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三国演义的前世今生/古典新知张国风

成书始末

写乱世的首先打响

《三国演义》之本

裴注的贡献

化历史为英雄传奇

让英雄回归历史

毛本的贡献

亦雅亦俗

拥刘反曹

毛宗岗的正统论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诸葛亮为刘备所累

“拥”自“拥诸葛”

大打折扣的“拥刘反曹”

蜀汉与东吴之间

乱世中的州牧

戏法人人会变

虚实之辨

精彩的地方都是虚构

框架的真实（上）

框架的真实（下）

赤壁之战是一笔糊涂账

借荆州实乃借南郡

战争描写

中国人怎么描写战争

战争描写之经典

蜀汉一路下滑的转折点

空城计

投降种种

跳槽的理论

人物塑造

难理解是曹
生死攸关的人才问题

急需的人才

千呼万唤始出来

诸葛亮的名士风度

“以貌取人”及魏延的悲剧

题外杂谈

恩怨观念之主宰人心

《三国》的妇女观

儿女情长与英雄气短

曹操与方士

什么藤结什么瓜

张国风，198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师从吴组缃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1988年至北京图书馆，曾任善本部主任。1993年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厚，著作有《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太平广记会校》《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儒林外史〉试论》《公案小说漫话》《漫说三国》《漫说儒林外史》等。

精彩的地方都是虚构《三国演义》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历史知识吗？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三国演义》确实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广大的民众不是从史书、从二十四史，而是从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获得历史的知识。在大体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情况基本上还是如此。人们从《封神演义》知道了商纣王、姜太公；从《将相和》知道了廉颇、蔺相如；从《三国演义》中知道了曹操、孙权、周瑜、刘备、诸葛亮，知道了关羽、张飞、赵云；从小说《三侠五义》和《铡美案》之类的包公戏知道了包公；从《隋唐演义》知道了隋炀帝、李世民、秦琼、程咬金；从《长生殿》和一系列的李杨戏知道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现在的中国人，更多地通过电视节目获得了各种历史的知识。中国人熟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无不与小说、戏曲有关。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爱憎褒贬，也往往取决于小说、戏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难怪黄人在《小说小话》里发出这样的感慨：“书中人物幸者，莫如关壮缪；不幸者，莫如魏武帝。历稽史册，壮缪仅以勇称，亦不过贲、育、英、彭流亚耳。至于死敌手，通书史，古今名将，能此者正不乏人，非真可据以为超群绝伦也。魏武雄才大略，奄有众长，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况其对待孱主，始终守臣节，较之萧道成、高欢之徒，尚不失其为忠厚，无论莽、卓矣。乃自此书一行，而壮缪之人格，互相推崇于无上，祀典方诸郊禘，荣名媲于尼山，虽由吾国崇拜英雄之积习，而演义亦一大主动力也。若魏武之名，则几与穷奇、梼杌、桀、纣、幽、厉，同为恶德之代表。社会月旦，凡人之奸邪诈伪、阴险凶残者，辄目之为曹操。今试比人以古帝王，虽傲者谦不敢居；若称以曹操，则屠沽厮养必怫然不受。即语以魏主之尊贵，且多才子，具文武才，亦不能动之也。文人学士，虽心知其故，而亦徇世俗之曲说，不敢稍加辨正。”可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小说和戏曲所提供的并非历史的原貌，而是一种艺术加工以后的“历史”。经过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书中重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和历史相去不远；如清人刘廷玑所言：“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在园杂志》）但也并非如“清溪居士”所说“悉本陈志裴注，绝不架空杜撰”（《重刊三国志演义》序）。小说中的精彩部分，几乎都是虚构。正如《包公案》里包公破的那些案子，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出于虚构，都是“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按照《宋史·包拯传》的记载，包拯一生只破了一个“牛舌案”。就连这的案子，也还有掠人之美的嫌疑。蔡襄《端明集》第三十八卷中《尚书都官员外郎致仕叶府君墓志铭》，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牛舌案。后来的穆衍也破过同样的案子，见于《宋史·穆衍传》。精彩处多出于虚构，读者读得津津有味的地方，正是子虚乌有的地方啊！
从历看，鞭打督邮的是刘备，而不是张飞。据裴注所引《典略》，刘备在朝廷沙汰之列，督邮来县里具体执行。刘备求见督邮，督邮称病不见。“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哀求，及释去之”。这个故事与满宠的事迹颇有相似之处：“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责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归。”（《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小说家可能是捏合了刘备和满宠两人的故事而设计出张飞鞭打督邮的情节。
《三国演义》中与史实不合之处还有很多。刘、关、张未曾救过董卓。“捉放曹”的不是陈宫。曹操潜逃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当时陈宫还没遇到曹操。放曹者另有其人。历并无貂蝉其人，如徐渭所说：“布妻，诸史及与布相关者诸人之传并无姓，又安得有貂蝉之名？”（《徐文长逸稿》卷四《吕布宅》）《三国演义》说徐州太守陶谦“温厚纯笃”，是个忠厚君子；但《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却说，在陶谦的治下，“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赵云没有在文丑的下救公孙瓒。董卓死后，蔡邕并没有“伏其尸而大哭”。《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注所引谢承《后汉书》不过是说：“蔡邕在允坐闻卓死，有叹息之音。”据《三国志》，董承确实得到汉献帝的衣带密诏，曾与刘备等人密谋，企图算计曹操，但小说围绕衣带诏，生发想象，虚构出无数情节，说得如火如荼。董承东窗事发，在建安五年；吉本、金祎、耿纪、韦晃等并旋即曹，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小说《三国演义》将吉本改为“吉平”，把吉平定为董承一伙，并且虚构出吉平企图毒死曹操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样，吉本（小说中的“吉平”）之死，由建安二十三年提前到建安五年。董承的密谋是如何暴露的呢？书并未记载。小说第二十三回却虚构出曲折的故事：“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忽见家奴秦庆童同侍妾云英在暗处私语。承大怒，唤左右捉下，欲杀之。夫人劝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将庆童锁于冷房。庆童怀恨，夤夜将铁锁扭断，跳墙而出，径入曹操府中，告有机密事。操唤入密室问之，庆童云：‘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马腾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议机密，必然是谋丞相。家主将出白绢一段，不知写着甚的。日吉咬指为誓，我也曾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马腾奉衣带诏密谋杀曹操的计划，亦因为相似的原因而泄露。同谋者门下侍郎黄奎无意中对小妾泄露了衣带诏的秘密，而其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泽欲得春香，正无计可施”。于是，苗泽向曹举报。我们在明清的小说中，经常看到类似的泄密故事：奴婢与人，为主人无意中发现。主人责罚奴婢，奴婢举报主人罪愆，以求报复。或是婢妾有私情，举报主人以遂情欲。
官渡之战前，《三国演义》中所谓“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其实是根据荀彧的“度胜”“谋胜”“武胜”“德胜”之说扩充而来。据《三国志·魏书·张郃传》，是张郃，而不是沮授，向袁绍进言，必须火速派兵支援乌巢，“若（淳于）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张郃的意见遭到郭图的反对。乌巢兵败，郭图羞惭，进一步陷害张郃，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促使张郃投降了曹操。淳于琼并非兵败逃回，被袁绍处死，而是在乌巢之战中被乐进斩杀。
历刘琮确实投降了曹操，荆州落入曹操之手。曹操封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没有派于禁去追杀刚刚投降过来的刘琮和蔡夫人。小说为了给曹操抹黑，又给添上这么一段故事。当然，《三国志平话》里已经是如此设计，平话借诸葛亮之口说：“您二人皆言曹公之威，你待纳降？岂不闻曹公夺了荆楚之地，改差刘琮，觅罪令人杀之！您二人要学蒯越、蔡瑁之后，使刘琮降曹操之说。”鲁肃远见卓识，精明干练，并非如《三国演义》里所写的那样平庸。黄盖没有献什么“苦肉计”。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所引《魏略》所述，草船借箭的是孙权，不是诸葛亮，时间在赤壁之战以后，地点在濡须（今安徽南）。孙权的借箭也不是有什么预谋，只是随机应变罢了。当然也没有在船的两边扎什么草人。曹军他的船，船的一边吃了箭，船身倾斜，孙权怕船翻，就让船转过身来。
斩华雄的是孙坚，不是关羽。《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有云：“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颜良倒是被关羽斩了，文丑却并非死在关羽的刀下。宋人洪迈为传说所误，在《容斋随笔》中说：“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他若是仔细读读《三国志》，恐怕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可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至迟在宋朝就已经有文丑死于关羽刀下的传说了。王朗是正常死亡，并非被诸葛亮骂死。为关羽刮骨疗毒的不是华佗。隆中一带并没有什么卧龙岗。赤壁之战的决战地点不在赤壁，而是在乌林。诸葛亮未曾以二乔来激怒周瑜，曹操也没有铜雀台锁二乔之意。赤壁之战的时候，二乔均已三十开外。我们读《三国志平话》，才知道诸葛亮借二乔以激怒周瑜，是出自说话艺人的创造。平话中说：“孔明振威而喝曰：‘今曹操动军，远收江吴，非为皇叔之过也。尔须知曹操，拘刷天下美色妇人，今曹相取江吴，虏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则小说所谓“乔公”，当系“桥公”之误，则“二乔”当为“二桥”。张辽后寨起火，一片声叫反。张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三国演义》虚捏出戈定一人，指其为太史慈乡人，欲作内应。吕蒙、潘璋并非因关羽显灵复仇而死，他们都是一般的病死老死。历的周瑜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可是小说把他写成一个心胸狭隘之人。周瑜临终之时也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现在有所谓“瑜亮情结”之说，其实是小说家言，历的周瑜没有那么狭隘。庞统没有参加赤壁之战，当然也未曾献过连环计。
《三国志》里没有周仓这个人。据《关羽传》，关羽有关平、关兴两个儿子，而在《三国演义》里，关平却成了关羽的义子。关兴至小说第七十四回方才突然出现。第八十七回，刘、关、张相继去世以后，诸葛亮远征南蛮之前，关羽的第三个儿子关索从天而降：“忽有关公第三子关索，入军来见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难在鲍家庄养病。每要赴川见先帝报仇，疮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东吴仇人已皆诛戮，径来西川见帝，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特来投见。’”“七擒孟获”以后，这个关羽的三公子又神秘地消失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在《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里，却有了关索的详细故事，讲到关羽和关索的悲欢离合。俞樾说：“按世俗以关索为汉前将军之子，实其。乃宋时贼盗中即有小关索之名，则其流传亦远矣。”（《茶香室丛钞》）关羽是不是用刀，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俞樾对此提出疑问：“关公本传。无一刀字。传云：‘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古人用字精审，《关公传》既用刺字，则其杀颜良，疑亦用矛。若用刀，必不云刺也。《鲁肃传》：‘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单俱会。’此却有刀字，然恐是耳。”（《小浮梅闲话》）《三国演义》则谓：“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即不说“砍”，也不说“斩”“劈”，而要说“刺”。或许是注意到了《关羽传》的这个用字。果真如此，则小说的作者还是仔细的。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说徐晃是病死，可小说里说他是被孟达一箭中头额，“当晚身死”。小说中说张郃不听司马懿的劝告，自恃其勇，中了埋伏而被乱箭死。但裴注所引《魏略》之说，却正好相反：“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小说的写法维护了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形象，却损害了张郃智勇双全的名将风采。
马谡确实是丢了街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说：诸葛亮“戮谡以谢众”，《王平传》亦说诸葛亮斩了马谡，但是，据《马谡传》的记载，马谡是“下狱物故”。而《向朗传》则说：“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同一部《三国志》，同一个陈寿，对于马谡的结局，却给出了互相矛盾的三种。马谡究竟是被诸葛亮挥泪斩了，还是畏罪潜逃，或是病死狱中，恐怕永远说不清楚了。荀攸在曹魏伐吴的途中病死，而《三国演义》却说荀攸反对曹操进封魏王，引起曹操不满，荀攸郁闷而死。
诸葛亮伐魏，只有五次，其中次和第四次至祁山。次是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率军攻祁山，马谡为张郃所破，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建兴九年（1），第四次伐魏，诸葛亮复出祁山，粮尽退军。所谓“六出祁山”，并非事实。周瑜死后，刘备并没有派诸葛亮去吊丧，当然更没有诸葛亮吊唁周瑜的祭文。街亭之役，曹魏方面的主帅并非司马懿，而是张郃。历的刘备并没有去东吴入赘，而是孙夫人来荆州与刘备成亲。《三国志》中有关孙夫人的记载极少。陈寿甚至没有单独给她列传。
《三国演义》里讲得有声有色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曹操行刺董卓、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王允的连环计、孙策的怒斩于吉、诸葛亮火烧新野、刘皇叔跃马过檀溪、糜夫人的投井自尽、群英会蒋干中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关羽的降汉不降曹、关羽的秉烛达旦、阚泽的投降、庞统的连环计、华容道放曹操、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关羽斩蔡阳、关羽单刀赴会、祢衡的击鼓骂曹、关羽战黄忠、左慈戏曹操、周瑜“虚名收川，实取荆州”的途灭虢之计、诸葛亮空城计等等，完全是小说家和民间艺人的虚构。
书涉及关羽的材料不多，可小说却描绘出“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徐庶在历，据《三国志》的记载只有三件事，一是他与崔州平都是诸葛亮的好友；二是徐庶向刘备诸葛亮；三是庶母为曹操所得，徐庶不得已去了曹营。其余的计夺樊城之类，都于史无据。赵云在《三国志》里，排在关羽、张飞、马超、黄忠之后，也没有显赫的军功。
《三国演义》中那些精彩的篇章，大多具有民间传说的深厚基础。书关于诸葛亮出山的事，记载得十分简略，而小说却敷演出刘备三顾茅庐的大段漂亮文字。《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有云：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由此可见，刘备本来是想让徐庶将诸葛亮请来。后来听徐庶介绍，知道“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才决定亲自出马，登门拜访。小说把诸葛亮的出山写得百步九折，以此来突出刘备礼贤下士的诚意，渲染诸葛亮的名士风采。
历的关羽，也没有小说里写得那样“高、大、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所引的《献帝传》说：（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看来，关羽对女色还是十分重视的。关羽也是人。在得知杜氏留下邳后，特意与曹操打招呼。不是一次，而是屡次地请求。因为是“屡请”，这才引起曹操的注意和关切，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糟，让曹操先下手为强，把杜氏夺了去。美女是资源，杜氏正寡居，关羽想得到杜氏，也是人之常情。这是多么煞风景的考啊！至于杜氏本人愿意嫁给谁，这并不重要。那是现代人才会想到的问题。
越是精彩的地方，就越是离不开虚构，作品之能否成功，艺术想象力的强弱是关键的因素。这一点是很有启发的。笔者由此而联想到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红楼梦》，必定充满了作者的虚构。那些处处要将贾府和曹家对号入座的人，一定是所求愈深，所得愈寡。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三国演义》并不能给我们一点可靠的历史知识。当然也不能这么说。譬如说，小说对禅让丑剧的描写就要比《三国志》深刻得多，也真实得多。小说对宫廷斗争残酷的描写，也要比正史真实得多。《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提到曹丕代汉时，只是淡淡地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下面便是一篇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袁宏的《汉纪》录下了汉献帝禅位的诏书，这篇文字极为简单的诏书见于魏文帝本传的裴注：“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实际的禅让过程想来不会像陈寿和袁宏写的那样平静顺利。所谓“众望在魏”，不过是拥汉派已经消亡殆尽的一种委婉的表达。
《三国演义》中写得精彩的人物，往往就是虚构成分比较大的人物。历的曹操，固然有酷虐变诈的一面，但他的雄才大略也不可否认。但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奸雄。历来有许多人为曹操喊冤叫屈。程树德便说：“说阿瞒之奸，亦逾其分量。孟德一代英雄，何至如演义所说之不堪？”（《国故谈苑》）诸葛亮本是萧何一类的人物，“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如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可小说把他写成一个神机妙算、临阵指挥的三军统帅。唐人王勃即赞同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怀疑：“初，备之南也，樊、邓之士，其从如云。比到当阳，众十万余，操以五千之卒，及长坂纵兵大击，廓然雾散，脱身奔走，方欲远窜。用鲁肃之谋，然投身夏口。于时诸葛适在军中，向令帷幄有谋，军容宿练，包左车之计，运田单之奇，操悬军数千，夜行三百，辎重不相继，声援不相闻，可不一战而擒也。坐十万之众，而无一矢之备，何异驱犬羊之群，饵豺虎之口。固知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斯言近矣。”（《王子安集》卷十《三国论》）当然，诸葛亮比萧何的功劳大多了。如叶适所说：“汉高犹是大势已成，何之与为易；备漂流二十年，未尝得尺寸，亮凿空干取，以无为有，比于萧何，其事倍难。”（《习学记言》卷二十八）李慈铭对小说的“以乱真”痛恨：“余素恶《三国志演义》，以其事多近似而乱真也。”（《荀学斋日记》）章学诚主张严格史学和小说的界限，写史就严格地按照历史的真实来写；写小说就完全虚构，不要虚虚实实，使人误将小说当作历史，堪称李慈铭的知己：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记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志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耳。
章学诚不明白，虚构是艺术的生命，不让虚构，那就是要了艺术的命。当然，有一个办法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是在小说的前面列出十三个大字：“本作品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可是，小说家也不想给人子虚乌有的印象。妙就妙在真真、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当然，章学诚的批评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大众将小说的描写完全当作历史来接受，也会产生许多弊病。眼下无数的“戏说”乃至于恶搞，充塞舞台，唐突经典，引起了史学界理所当然的忧虑。
严格地说，古代的文献也是真伪杂陈，不能全信。这里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已经对三国的历史文献中“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或“纰缪显然，言不附理”，感慨万分。他注意到史家所记，未必都那么可信：“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三国演义》以后，历史演义层出不穷，可是，都未能超过《三国演义》。其中的一个教训就是缺乏艺术的虚构。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后经蔡元放改题作《东周列国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也不是想虚构就能虚构，虚构的也未必都能够成功。再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长篇小说，其中凝结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并非罗贯中一个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