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冷淡袁凌

序：我们都是局外人 / Ⅰ
上卷
上海小风月 /003
班花 /017
一声叹息 /042
月嫂隐士 /053
中卷
乡村命案 /081
尘 /104
戏台上下 /113
哥哥 /135
下卷
东莞地主 /157
木兰回家 /171
女巫 /191
一根木柴 /208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杰出的非虚构作家，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曾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
已出版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汉水的身世》《在别处》等，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作品先后入选单向街年度作品、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

乡村命案上坡到了小镇，一条弯曲的、提前黄昏的大街。又有一丝奇怪的光。两个女人在零散堆着五金和粗瓷零件的店门闲谈，我问了她们高家的地址，她们拿眼角瞥向坡下。 高家在下坡路的中段，是一座孤立的房子，式样和镇上别的楼房完全一样，因此刚才路过时没有印象。底层的门面顶着一个略大的二楼，用于居住，永远遮着一幅过于宽大的窗帘，底层则开小店或者车铺。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修车铺，零件的布景在黑暗里显露出来，说不清有多少种类，地面正中有条地沟，积着油污。 这里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改观，或许因为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带来的改变太大了，来不及适应。众多的零件吸收了光线，把一些质地的东西收藏起来，走到近处才看见刘苏和她身边的方桌。 我介绍了自己，在成都时高政的一个堂哥已经联系上我，这个堂哥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哦”，刘苏活动起来，些许摆脱了丧气的外观，现出一个原本有些风情的乡镇女人的形象。 “我实在没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一直是特别老实的一个人。”她的手搁在暗淡的八仙桌上，这是一只丰润的手。由于丰满，她的体态显得慵懒，说悲伤不如说是不乏伤感。 四天以前，她的丈夫高政，这家修车铺曾经的男主人在镇持刀杀死了副镇长黄富邦。根据堂哥电话里的讲述，副镇长了她，丈夫知道后找镇长理论，经过调解打了两万元的精神损失费欠条，名义是修车费，但镇长不兑现，说是两厢情愿，还派了二流子上门威胁。高政气愤之下到镇找黄富邦，黄富邦仍然以势压人，高政一气之下捅了黄富邦几刀。死者家属还提出要求，要县追认黄富邦为“”。 “黄富邦以前认识你们吗？”“认识。”她有点迟疑，“也不算认识，就是我们搬到这里修车后，他总到这里修车。他有一辆捷达车，买的人家的旧的。”黄富邦家在县城，有一次下班后回家，车子下坡时坏了。“往后他开始经常来修车，就是保养一下什么的，来得很勤，来了就和我说话。”黄富邦戴着眼镜，有些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她回忆着说道。 黄富邦和她熟了起来，谈到她也见过世面，有能力，就这么待着可惜了。“女儿三岁了，我本来打算今年出门的，或者到县城做个生意，高政硬要我再待一年。”刘苏说。后来黄富邦知道高政有个傻子弟弟，答应帮忙给她办残疾，说有了残疾开店可以免税。“后来我知道，其实要残疾人自己才能免税。”个把月前的，黄富邦下班经过这里，告诉她第二天到县上找他，他带着去残联办残疾，残联是他同学。 第二天上午，她在县电信大楼前见到了他，他请她吃了早饭，去残联却没上班，因为是星期六。“他说你到我家里玩玩吧。我本来不想去的，他非要我去看看，我想还要他帮忙，就跟他去了，他说他老婆不在家。”“进了屋，他就跟换了个人样的，动手动脚——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你没反抗呼救？”“我反抗了，他劲好大，我一个女人家。他又让我不要喊，说喊出去他没面子我也没面子。我没想好，他就——”她龇了一下嘴唇。 “有十来分钟吧。后来他威胁我说，让我不要说出去，他是镇长，对我们没好处的。想不到他会这样，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她有些叹息的样子。 “回来我没有告诉高政，想到他这个脾气，肯定受不了。半个月后他说办好了，让我去取，我去的时候他又做了那样的事。总共两回。”“那高政怎么知道的呢？”“虽然我没说，但是有了这种事，神情会有些变化。我又一直在想要不要对高政讲，他疑心了就逼我，我就说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的心是你的，吃了两次亏也就算了，人家势力大，没想到他完全不能接受。”她的眉头皱起来，露出有点气恼的竖纹。“我给他讲了半天，他也不听。”“那张欠条还有吗？”她拿着一张有些皱的纸下楼。“这个现在还有用吗？”纸在桌面上铺开。这也许是一张没有上漆的木桌，由于日常沾上各种油脂变得光润，有横七竖八的细小划痕，桌中间摆着一把削水果用的刀。死者的签字虽然是在被迫之下，仍写得中规中矩，保留着一个干部的风度。 “在这张桌子上，高政拿着刀逼他签的，就是这把刀。”她拿了一下这把小刀，“黄富邦不承认，说不是。高政就发火了，拿刀抵着黄富邦的脖子，黄富邦就签了这两张欠条。说是一次一万块。当时我在边上。”黄富邦后来给了五千块，说余的没那么多钱了，他老婆管钱不给他。高政找了他两次，两个人吵起来。后来由黄富邦的堂哥出面，在县城的一个茶楼调解。 调解不欢而散。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在门上问高政，高政当时在楼上，我看两个人光着上身，一个还有文身，一看就是二流子，就没敢说高政在。两个人看只有我一个女人家，站了一下就走了。回头我告诉了高政，他说其中一个昨天调解时见过，是黄家请来“扎势”的。他很气，坐在这张桌子边上，拿刀插桌子，说一定要找黄富邦算账。当时他神情吓人，我劝他也劝不住。”第二天发生了命案。当时她不在家，回家刀不在桌子上。过一会儿镇上有人往这边跑。 我们走上公路。 两旁都是稻子收割后的田野，浓厚的气息中，感觉缺点什么，又多了些什么。每一个进入田野的路口都有两三个穿着白衬衫，黑西裤、干部模样的人站着，多半斜倚着一辆摩托车。刘苏说这是县乡的干部，严防农民烧稻秆肥田，发现了不光罚款还要拘留。 一架飞机隆隆地掠过田野，体形庞。刘苏说，她娘家在金堂县，她和高政是在广州打工认识的。他们同岁，都在外面打过三四年工。认识之后，两人就一起回来，结婚又生了孩子，又起了这幢房子。她本来想趁年轻还出去打工，但孩子太小实在走不开。现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她就想再出门打工，没想到现在——我们走进一条通往田野深处的小路，路口的乡干部看了我们一眼，他的行头是一辆金狮摩托。他在这儿待了大半天，显然有些无聊，探究地看着她和我。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她重新开口说，这些干部都很坏，他们不知道怎样在传这件事情。 窑厂在高坡上。走近之后，打砖机的声音震得什么都听不见，机器下面似乎还有一个大洞。很多男人在棚子里围着机器忙活，一辆拖拉机超过我们在厂棚附近停下，两个人抱着砖块过来装车，她对其中一个使劲喊了几句，虽然她就站在拖拉机旁边。那人用力听着，听懂了，走回那一堆围着打砖机的人又喊了一阵，就有一个人往我们走来。他习惯地低着头，到了近处才抬头找寻我们，脸上露出迷茫的微笑。他走路的和笑容都显出一种特征，一种和正常人稍有区别的东西，就像一个沉迷于内心世界的人，对外界只是被动地反应，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慢半拍。这就是高政的残疾人弟弟。他站住了，笑着看她，她走近大声对他喊了几句，用的声音比先前要更大，又指指我。他啊啊了两声，似乎听懂了，慢慢向我走来。这时，我想到自己没有多少可以问他的。 “你是高政的弟弟？”大声地喊，他没听见，继续迷茫地微笑着。刘苏帮了一句“他问你是不是高政的弟弟？”，他点点头。我感到他不像有些傻子那样傻得厉害和冥顽不灵，他和正常人之间只有一点点区别，可这一点点区别像岩层，把他和世界永恒地隔绝开来。 “政杀你知道吗？”我又大声喊，他再点点头。我感到他并未听懂，只是出于一种点头的习惯。刘苏叮嘱了他一句什么，他也点点头，慢慢转身往回走。 刘苏说，这个残疾弟弟很好的，很听话，高政一直对他很好，今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件事显然又使她伤感起来。 一个老人在路旁担水，他站起身看着我们走近。刘苏喊了他一句什么，说我为了高政的事来的。老人拄着扁担，说高政这娃可惜了，我看着他长大的啊。 刘苏走到前头去了。老人说，高政小时候脾气很倔，不爱说话，可是人特别老实。上学一般，初中他就不想上学了，硬是退了学出门打工。可是他尖心，肯钻，手上的活一学就会，小时候就爱修理，老人会修收音机，高政认真跟他学过。出门之后，高政在大地方学会了修车，一门好手艺，带回了媳妇起了楼房。 没想到现在这样。 老人望着她的背影说，媳妇没娶好啊。光是长得好，不是好事。他说了这一句似乎觉得不妥，马上止住了，伛身挑捅。桶里的水清凌凌的，水纹层层晃动，老人的影子也在里面动荡。 刘苏站在路旁，看着路下的沟渠。她低头的显得费事，似乎在这需要伛腰讨生活的平原地带，她的高挑并不适宜。我赶上她，刘苏说自己要看车铺，很少出门，好久没到田里来了。 沟渠里的水很清，几乎和桶里的一样，顺着道路蜿蜒，穿过了一些树丛。她说，她家乡的水田没有这么多，因为水不够。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她跟高政来这里，心里是情愿的，想一辈子幸福地生活。“谁知他啊！”她说，高政知道之后，她一再劝他，她是真的爱他的，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不要太看重这些。“他欺负了我的身体能得到我的心？”她和他要好好幸福地生活，本来起房子落了债，她想出门挣点钱，他不想她出门打工，她也就不出去了，办残疾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房子钱过两年还清了，孩子也大了，上学了，一家人幸幸福福地生活。 可是现在他把人杀了，什么都没有了。她劝了他那么久，劝不住“男子汉”的那口气。 “我得他也爱我，也不爱我。”她说。过一下又自问，“你说你这样，是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这个问题显然让她一直苦恼，似乎想得多的就是这个。“出事了也不让去看他，律师去看过一次，他还说他不后悔。你不后悔，你老婆娃儿怎么办呢？人怎么这么倔啊！”她问我，杀了人是不是都要判死刑。 一般故意杀人都要偿命。他这个情节有些特殊，是被人欺负在前，但是他冲到镇杀人，情节比较恶劣，又会从重惩罚。 加上对方是副镇长，可能会找一定的关系。的结果，或许是死缓吧。 刘苏点点头，又说黄富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实在想不到他会做那种事。你就算满足了吧，如今人也死了。何苦呢。过一会儿又问，如果判死缓，是不是比无期还重。 我说确实死缓比无期还重，但是一般判了死缓，过两年表现好都会减成无期，以后会减成有期。 “有期会坐到多少年？一二十年？”我说差不多，有坐十几年的，一般要到15年以上。 她沉默了。过一会儿说，怎么办啊。要是坐六七年牢，我就可以等，今年25岁，七年后也就是32岁，还可以好好生活。可要是坐十几年，人都老了，怎么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刘苏慢慢地走着，似乎“七年”是个分界的门槛，她掂不起更重的分量，眼下的前景使她无可奈何。即使如此，她身上的活力也没有完全消失，手指偶尔会去触一下路边伸上来的那些植物花叶。 那些年轻人已经不再在村庄路口。公路上的干部也不见了，大约临近下班，提前开小差。我似乎看到哪里冒起一股浓烟，细看又一无所有。路的另一旁，翻过的田里有些人在干活，其中一块田里是高政的父母。我们跳下坎子走过去，半干半稀的水田里老人们在栽萝卜苗。 她指着远处一幢房子说，那就是高政的家，他们结婚后在那里住了两年。家里穷，结婚时没有起新房，她倒不在乎，高政讲志气，一定要有个自己的新房，起了房才搬到街上。 高政的父亲拿着一束萝卜苗，他刚才已经伛了很久，还不习惯站得很直。我问高政的情况，老人有点激动起来：“高政可是好娃子啊，对老的孝顺，他哪里会杀人啊！”母亲还佝偻着身子在点苗，此刻也直起腰茫然地听着。 老人说出事那天他在镇上，听见杀人了，跑到乡门口，刚刚看见儿子拉上车，几个架着，“脸上打得不成样子了”。 他只看了一眼，车子就飞快地开走了，他待了。 “可要救他一命啊！”“他脸上打得都是血。”有风，老人靠着田埂站着，手里的小苗微微颤动，背景里是拿袖子拭泪的老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