。
关于维也纳会议的谈判，曾有许多学者详细研究过大量资料，如法兰西代表塔列朗和奥地利代表梅特涅的回忆录。鉴于本章的写作意图，我们仅讨论维也纳会议对建立国际会议体系的作用和对建立“维也纳体系”的划时代意义。欧洲大联盟的成员国不愿意看到新势力加入谈判，它们希望维也纳会议是反法同盟国之间的一次协商会。直到1814年11月1日，也就是各国代表汇聚一堂一个月后，梅特涅仍然称“议会不像议会，委员会也没有委员会的样子”。在他看来，维也纳会议的作用是“把欧洲分裂的各国齐聚在一起”。
仅仅几天后，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就声称：维也纳会议的言论吓到普鲁士人了，他认为等相关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后，再召开全体会议。换言之，他认为这场“意义重大的欧洲会议”的使命，只是正式确认一下反法同盟对战利品的瓜分。
亚历山大一世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饱受质疑。他的政策听起来很奇怪——混合着国际理想主义和俄罗斯帝国的实用主义；动听的辞藻背后，显然是凭借军事优势攫取利益的算计。他一再重申：“我图的不过是一个机会，以弥补叶卡捷琳娜大帝犯下的罪行。”这话虽然令人感动，但多少有点儿故作姿态。他打算通过把被赋予自由的华沙大公国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范围，进而恢复古老的波兰王国。然而，英国和奥地利帝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联合成为欧洲一霸的领土变更。英国和奥地利帝国希望波兰能继续作为东欧、西欧的缓冲地带。
亚历山大一世坚信自己对欧洲恩重如山，欧洲势必答谢自己为反法同盟事业做出的牺牲。然而，在阐明要求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众口一词的反对之声。此后是一场接一场的私人会晤，每次都不欢而散。到处是流言蜚语，有人说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会谈时盛气凌人，这位奥地利外交官则回以貌似不失礼，实则不无蔑视的答对。1814年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致信亚历山大一世，明确反对亚历山大一世对华沙大公国的意图。这导致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恰尔托雷斯基受命为“波兰复国的权利”辩护。波兰复国的理念恰好与《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的主要精神相符。这场以私人信函形式进行的不同寻常的大辩论，以亚历山大一世怒不可遏、拒绝继续谈判终结。事实明，“亲自参与谈判”的后果，被托尔斯泰伯爵不幸言中。
此前因利益纠葛和野心而吵翻的各国，此时又开始重新呼吁团结，呼吁塔列朗著名的“正统主义”。各国的利益纠葛使局面变得异常复杂，似乎只能靠“正统主义”原则取得共识了。亚历山大一世有军事实力撑腰，而卡斯尔雷子爵之所以不便公开打压亚历山大一世的气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正陷入与美国旷日持久的战争，力有不逮。1814年12月24日，与美国签订《根特条约》（TreatyofGhent）后，英国在军事上有了余力。卡斯尔雷子爵立即宣布，支持法兰西外交大臣塔列朗的结盟提议。塔列朗很满意地完成了他长期以来希望法兰西王国、奥地利帝国与英国秘密结盟的愿望（1815年1月）。
仅仅几周前，法兰西王国还战战兢兢，准备任由欧洲各国惩罚自己，现在却突然发现，它杰出的外交人才已经将原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奥地利帝国和英国，变成了自己的战友，正式和自己秘密结盟，以阻止另外两个同盟国——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近暴露得相当明确的企图”。结盟条约称：愿上帝保佑，但如果有不幸的状况发生，英国、奥地利帝国和法兰西王国同意联合起来，维护《巴黎条约》制定的原则。
这时，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反法同盟国之间你争我吵的局面暂时缓和了。《肖蒙条约》确立的原则被重申，欧洲各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拿破仑背叛了全欧洲的共同事业。很快，拿破仑的“百日王朝”被推翻，反法同盟国与法兰西王国陷入了一种不清不楚、十分尴尬的关系。有种观点认为，波旁王朝应该为他们未能明“正统统治”的好处而负责。此外，在维也纳会议上，各国的矛盾暴露无遗，反法同盟被严重分化。法兰西王国、奥地利帝国、英国之间的秘密结盟条约，被仓皇出逃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八（LouisXVIII）忘了个精光，却被亚历山大一世获悉了。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明知波旁王朝两面三刀，但还是倾向于对法兰西王国从宽处理，因为此时一种神秘的虔诚在指导着他行事。可惜，同盟各国认为这纯属是他的自我标榜，而这种虔诚促成了缔结神圣同盟的谈判。不过，在滑铁卢战役中，俄军作用甚微，亚历山大一世感觉自己的威望明显降低了。
普鲁士王国要求十二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但在同盟国授意它占领卢森堡后，便同意减少赔款金额。同时，法兰西王国外交大臣塔列朗被解职也缓解了局势。黎塞留公爵阿尔芒-埃马纽埃尔·德·普莱西（ArmandEmmanuelduPlessis）作为同盟国都能接受的人选，接任了法兰西外交大臣一职。1815年11月20日，第二份《巴黎条约》正式签署了。
就在同，对确立“维也纳体系”至关重要的《四国同盟条约》（TreatyofAlliance），在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英国（以及普鲁士王国）之间签署。其中有一个重要条款：第六条为保条约的执行，以及维持四位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缔约国同意定期会晤，或派代表举行会议，协商各国的共同目标及审议那些被认为对欧洲的和平与繁荣益的措施。
此前，亚历山大一世要求拟定一项条款，以体现同盟持久团结、亲密无间的决心。但英国一直兴趣不大，不愿意加入任何没有具体时限的“欧洲行动”，甚至不愿意支持《肖蒙条约》和《维也纳条约》所确立的原则。在亚历山大一世拟定的条款基础上，卡斯尔雷子爵作了修改，制定出了更易于英国接受的，上文所引用的“第六条”。
《四国同盟条约》和第二份《巴黎条约》都没有提到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于1815年9月26日签订的条约，即后世所说的《神圣同盟盟约》。亚历山大一世的神圣同盟宣言究竟有何意义，以及它与“维也纳体系”的关系，还有待我们去认识。
如果当初亚历山大一世满足于成为拿破仑的征服者，其美名可能会长久流传。但在维也纳会议的谈判中，亚历山大一世多次表现出理想主义者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结果令人遗憾。正如皮埃尔·雷恩（PierreRain）所说：长久以来，一直闪耀在亚历山大一世头顶上的胜利者的光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终于变得暗淡了。他作为征服者来到维也纳，打算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故都继续扮演他自反法同盟开始就一直在扮演的角色——欧洲的仲裁者。让人没想到的是，只有在贵妇中间、沙龙上，他才得偿所愿；在会议上，他得到的只有糊弄和轻慢。他那点儿外交本事，梅特涅早就了如指掌。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生的梦想遭到亲密顾问的反对和误解，即便在利的局面下也无法实现。
虽然亚历山大一世已在《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了有关建立国际组织、“欧洲协调机制”的构想，而《肖蒙条约》之前的一系列军事条约也已经体现了这些构想，但就在他打算于国际会议上正式实施这些主张，在列位面前展示自己有关“欧洲协调机制”的宏图时，拿破仑杀了回来，扰乱了他为实施波兰王国复国计划而展开的外交斡旋。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军队离开了维也纳，失去了详细阐述自己国际行动计划的时机。在维也纳会议即将落幕的几天里，由普鲁士外交家根茨起草、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修订的《议定书》得以通过。至此，冰冷的“现实政治”体系完胜。

2022年以来，俄乌局势一直牵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俄乌不仅给双方带来巨大损失，也对欧洲安全格局形成重大冲击。以“世界”自居的美国，在俄乌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是造成这场不断升级的主要推手。 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干涉，可以追溯到深刻影响欧洲的法国大与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安全体系亟待重建之时。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极力邀请美国加入神圣同盟，参与欧洲事务，但年轻的美国拒绝了。 神圣同盟的盟约奇特，它没有明确规定每个成员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只要求各国在内政和外交中担负起“上帝要求人类承担的责任”即可。空洞无物盟约不仅难以执行，无法预见的政治后果也让欧洲诸国心中充满猜忌。 亚历山大一世从小接受启蒙教育，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会与崇尚启蒙思想拿破仑结盟了。而在1812年打败拿破仑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却愈发像个蛮横的专制，一心建立起一套由他掌握的欧洲调停机制——制约法国的野心，保持普奥之间的平衡，同英国保持稳定的外贸关系。其中为关键的是拉美国入局——利用英国和美国的矛盾，让美国成为其外交盟友，一起反对英国的政策。美国一旦参与欧洲事务，就不便承认南美的叛军。欧洲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手伸过大西洋，继续殖民美洲。美国早就意识到，欧洲各国总是回避棘手的欧洲问题——因为利益纠缠，问题往往变得异常复杂，所以就团结起来对美洲指手画脚。作为反击，美国于18年了著名的战略“门罗主义”，声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打着反对外部干涉的旗号，服务于美国自身向西部的领土扩张。 《神圣同盟》一书虽然体量小，但意义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竭力缔圣同盟的目的和用意，阐释了门罗主义及其与神圣同盟的关系。其中尤为值得赞赏的是克雷森指出，要从亚历山大一世的成长经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和事来理解其政治理念的演变。克雷森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因工作之便可以接触到丰富的资料，对于美英俄等国的利益纠葛、欧洲安全体系重建过程阐述得清楚。《神圣同盟》将欧洲神圣同盟的建立与美国“门罗主义”的推出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欧美历史相互纠缠的关系，揭示了这段历史对近现代世界的深刻影响，对于研究欧美关系、看清当今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有重要辅作用。

十八世纪末、十纪初，欧洲爆发了影响深远的法国大和拿破仑战争。 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人们试图寻找一些办法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神圣同盟”应运而生。“神圣同盟”的者、“两面神”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幼受启蒙思想影响，对内施行自由主义改革，但1812年打败拿破仑、挽救整个欧洲后，其执政理念陡然改变，成为、维护专制的保守主义者。他提出了创建“神圣同盟”和“欧洲协调机制”的外交构想，试图称霸欧洲，甚至插手美洲事务。 本书以亚历山大一世缔“圣同盟”的过程为主线，辅以对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政策描述，解读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格局，分析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心态转变历程，以及美国、英国、俄国之间的利益纠葛，诠释了没有具体内容、仅凭兄弟友爱结盟的“神圣同盟”为何会遭到反对，以及美国为何从孤立主义转向扩张的门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