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历史自信王英梅

引？言？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价值旨趣和核心要求…………001
章？人间正道：中华民族的底气来自历史自信014
一、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015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022
三、伟大复兴令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031
四、 中把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039

第二章？苦难辉煌：的求索增加了历史自信049
一、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050
二、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054
三、中对世界的伟大贡献061
四、经受各种风险考验，铸造了中独特的优势066

第三章？历史交汇：站在实现第二个奋斗目标新征程上076
一、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077
二、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080
三、地具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能力085
四、地面临“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局面088

第四章？反求诸己：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095
一、“大一统”的形态、治理智慧与现代元素096
二、中领导下的“大一统”制度体系105
三、中“大一统”领导制度的整合与优化115
四、坚持自我，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119

第五章？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新时代中国之“的”129
一、大道之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30
二、深刻理解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37
三、“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揭示144
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152

第六章？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人民群众中来157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158
二、识变：中人民中心论的历史沿革163
三、应变：中人民中心论的实践进路167
四、求变：中人民中心论的评判标准181

第七章？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从战略思维上看问题想问题187
一、战略思维决定中战略方向188
二、中战略思维的鲜明特征194
三、中战略思维的逻辑内蕴204
四、员干部要全面提升运用战略思维能力214

第八章？守正创新：传承弘扬中华文明血脉222
一、文化底蕴使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2
二、中华文明复兴是历史的必然225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228
四、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4

第九章？备预不虞：在学习教育中筑牢历史记忆241
一、历史的回顾242
二、历史的启示250

结束语？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262

王英梅，女，吉林榆树人，博士，副教授，著有《做合格有为的员》《为什么要加入中》《全面从严治100问》《作风决定作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员干部读本》《新时代员干部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等，发表学术60多篇。

章人间正道：中华民族的底气来自历史自信循大道，至万里。记录与探究历史是人类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曾讲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是的教科书。”中国历史的特质，一来持久，从未断裂；二来变化，流动不居。贵在“求其久”，重在“察其变”，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民族”“创造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岀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底气拥有历史自信。
一、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于艰难中挺立，在困厄中奋发，锤炼出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独领风骚数千年，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独特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如此辉煌并存续至今？近代为什么又一度落伍？其中有哪些因素，对未来的中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为了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探寻规律，以此作为判断未来走向的依据，我们先对基本概念作一简要解析。
（一）基本概念中国。简单来讲，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早是指西周京畿（今洛阳）地区，后演变为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夷”。“中国”同时又以“华夏”“中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代称出现。
华夏。“华夏”，单称“华”，或单称“夏”，春秋以后始见记载，是建立西周的姬姓之族的自称。至于“华夏”的含义，学者孔颖达解析：“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见，“华”指服饰，在服饰华美、注重礼仪的周人眼中，以“华”表示自己文化习俗的美好。“夏”为“大”，这是指一定政治实体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一般来讲，只有经济发展，才会促进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进步。所以，“华夏”一词代表着当时的文化。
中华。大约在魏晋时期，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的“中华”一词出现。“中华”在历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晋书?陈传》记载：“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这里以“中华”对“四海”，显然是承接“中国”的地理概念。从南北朝开始，“中华”一词已突破了“华夏”主要指汉族的局限，开始向包括中国各民族的词义发展。尽管华夷之别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渐渐淡化，“华夷一家”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文化。《补亡诗?由仪》有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所用“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自然属。文化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它同时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实践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例如，块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凡是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文明。“文明”一词在《易经》中多次出现，如“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这里的“文明”是文采光明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文明之变迁，实为生产方式之变迁。关于“中华文明”，学界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是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舞台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主表在两个方面。纵向而言，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文化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状态的一种禀赋，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文明是相对人类自己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横向来看，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积极的、消极的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积极的内容。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道：“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显然，这里的“帝国主义文化”中的“文化”一词，是不能用“文明”来替换的。然而，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明”一词，可用“文化”代替。可见，“文化”的使用要比“文明”宽泛，正如学者王炜民所指出的：“传统文化包含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而文明则主要指进步、积极的内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名称，是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和谐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存在。根据学界的梳理和研究，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20世纪初站在近代中国时代前列的梁启超。梁启超说：“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由此便引申出广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即所有认同中国和中华文明或自认是中华儿女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广义的中华民族不仅包括定居在国内的中华民族成员，还包括虽因各种缘由移居海外但与中国和中华文化保持着这样那样联系的华侨华人及其后代。
（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根据地下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有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遗址、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文化遗存、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文化遗存。其中，元谋猿人和北京猿人是已知早用火的古人类。恩格斯曾说：“就世界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这是我国先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除此之外，还有遍布全国多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华文明发展链条，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明了中国是早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大邦者下流。”从世界文明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处于地位，并且至少有五个高峰期或辉煌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个高峰期（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与环地中海地带是当时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源头。恩格斯曾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的产部门。”这说明农业是文明出现的重要保。考古发现，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原始农业活动的迹象。随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超过了古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对世界农业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还是大、早的水果原产地之一，如桃、李、杏、梅、甜橙、甜瓜等。中唐的陆羽曾系统地编著了世界上部茶叶学专著《茶经》，因而被后人祀为“茶神”。
第二个高峰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世界文明形成期的四大原创文明主要是指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所谓原创文明，就是独立起源的文明，没有文明的帮或扶持、完全自主的文明。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和生成期。商朝后期把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发展到高峰阶段，同时也把中华文明形成的铜制工具、书面文字、原始城市、原始四大标志发展到一个大大高于炎黄时代起源期的新水平。是明社会的概括，是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
第三个高峰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标志物是中华文化出现了“三大元典”——《易经》《诗经》《尚书》。“三大元典”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断期可谓一枝独秀，并且其经典的篇章、哲思的语言，往往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中引起情感的共鸣。当时，除中国之外的原创文明几乎都发生了中断、低落或逆转。
第四个高峰期（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这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统一和强盛时期产生的高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定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当时中国既有“铁器—农业—交通—城市—商业”，又有“老子道学—孔子儒学—孙子实学”，并由此引出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思想史、世界思想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的历史成果，是逐步建立了具有民族文化基础的统一的古代民族——秦与汉。与单纯靠武力征服的西方强大帝国相比，中国秦、汉两代帝国的显著特点是有统一的民族文字、统一的民族文化、统一的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制度。汉朝还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黄金之路，为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艺由之路。这是我们具有历史自信的底气，是我们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们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具有深层次的文化根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契合。这种文化契合促使马克思主义从“外来”转化为“本来”，同时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转化为“现代”，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型人类文明的基本特质。这是坚定历史自信的道路支撑。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个高峰期（公元1000年前后的唐、宋、元时代）。宋代三大发明与文化复兴，这是中华文明的转型期。宋代经济、科技、文化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历史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有三项出现于宋代，分别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这三大发明不仅是对中国，更是对人类文明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西方“近代科学之父”培根曾说：“印刷、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无过于这些机械的发现了。”可以说，在西方中世纪出现文化衰退之际，中国文化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文明之光。
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有独的值体系，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伟大的文明。但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兴起和近代工业脚步的加快，近代中国很快落伍了。故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辉煌所造就的奢梦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几乎的灭顶之灾。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
中国的近代史，是指1840年战争以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因此，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苦难史、挨打史和落后史。
（一）战争：以清的失败而告终战争，通常指次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英国经常称其为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白银作为流通领域里的硬通货，保持了币值的稳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随着流入数量的急剧增加，白银开始大量外流，和百姓的负担大大增加。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至6月25束，销毁总重量为6254斤。林则徐等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苟利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精神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遗产。但是这一正义的历史事件，英国却以此为主要借口，在1840年6月，派出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封锁中国海口，战争由此开始。这次战争以中国失败、中英双方签订中国历个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告终。接着，1843年10月，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也趁火打劫，逼迫清相继于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古老的中国遭受到的冲击，开始向外国、、商定关税等，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中国近代史在屈辱中开始。
（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1840年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列强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输出等各种手段，使中国逐渐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属于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正如李鸿章曾在一封奏折中对此发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哀叹。
军事侵略。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侵华战争就有五次，即次战争、第二次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其中，1856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战争，把侵略的魔爪从沿海深入内地。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惨遭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略中国，全面控制了清。在这期间，列强通常用战争和威胁手段获取侵略利益，然后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中以《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影响，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悲凉三部曲”。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与葡萄牙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侵国领土多的是沙皇俄国，共侵占151万多平方公里。列强们在侵占领土的基础上，还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中国人民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
政治控制。第二次战争后，英、法、俄、美等列强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这些驻华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的“太上皇”。列强还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近代海关的历，一共有5个外国人担任过总税务司一职，其中第二任英国人赫德任期长达45年之久。列强还把清改造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1862年，清向英、法等国“借师”，同太平天国运动。1纪末20世纪初，清与列强共同了义和团运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完全成为他们驯服的工具。清在辛亥的打击下即将灭亡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转而扶植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继续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新工具。后来，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外继续坚持妥协投降的方针，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封建主义、官僚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过程，他们之间是互为工具和靠山的关系。
经济掠夺。战争前，清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次战争后，清相继开放广州、厦门、福州等地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为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从1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殖民政策由直接掠夺为主变为以商品输出为主。《马关条约》签订以前，列强以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的殖民贸易进行经济掠夺，又利用协定关税权、海关管理权、片面惠国待遇、免除子口税、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等一系列经济特权，高价销售其商品，廉价掠夺原料，还伴随着走私贩毒、掠夺华工的卑鄙勾当。《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又大力在中国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设厂，以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比起来，列强更直接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了更高额的利润。据统计，近时间，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1901年收入总额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就达.亿两白银，相于时日本财政4年半的收入。这一笔笔巨额赔款，一方面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膏血，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成为列强进一步剥削和掠夺中国的资本，使中国成为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形成中国日益贫困的恶循环，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清朝灭亡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金融危机接连不断，追根溯源无不与近代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密切相关，这些巨额赔款掏空了精气神，使之偶感风寒，便会病入膏肓、一病难起。
文化输出。列强的文化输出，有许多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传教士以“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为名，在中国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学校聘请外国传教士主持教务，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宗教知识，其目的是培养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人才。各国基督教会还于1877年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为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1890年，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合作，其文化侵略的力量，实质上“中华教育会”以帮“中国改革教育”为招牌，把它的魔爪伸向中国整个教育界，妄图全面控制中国教育权，使教育成为侵略中国的一条战线。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所谓的慈善机构，如医院、育婴堂，其目的是通过“善士”和“医生”接触广大人民群众，愚弄中国人民。传教士中的某些势力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为列强侵略制造舆论。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搬到中国来。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并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列强的野蛮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持续奋起抗争，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历写下了英勇悲壮的篇章。
有些人讲，战争是“两片树叶”的战争，一片是茶叶，一片是，就是这样“两片树叶”改变了中国。这一说法有一点形象，但在沉重的历史面前，轻飘飘的“两片树叶”说辞太过不负责任，何况是罪、毒的工具“树叶”。探究内在原因，社会制度的腐败、科学技术落后、闭关锁国等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当然，西方列强奉行丛林法则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略，是近代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惨痛的教训！每一名华夏子孙都应该记住这段屈辱史，它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三）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结合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分析，半半封建社会的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四者密切结合、互相联系，呈现出以下一些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因此，近代半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半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的作。
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一般来说，当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外国侵略。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会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战争、第二次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抗日战争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就是在这些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近代中国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富强、人民富裕，二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辩统一形成一个集合体。
三、伟大复兴令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
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也是不断觉醒和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从中英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中国从传统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和附庸，灭种的生存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抵制侵略，保国保种，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时代课题。从根本上说，这一课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寻找到能够承担时代变革重任的主体力量，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充分动员。简而言之，就是要解决“依靠谁”“如何依靠”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近代的中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纷纷展开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而真正的起点是五四运动和中的成立。
（一）近代中国的探索和抗争从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当时中资阶级尚未形成，对抗战争以后外国的侵略和压迫的只能是起义的农民(主要是指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西方影响和影响的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和地主以及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等)。这个时期是中国旧有的地主阶级在分化瓦解，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孕育和形成的阶段，因此这个时期的探索和抗争只是序幕。
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纪中叶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这是农民阶级对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反应，是外国侵略和封建腐朽统治交相为恶、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阶级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自身存在的狭隘、保守、自私和散漫等阶级局限，这决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和建立的社会制度；农民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世界观，更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无法摆脱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们对出路探索与尝试，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战争以前，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便开始派人采访西事，翻译西书，购买西报，组织编译《四洲志》等著作。《四洲志》记述了世界四大洲30多个地理和历史，是近代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林则徐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中外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这部书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这样林则徐、魏源就把御外与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眼光结合起来，从而开拓了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虽然“师夷”的内容也只是局限在“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等方面，对西方的了解还很肤浅，但“师夷”的提出揭开了中国人民睁开眼睛了解世界和迈开步伐走向世界、去追求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洋务运动。1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目睹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力，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把“师夷长技”的思想变为具体的行动，曾轰动一时，成为封建官僚学习西方文明的一次大胆尝试。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致使洋务运动破产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单靠西方科学技术，是不能自强求富的。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1纪末20世纪初，随着的发展、“新学”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运动的兴起，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民权”和“民主共和”等一些新的思想，从而开始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时代意识和世界观念，中国人民的探索和抗争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根本目标是“立宪”，是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政体的一次勇敢尝试，力图通过改革在中国全面推行。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加上实权顽固派慈禧太后的阻挠，变法中途夭折。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不从根本上消灭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仅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是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中华民族觉醒潮流的新起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辛亥。辛亥打着“欧洲思潮”的旗号，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把中国变成一个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1912年，质的中华民国成立，为临时大总统。遗憾的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等原因，辛亥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后又自封为皇帝，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宣告流产。辛亥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有顽固的封建势力，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取得胜利，西方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家国情怀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深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 在旧民主主义的历程中，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派都倾力抗争，但都未能完成民族独立和富强历史任务。究其根本，是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和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这个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把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一是范畴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指导思想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人民掌握了这个新的思想武器；三是领导阶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新的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四是斗争目标的变化，成为中国的前进方向。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这是近代中国历发生的重、深刻的变化。
（二）对近代中国探索和抗争的理解世界意识。古代中国只有“天下”的术语，没有出现“世界”的概念。但战争以后，中国人在纵论“古今”这种单一的纵向思维向多维的横向“中外”思维的变化过程中，逐步产生和拓宽了世界意识和世界意义。列宁曾说：“中国人民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现代意识。古代中国只有“华夏”“族”“类”等术语，没有近代的“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但战争以后，特别是到1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渐次生长的权、民族自强等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发展和丰富了近代民族主义等现代意识。
时代意识。古代中国只有“时世”“时局”等术语，没有现在的“时代”概念。但自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获得了关于“时代”的认识。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时代”“时代”等说法。很显然，时代意识不但萌生了，而且拓展到了新的境界。
独立意识。近代中国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阶级抗争外，还有各阶层、各行业和爱国人士、爱国华侨的各种形式的自发自觉自为抗争，如晚清以来出现过的“商战”“学战”“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卫生救国”以及“学命”“道德”等抗争。因此，这种抗争应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意识的中华民族整体战。
总之，要民族振兴，就实独立和近代化，就要走向世界并自立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断增进就是觉醒。这种觉醒，也意味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化，从“华夏中心”论、“中华本位”论的这种单一的“唯我”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开始多维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即全面地待、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辩关系。
（三）近代中国探索和抗争的特点被动。战争以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用傲物和自我的应对之方来对待西方势力的东渐和入侵。战争曾一度引起落后震动，但紧接着便是雨后忘雷、雨后晴天。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每每与挨打屈辱相联系，“自改革”缺失与“被近代化”表现出相当被动的特点。
矛盾。近代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除了说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还与中国长期“不善师外夷”有关。另外，近代自产生后，逐渐形成世界市场，这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重点是经济文化的竞争，但这一时期仍没破解“以敌为师”的两难困境。
坎坷。深研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是这场抗争和斗争的要领者。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组织程度很低，知识分子又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又具有很强的封闭。这段历史却赋予了知识分子双重使命，既要启蒙大众，唤醒国民，还要带头上战场。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多面作战，前进道路的坎坷崎岖，显而易见。
总之，从林则徐倡导“睁眼看世界”、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再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一次次的救国方案无不涂抹着模仿西方、改变传统的底色。历史明，单纯复制文明等既有发展模式，并不足以拯救中国于水火，旧的已破，新的未立。但尽管如此，这场抗争促进了民族觉醒，民族觉醒又推动着全民族的深层次多元抗争，并呼唤着新的阶级力量站到历史的前台。
四、中把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企盼中奋起抗争、艰难行进。民族复兴的梦想，路在何方？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毅然担当起历史与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以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一来，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穿越风雨，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直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一）中的诞生
中国的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随着西方缺陷的暴露，特别是1914年至1918年的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显现出制度的固有矛盾，这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怀疑和批判。1917年，十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建立了世界上个贫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随之，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一批分子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形成了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队伍，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传播。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鉴别，中国的分子从纷繁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那种不起人，不起文化的时代就应当完结了。”从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被普通民众认可和接受，与其人民主体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在重视人民、以民为本这一根本价值立场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适应了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需要，而工人阶级力量的兴起，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所在，由此他们关注、研究劳工运动，自觉深入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显著特点。在这种结合中，中的早期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信念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上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分子，成立中的时机已经成熟，阶级条件基本具备。
1921年7月日，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大会确定的名称为中。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组成的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的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历史规律需要探寻。从世界发展大势来看，从无产阶级运动格局来看，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来从国情来从的阶级力量来诞生是一种必然现象，是“顺应时势而生”：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本资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行和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实现的目标。
其作始也简，其将也必巨。“中一经成立，就把实现作为的理想和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富强、人民富裕的新篇章。
（二）的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没有正确的道路，再美好的愿景、再伟大的梦想都不可能实现。理想是世界的、共同的，但不同民族走向道路一定是特殊的、具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发达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仅就物质财富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是在社会富裕的基础上所实现的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马克思同时明确强调，他的结论是基于对西欧社会的研究，不能把这种具体结论变成“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换言之，中国要完成历史任务还需要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
从实践上来看，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事实就是，经过100多年的不断进取，中成功开辟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成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在领导中国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
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的阶级基础。但当时对于发动农民参加、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缺乏足够的认识。1927年大失败后，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秋收起义失败后，毛率领队伍开赴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首先指向农村。在领导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毛相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情，论述了中国的长期和不平衡等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1938年11月，他在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而确立了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在农村举行的次中央全会，即的七届二中全会。毛在会上正式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会后不久，毛和驻北（北京），开始了以城市为工作重点、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随着1949年10月1中华共和国宣告成立，毛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胜利。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是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得出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人接力奋斗的结果。1956年，以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1982年，邓小平在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从的十三大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大会报告的主题词。的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我们全部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在于，虽然它也是由所有制来决定的，但与马克思论述的公有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核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是在坚守发展方向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发展民营经济盘活各种资源，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方面与《宣言》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基于此，我们所理解和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动形式，如果离开核心思想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我们的社会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航道，走向别的道路。对此，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决议》指出：“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富裕安康的道路，而且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当代中国，，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走在这条道路上，沉着应对国内国际不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有效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的以来，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我们比历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比历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美好愿景。这一切都无可争辩地明，这是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