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精)陈峰

引言 ▲12
一 开国岁月 ▲16
1．“杯酒释兵权” ▲17
2．张琼之死 ▲24
3．削藩镇与后苑之宴 ▲28
4．太祖爱将 ▲33
5．戍边与出征 ▲38
6．辛仲甫 ▲46
二 太宗嬗变 ▲60
1．皇位授受 ▲61
2．赵德昭之死 ▲70
3．崇政殿 ▲75
4．杨业的悲剧 ▲84
5．河北水田 ▲99
6．“飞白” ▲113
三 真庙风云 ▲126
1．吕端大事不糊涂 ▲127
2．傅潜与王超 ▲134
3．灵州失陷与澶渊之盟 ▲146
4．武士的悲哀 ▲161
5．祥瑞与封禅 ▲178
四 仁庙岁月 ▲198
1．仁厚天子 ▲199
2．陈尧咨的遭遇 ▲212
3．西线烽烟 ▲221
4．“小范老子” ▲229
5．庆历和议 ▲240
6．得宠大将 ▲246
7．英雄末路 ▲251
五 振武与衰亡 ▲290
1．英宗天子与濮议 ▲291
2．神武皇帝与变法 ▲294
3．王韶与熙河拓疆 ▲305
4．五路征伐与永乐之役 ▲320
5．元祐更化 ▲326
6．乱政与“海上之盟” ▲336
7．靖康之难 ▲346
结 语 ▲352
参考文献 ▲358
后 记 ▲362

陈峰，西北大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出版著作《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宋代军政研究》《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漕运与古代社会》等多种，发表 80 余篇。

历目前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从多角度进行观察和探索，对宋代“崇文抑武”这个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探索，也同样是如此。《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一书，是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戏剧的“杯酒释兵权”史实入手的。是稿充分利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野史、笔记等大量宋代原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赵匡胤以下北宋诸帝在崇文抑武方面的所作所为，中间述及王安石变法试图扭转这种局面而未果，很后以徽钦北狩、靖康来说明尚武精神沦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作为结束……不论从哪方面说，陈峰同志的这部书稿，为深入探索“崇文抑武”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做了良好的开端，兼之本书文字流畅，可读甚强，我认为可以作为一本好书向广大读者。
——漆侠 有名历史学家

宋朝推行“崇文抑武”策生了极其巨大的消极影响，不仅导致了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以自卑，而且造成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武士的悲哀》对宋朝的积弱原因作了深层次的透析，其透析的二点值得称道：一是注重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一个尚武时代的沦丧不是短时期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崇文抑武国策在不同时期的不断推广和加深逐步形成的。二是注重个案研究与整体叙述的有机联系，崇文抑武国策的形成是一个而过程，而诸多武将个人遭遇则是整个过程的具体反映。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灵州失陷与澶渊之盟
真宗做天子的初几个年头，天下正处于多事之秋，突如其来的一系列边患、内乱使年轻的皇帝陷入了疲于应付的困境之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咸平初及随后的几年间，契丹人不时兴兵南犯自不用说，而当时四川及西北边陲也战火不息。其中四川自太祖朝归入大宋版图之后，一直动荡不安，先后出现过上官进、全师雄、杜承褒及李仙等人发动的活动。者曾攻陷过成都、渝州（治所在今重庆）等重镇。太宗朝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不仅席卷几乎全川地区，而且在成都建立了与朝廷相对立的大蜀政权，直到至道元年（995年）才被。历素来有割据立国背景的川蜀之地，对朝廷来说始终是块心病，当地文武官员又常常不能妥善治理，或苛剥百姓，或欺压士卒，从而导致那里战火不息。
咸平三年（1000年）初，由于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兵马钤辖符昭寿虐待部下，于是愤怒的士兵们推举军校王均，又在成都建立起大蜀国。此时，真宗正亲临河北大名城，督促傅潜等将领御辽。后院起火的消息传到行营，天子只得又匆忙安排官员带兵赶往四川。川蜀的战事一直延续到是年冬天，才基本结束。?而就在此后不久，朝廷又在西北丧失了军事重镇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使大宋的西北边防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当时朝廷在西北地区遇到的劲敌，是已逐渐强大起来的项势力，其便是令守边将军们为之头痛的李继迁。项人自唐朝末年在首领拓拔思恭的领导下，开始活跃于今天陕北一带。以后，拓拔思恭因出兵唐过黄巢农民军，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并获赐唐家天子的李姓，拥有夏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西北）、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米脂西北）、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西北）、宥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西）及静州（治所在今宁夏永宁东北）等五州之地。五代时，内地战乱不已，李氏统辖的项部落得以稳定发展。到宋朝太宗完成内地统一后，项李氏家族深感难以割据下去，遂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由其首领、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举族赴开封，向朝廷献土。西北割据势力的问题似乎就这样被轻松解决了。然而，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甘心归顺宋朝。
李继迁在本族大首领迁居开封舒适、豪华的宅第后，便乘机填补了其在部族的权力真空。他号召部民，组织亲信，拒绝接受宋朝的统治。于是，战火便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燃起。当时，宋朝对这支规模不大的项势力颇为轻藐，派军队进行过几次征讨，虽取得了某些胜利，但却没有继续深入荒漠追击，这就使得李继迁及其骁勇的骑士们生存了下来。以后，李继迁投靠了北方的辽国，契丹人也想利用他在西部牵制宋朝，便册封他为西平王，并将义成公主下嫁给他。从此，李继迁号称西平国王，逐渐成为宋朝在西北方的劲敌，而宋朝人又习惯称项人为西夏。
太宗晚年时，曾派几路大军征伐过西夏，然而却在劳而无功的情况下收兵。面对宋朝将帅王超、李继隆等人的怯懦退缩，李继迁大胆地发动了进攻，并于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对宋朝西陲要地——灵州展开了围攻。?防守灵州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孤悬于西北尽头的灵州，虽有数万军民驻守，但由于远离内地，交通线时常被西夏军切断，军饷供应极其艰难，所以，太宗在世时就曾一度打算放弃灵州。?真宗后，先后数次派军队征讨李继迁，同样没有收到很好的战果，而增援灵州城的军民损失惨重。那位在真宗亲征河北期间躲避辽军、累死数千匹战马的王荣，于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领兵护送军饷支援灵州，结果在途中被西夏军打得大败，死伤无数，物资全部丢失。事后，真宗仍免了王荣的死罪。?到次年的年底，西北边防形势日趋紧张，宋朝一方面对生活于河湟一带的吐蕃部族加以招抚，动员强悍的吐蕃骑兵进攻西夏，并允诺有能生擒李继迁者，授以节钺，再赐给大批白银、锦帛及茶叶；有能斩李继迁首级者，授观察使，同样赐给财物。另一方面，宋朝不断讨论压制西夏的对策，于是有戍边官员建议在绥州修筑城堡，“以遏项”。当这一议案报到京师后，大臣们议论不一，宰相吕蒙正与参知政事王旦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另一位宰臣李沆认为建议虽有价值，但实施起来恐怕劳民伤财，而枢密院的长官多倾向支持修筑绥州城。结果，朝臣们在开封城内争吵不已，“互执利害，久而未决”。天子不得不派出使者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察。?不久，又派王超为大帅，领六万大军营救被围已久的灵州，而这支援军又分别由驻扎于西北各地的若干支队伍组成，行动起来既不集中，又颇为迟缓。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天失去了。到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间，也就是真宗派王超出师增援后的第三个月，灵州城终于沦陷。据史籍记载，内客省使、顺州团练使裴济当时任灵州知州，他在两年的任期内加强防御，组织屯田，艰难地支撑着城防。当与外界联系的饷道断绝后，一时“孤城危急”，裴济刺指写血书求救，但朝廷内部的争议尚未结束，王超的大军也迟迟没有来到。就这样，在李继迁倾全力攻击的情况下，灵州城失守。消息传到京师开封后，宰相率群臣上表请罪，真宗皇帝则下诏安慰百官，表示理解臣下不安的心情。同时，天子又立即下诏给行军到环州（治所在今甘肃环县）的王超，令他退师到陕西关中。?灵州的失落，对宋朝国防来说实在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这件事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西夏拥有了灵州一带黄河两*富饶的土地，大大了实力；另一方面项人获得了向南方和西部发展的机会，并可以阻断朝廷与河西地区的联系。如此一来，双方在前线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西夏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潜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暴露，其给宋朝国防带来的危害，更为持久。首先，居住在今天青海西宁周围及其以东广大地区的以吐蕃族为主的众多游牧部族，逐渐受到西夏的一定控制，弥补了项兵力不足的弱点，而宋朝在这里的传统影响日益被削弱，其危害到仁宗以后愈益暴露；其次，灵州的沦陷使汉唐以来久负盛名的牧马基地失落，很快就使宋朝军队的战马供应出现了紧缺。为了解决马匹不足的问题，朝廷不得不一方面向西北少数部族购买，另一方面则在内地建立牧场，饲养马匹，而这两种措施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由于茶马贸易成本太高，所以购马数量有限，每年不过一万匹左右；内地牧场上养出的马不仅品质不高，而且数量又上不去，其所花费的代价也同样之大。?这便严重地影响了宋朝骑兵队伍的发展，而骑兵兵种的衰落，又使朝廷在对西夏和契丹人的正面野战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到仁宗朝时，有人便指出：现今天下马军，大约十人中不足一二人有战马可骑。?这一切后果的出现，又都与灵州城的失陷有密切的联系。
边疆危机如仅仅表现为灵州城失落的话，那么还不至于搅得朝堂之上一片恐慌，天子也不会忧虑到寝食不安的地步。但就在灵州之役刚刚使朝廷蒙受了巨大损失的两年后，又一场更为严重的边患几乎导致宋朝迁都南渡。
景德元年（1004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在这一年的二月中旬，西北前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李继迁在西凉（今甘肃武威一带）拓地时，遭到吐蕃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的突然袭击，中箭而亡。如此重要的喜讯令宋廷感到鼓舞，也使几天前京师大地震引发的不祥气息得到了平息。?然而，时隔一个月，皇太后就因病驾崩，真宗皇帝悲伤多日，竟不能举行正常的朝会，直到宰相李沆率群臣连上五道表章，他才恸哭着接见了臣下。?到四五月间，河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等地连续发生大地震，朝廷不得不对灾区的租税减半征收。?七月中，宰相李沆染疾而亡，真宗亲临李府慰问，睹物思人，天子竟失声痛哭。?进入八月以后，河北前线像往年那样不时送来了契丹军队准备南犯的情报，真宗也照例下诏沿边各路屯军加强防秋。?出乎朝廷预料的是，此次对方的来犯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
是年闰九月间，执掌朝政的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领二十万主力南下。由于河北前线主帅王超按照天子以往所赐阵图，只顾婴城自守，而不敢阻击对方军队，?从而使契丹大军迅速冲过重重设防地区，兵锋直逼黄河北岸。此次辽军行动，与昔日明显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攻城略地，而是长驱直入，稍遭抵抗便绕道南行，可谓“其志不在小也”。
当敌军深入内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后，朝堂内外出现了一派紧张、混乱的气氛。，参知政事王钦若秘密求见真宗，竟建议天子巡幸金陵（今江苏南京），以避危难。随之，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也请求皇帝离开京城，到古来常常为中原帝王避难场所的成都去。面对这两位大臣的提议，原来已紧张不安的真宗皇帝愈加恐慌，几乎丧失了反抗的意志，考虑南渡。?所幸的是，当时文臣武将中还有头脑清醒又不乏胆识者，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寇准。
寇准出生于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以北），少年时代便怀有英雄志向，他不仅有同时代大多数学子拥有的那种勤学的特点，而且又有一般文人身上较少的豁达直率的格。十九岁时，寇准就博得了进士功名。有这样一段记载颇能说明寇准的品格：他在太宗朝参加科考时，有好心人告诉他，天子素来不喜欢年少的举子，以为年少者多轻狂，故每每在殿试过程中将其逐出，所以建议他虚报岁数。但他却回答道：我刚步入进取之路，怎么可以欺君呢？
寇准入仕后，曾在地方和京城出任过许多官职，以直言敢谏出名。据说，他在京师任枢密直学士等职之时，曾在宫中议论时事，因语言不合太宗心意，太宗愤怒地站起来，欲离开座位。此时，寇准竟然上前拉住龙袍，请天子重新坐下，直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完，他才退出大殿。太宗深为他的赤诚所感动，对近臣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之得到魏征。?魏征是唐初名臣，以直言敢谏名闻于史，天子将他喻为当世魏征，足见对其十分器重。淳化二年（991年），寇准已迁任枢密副使，当时他年仅三十一岁，成为臣僚眼中的少年得志者。但两年后，他却因遭人攻击而离朝。
太宗晚年一直未立太子，这便引起了朝臣们的忧虑，唯恐天子一旦谢世，朝廷将会因嗣位之争，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于是，一些官员上书请立皇嗣，结果引起了猜忌心极重的太宗的不满，将他们贬斥外地。?淳化五年（994年），太宗又想到寇准，遂宣召他回朝任参知政事。当天子向寇准询问立太子事时，寇准耐心地加以劝说，终于使太宗确定立寿王为太子。
寇准重返庙堂后，出任的虽只是副宰相之职，但因有天子的格外信任，其影响力同寻。像在决定中书大政及重要事务上，他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此时的宰相吕端和几位执政大臣也是在他的引荐下获得重用，故他们对这位天子亲信相当谦让。不过，寇准的个人风格与当时大多数科举出身的文臣不很相同，与吕蒙正、吕端及李沆等大臣相比，他格外向，身上缺少谨慎持重的色彩，情又过于刚直，做事常常不顾及同僚及下属的脸面，所以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至道二年（996年），他终于再度因为遭人非议而离开京城。?真宗后，因感念寇准在自己被为立太子的问题上出过力，遂屡次迁其官衔，咸平中又将他调到开封府做权知府。到咸平末年，再任命寇准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的宰相李沆病逝，中书一时支撑。真宗也许是考虑到处于国难当头的局面下，谨小慎微者难当大事，所以想起用果敢、有胆识者替自己分忧。于是，真宗打算让寇准从三司使的职位上直接升为宰相，却又担心遭到臣下的议论，便先将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士安迁为参知政事，一个月后，再同时任命士安与寇准为宰相。据说，士安曾对真宗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为臣我不如他。真宗反问道：听说寇准格刚强，好使气，怎么办？士安便答道：寇准忘身殉国，故不为流俗所喜。当今北敌跳梁未服，正是使用寇准之时。?寇准入主中书不久，便遇到了契丹军队大举南犯的事。面对朝堂上众多请求天子南渡的议论，寇准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历无数类似的例已反映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在出现北方强敌威胁的形势下，如果皇帝带头南逃，必然造成军心涣散、防线崩溃乃至于丧失北方，偏安江左的后果。以当时宋朝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财力之雄厚以及军队之庞大，虽不至于能北上灭亡契丹，但进行一场全国的持久抗战，尚不成问题。五代后晋末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曾领兵攻入开封，似乎已控制了中原，却在内地军民的反抗下被迫回撤。所以，寇准要求天子再次做出亲征的决定，以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将来犯者驱逐出境。
于是，当真宗皇帝向他征求南迁意见时，寇准明知王钦若和陈尧叟两位大臣一个是江南人，一个是四川人，所以提议避难金陵和成都，却佯装不知，故意对天子说：谁为陛下出此之策，罪可诛杀。今陛下神武，文武齐心，如若大驾亲征，敌人自当逃遁。纵然不能马上败敌，也可以出奇兵以乱对方军阵，坚工事以劳其师，彼劳我逸，我必胜算。怎么能弃太庙、社稷不顾而去南方，到那时人心崩溃，敌兵乘势追击，天下还能再保吗？听了寇准这样深入的分析，真宗终于被说动了，遂下决心亲征。?据史书记载，真宗向天下颁布亲征诏书后，在百官和军队的保护下来到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南城下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敌军的先锋已在北岸展开了攻势。澶州城古称澶渊，夹黄河南北岸形成两座城池，为京师开封府以北重镇。真宗竟不像祖宗那样经历过沙场考验，所以只答应进驻澶州南城，而不愿渡河入北城。随行的文官大臣因恐惧也都反对继续北上。寇准反复劝说天子道：不渡黄河不足以鼓舞士气，也不足以震慑敌军气焰；况且各路大军不断赶来，大可不必疑虑。然则真宗依旧不愿再向前行走。
当时，支持寇准的只有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少数武将。寇准遂对高琼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怎么报答？勇敢的高琼回答道：我是武人，愿意效死。之后，高琼向真宗表示坚决支持寇准的意见，?又对天子说：陛下不赴北城，北城的百姓如丧考妣。站在天子身边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立即喝道：高琼休得无礼！此时，高琼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反唇相讥道：你以文章起家做了二府（即中书与枢密院）大臣，如今虏骑出没如此，你还在责备我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书没有记录冯拯做何反应，但面对如此话语，素来自视甚高、目中武的文臣们，想来也应羞愧得无言以对。这样，真宗只得同意渡河，不过当御辇来到两城之间的浮桥前时，他再度犹豫起来。见此情景，忠诚果敢的高琼上前用手杖敲打辇夫背部，一边敲打，一边喝道：为何不快走！现已至此，还疑惧什么？无可奈何之下，真宗只得命令辇夫踏上浮桥。
正如寇准等人所预料的，当天子的黄龙大旗在澶州北城上竖起后，黄河北岸的守军顿时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的确，在广大将士看来，皇帝能不顾御体安危来到前线，自己作为军人又有何惧！于是，军队抗敌的斗志高涨，与辽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澶州城的日子里，寇准受命全权调度军队作战，有效地挫败了辽军的攻势。为了打消天子的紧张与顾虑，他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多次在营帐里与下属饮酒作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宗私下里派人探视到此情此景，便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我安道：“寇准如此，我又何忧？”?另有宋人笔记描写道：天子在澶州城期间，每天都派人暗中了解寇准的动静，得到的报告或称寇丞相白昼沉睡，“鼻息如雷”，或称他刚令庖人下厨宰鱼。看到他起居如常，天子遂为之心安。?外人眼里的这些举止，大有昔日东晋宰相谢安超然坐镇淝水的风采，其实不过是寇准有意安抚天子的一种方式。而他所付出的各般操劳，却未必为天子所知。
如此一来，契丹人便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加之不久前，其先锋大将挞览在澶州城下中床子弩（一种连发弩）而死，?其士气已受到挫伤，继续进攻很难获得大的进展；而孤军深入宋朝内地，远离自己的后方，又有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在此局面下，辽萧太后决定议和，以便体面撤军，并借机攫取经济利益。
契丹人打算休战议和的消息通过以往被俘的将领写信告诉了宋廷，真宗获悉这一消息后，高兴异常，他身边的大多数文臣也希望能以此换得安宁。据记载，力主抗战的寇准初坚决反对议和，但天子力主和谈，所谓“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此时，又有官员向真宗进谗言，称寇准企图借用兵来垄断朝政。无端的流言蜚语常常可以置人于难以自辩的境地，更何况皇帝也支持议和。寇准遂不得不做了让步，同意与对方会盟。又据记载，寇准曾给天子提出应敌对策，指出实施这一对策可保朝廷无边患，而议和仅能维持数十年，以后便难保对方不变心。然而，真宗却说：数十年后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现在议和之事。?这段记载反映了真宗只顾眼前、急于求和的心情。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地利用了剩下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以出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了你。?1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澶渊之盟。这项闻名于史的议和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1）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国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2）宋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3）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城镇修整完葺，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于是，交战数十年的宋辽双方不仅停止了相互攻击，而且竟确立了盟兄弟的关系。就契丹人而言，通过这项和约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而不必兴师动众南下抢掠，同时也可以借此消弥来自南部的威胁。而在宋廷看来，借这项和约首先能够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然后，以此换得北部边境长期的安宁；，则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宋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进行内部的各项统治事业。至于燕云十六州，既然没有能力或者说是决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银绢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大宋而言仅仅是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解决问题了。真宗皇帝与大多数官员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以“化干戈为玉帛”。事实上，此后余间契丹人也大体遵守了盟约，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基本结束……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从大宋之变探析文武道与朝的存亡续绝
☆作者爬梳大量宋代原始资料，还原了北宋文治盛世的另一面
☆通过杨业、狄青、范仲淹、种世衡、王韶等大量文臣武将的政治命运解读北宋政治的得与失
☆全面梳理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国之道，透析大宋治国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唐宋往往并称，但是这两个前后相沿的朝代却上演了中国历目前极为罕见的一幕——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文人的权力急速扩张，而武人的权力骤然紧缩。宋朝也因此成就了中国传统社会文治的典型。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是一部从“崇文抑武”视角系统梳理北宋治国实践、揭示北宋兴亡的宋史作品。 “重文轻武”通常被认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实际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军队和军制的建设，有宋一代养兵高达126万，为中国历目前所少见，但是在处理文武关系上，北宋统治者却表现出“崇文抑武”的特点，并且一以贯之的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崇文抑武国策的长期贯彻执行，虽然造就了北宋少见繁荣的经济文化，但是也导致了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10—11世纪，北宋处在一个多国竞争的靠前体系当中，内部文武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北宋无法应对多国竞争体系所带来的外部挑战，并很终灭亡。
作者爬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野史、笔记等大量宋代原始资料，以有血有肉的案例，流畅的语言，层层深入的分析推理，探究北宋崇文抑武国策下文武权力结构的畸变，揭示了北宋兴亡的深刻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