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孙郁散文孙郁

孙郁（1957-），本名孙毅，辽宁大连人。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20世纪70年代在东北插队时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忧思录》《鲁迅与俄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张中行别传》《民国文学课》等。

在苗圃有一次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叫着我幼时的小名，且称自己是苗圃的老叶家的后人。这熟悉的乡音突地拽我到时光的遥远之处，便知道这是一个老相识，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找我的。我们在北京火车站见了面，才发现他带着老母来京治病。这个老叶家的后代我叫他大哥，总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让我想起曾生活过的那个辽南的苗圃，还有诸多满族的老乡，在花甲之年重逢，彼此的沧桑之感，都在那对视的一刻从双眸里流淌出来。
苗圃其实是个地名，乃青年试验场的一部分，县农业学校就在那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想必是学苏联的农场的机构吧。其地的原住民是满族，他们至少在这里生活了三，留下了许多风俗。但我的年龄太小，对于地域的风情还很不了解。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满族人和汉人的区别已经不大，只是他们的口音，与周围的汉人不同，与北京话庶几近之。而的地方，还以山东话为主。满族的建筑，要略宽敞一点，但总体与汉人一个色调。他们的院子相对要讲究，往昔的贵族的样子还有一点，然而衰败是自然了。所以，苗圃这个地方，乃复县一个特别的存在。在大连的乡下，它还是有另外一番味道的。
我小的时候总在搬家，住无确定之所。母亲告诉我，我们搬到苗圃，是县里一位好心的领导的照顾。父亲被发配到农场后，母亲一直，见到了从外地刚调来的县委领导，告之父亲的冤情。他做了调查后，觉得父亲的确很冤，但决定是市里做的，一时不能改正。便主动把母亲调到离父亲近一点的地方。农校与农场是什么关系，我一直不太清楚。这大概属于农场的一部分，母亲便做了农校的教员。我们的邻居，正是老叶一家。
那时候我才四岁多一点，我人生的印象，主要从这个村子开始的。一切都在灰蒙蒙里，记忆深刻的竟是晚冬的情景。苗圃这个地方没有灯，到了夜晚一片黢黑。我的童年，多半就这样掉在黑色的世界，好像也习惯了在黑夜里寻找什物。朋友们对于我这个记忆，殊感奇怪，以为我夸大了感受力，但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离不开的恰是这个色调。到了青年时代，我喜欢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和这种记忆有关。而像王小波那样洒脱、明快的反讽之趣，我是很隔膜的。
我们住在离那家旧房不远的一个破庙里，冬天很冷，四面是风。取暖的办法是烤火盆，火盆是父亲从外面买来的，乃冬天离不开的宝贝。那里完全不像个家，门用布帘挡着，没有窗户，屋子黑洞洞的。庙旁边有条小河，背后是座没有树木的丘陵，村子里的房子星星落落散在四周。晚上常常被老鼠的咬箱子的声音吵醒。我们点上蜡烛，母亲用木棍驱赶它们，但那些饿急了的动物完全不怕人。它们的眼睛大大的，我见到那些老鼠，感到有被吃掉的感觉，那些老鼠却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在地上望着被窝里的我，好像要交流什么。我后来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老鼠，且带着奇怪的眼神要说话的样子。我心想，既然它们不怕我，我也不该怕它们吧。不知道动物专家如何解析这样的现象，对我来说，人与动物是有沟通的气味的。有一次我和贾平凹聊天，谈到他的《古炉》里的狗尿苔与动物对话的一节，他说自己小时候就是如此，喜欢和树木、动物对话。看来神灵的感觉是存在的，我们这些世俗化的人，只是忽略了这一点而已。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会发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那种思维是一生里珍的存在，大人的思想事功的成分多，也就少了诗意。但现代教育摧毁了好奇心，说起来也颇值得反省的。
在苗圃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北靠丘陵。西边的山口有个养老院，我和母亲常去那里为出生不久的妹妹取奶。这个养老院很怪，我从没有听到那里的声音，也许是晚间吧，屋里光线很暗，老人都横躺着，有的吸着烟，长长的烟管的一头忽闪忽闪，煞是诡异。他们穿的衣服都很旧，大褂的居多。这些人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有些奇怪。房外养了一些奶牛，应当是供应给这些老人的。我们所以能够买到一点，或许是农校特殊的政策。把如此多的人集中在农场附近养老，大概也有经济上的考虑。那些从不说话的人们，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去。我后来想，不是他们不说话，而是我还不太会用汉语表达什么吧。
我后来看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见到小镇里昏暗的大宅院的场景，老是想起四岁的经历。那是旧时代的影子，在六十年代初也可以见到，说起来很是奇怪。没有生气，在无色调的环境里蜷曲着身体的老人们，和民作笔调，类似的地方殊多。以至后来遇见苏童，谈及他的《妻妾成群》的古老的画面，我说真的有几分像。我们中国的过去凝固的生活里，这样的片影真的普遍。欧洲的老人，好像不是这样，我在法国的乡下看见老人设计自己的晚年，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法国老人似乎有被救赎的向上的渴念，中国老人那时候则是相互依偎的安宁。东西方的存在方式在根本点上是无法重叠于一体的。
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牛奶已经无法正常取到，粮食也越来越少。农校有粮食基地，还算可以在食堂搞到一点东西，但大家都有些饥色，日子很是清冷。记得母亲从食堂端来一小盆稀粥，妹妹见到异常兴奋，抱着小盆不让大家动。那时候四周的农民都很清苦，日子像被抽空了一般。我们的邻居老叶一家的几个孩子，比我还要消瘦。
青年试验场土地肥沃，庄稼长得还好。老叶家的孩子们常常跑过来，我随着他们在泥土地里滚爬着。他们都极为灵巧，说着一些只有满族人才说的歌谣，而且常常彼此恶搞。有时候他们带来一点山上的冬枣，或者瓜子，这仅有的零食，已经让我们大为满足。听大人说，当时的粮食是丰收的，可是不知道大家何以饿着肚子。较之城里人，农校借了农场的光，还勉强可以吃到一些粮食，但惶恐的人们，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
早期的记忆很少有父亲的影子，他是不能天天回家的。父亲那时候在农场劳动，据说什么农活都干过。他的回忆文章讲过那时候的心境，已经全无希望，只求认真工作洗刷罪名。在一起下放的人员里，他大概是表现的一个，做什么都像样子。比如培育良种，比如土豆增产科技方案，都是他来做的。六十年代，他放弃了喜欢的文学，一心研究米丘林等人的学说，在农场搞起试验田来。他是那里的大学生，也就格外显眼。农场与农校的负责人，都是中专生，他们对父亲并无恶感。有趣的是，在饥饿的时候，他却被调到农场一个分场的食堂做炊事员。原因是几个做饭的人都往家里偷运粮食，换了几个都是如此。他们觉得父亲是受过教育的人，虽然有历史问题，但已经是戴罪之身，在食堂里是不至于去再犯错误的。那时候大家都在饥饿中，我们都有一点浮肿，但父亲却未有空腹之饥，说起来是因祸得福。在城里人早已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反而没有了衣食之虑。
从农校到我们的住地，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要过两条小河。母亲领着我每天涉河，很是不易。夏天尚好，春秋季则冰冷刺骨，鞋子湿了，半天都很难受。有一次母亲怕我冷，背着我过河，结果在水中晕倒，我们一起跌入河里。我一生都不能忘记那一刻的镜头，后来见水就眩晕的感觉，也许与那次遭遇有关。没有桥的地方，百姓的生活近于原始化。我后来看到老少边区的学生每天爬山涉水上学的情景，就想起自己的过去，可惜竟不能为贫困地区的百姓做些什么。乡下人不易，可是他们都习惯了，中国的农村孩子，比我们从城里来的人要坚韧得多。我们在乡下的日子，多少还有一点矫情的。
辽南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变化得很有节奏。春天风大，空气弥漫着海腥味儿。夏天不热，海风吹来的时候，很是爽快。秋天的景色，平原的庄稼像被黄色染过一样，真的美极了。冬天则颇为可怕，因为取暖设备简陋，手上和脚上都是冻疮。六十年代的辽南甚冷，下雪的时候道路都淹没了。大雪封山的时候，百姓的家门都被白雪堵住，要挖一个洞才能出来。这样的日子，在今天也已难以见到了。
我的喜欢秋天，那可能与饥饿有关。妻子说小时候怕秋天的到来，好像都在萧瑟之中，不禁悲从中来。我则盼望那些金黄色的田野。秋天到了，田里到处是来捡粮食的人。我与老叶家的孩子们到地里挖地瓜。在别人刨剩的地方重新寻物。我用的是小钩子，下来竟也有点收获，有一回竟刨出整个的地瓜。风从山口吹来，遍地残叶。我欢快地坐在地里玩着，好像那就是我的乐园。
在大自然里奔跑，我进入了梦一般的世界。山上的怪石裸露着身躯，在复州河边，柳树歪倒在一边，像画里的境界。我次见到老牛，不知何物，吓得躲在一边。那庞大的动物慢慢在田野里走着，好像与泥土做着什么游戏。复州牛是很有名气的，它块大，健壮，在东北的名气很大。在乡下久了，才知道可的是老黄牛，它慢慢腾腾的，驮着乡下人的梦，从无疲倦的样子。
牛在田里耕地的样子很美，古人画牛耕图，就有几分仙气。农夫和它们的关系默契得很，抽着烟，和它一起在泥土里走来走去。那牛具都很古老，和后来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没有什么区别。农夫鞋给我印象很深，是牛皮卷成的，也属于古人的样子。社会转型已经到来，乡下的生产方式却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975年我到乡下插队，农耕的方式也依然如此。
农校的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军人的家属，有从大城市下放来的，成分复杂。有一位沈阳来的阿姨，见到我喜欢说话，有时还给一点零食。我听到不同于辽南的口音，觉得音乐一般美丽。过节的时候，农校显得洋气一点，有一点点城里的样子。比如挂上灯笼，贴上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喜气洋洋的，这在苗圃，是很特别的了。
我喜欢安阿姨一家人，她的儿子与我很好，几乎天天在一起。安阿姨的丈夫是军人，在附近的空军基地工作。他们算是我们这里洋气的家庭。我在他们那里看到了儿童玩具，还有苏联时期的画报、书籍。有时候也在他们家里过夜，一起玩各种游戏。在很土的地方，遇见了一个有布尔乔亚色调的家庭，想起来也够不可思议的。
可能是新组建的学校，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据说大家都很客气，没有城里人的那种紧张感。校长姓杜，我叫他杜大大。人瘦，细高的个子，脸庞黑黑的，常常是微笑的样子。记忆里他是我认识的名官员，对我们这些外来户很好。几年后我们离开苗圃到复州城生活的时候，我还在大道旁见过他。有年秋我与几个小伙伴跑到苗圃拾，背得很多，走走停停。他从学校走出来，看见我吃力的样子，主动用自行车驮运我的东西，一直送到家里。“”的时候，农校是县五七干校的所在地，他还在那里工作。但据说经历了不寻常的遭遇，后来竟下世了。每每想起他帮着我驮草，一路说说笑笑的样子，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农校也因斯人而成为我生命里感激的所在。
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农校里，校门口正对着哈大道（哈尔滨到大连的国道），这在东北是的公路，总能见到各种车辆来来往往。从苗圃到县城有四十公里，到复州城也有三公里，算是交通方便的所在。许多车辆在这里歇脚，能够看到各类新奇的人物。比如戴大盖帽的军人，沈阳一带的工人，还有大都市来的漂亮的姑娘、老人。下雨的时候，见不到人，只能呆呆地看着公路上的车辆。我喜欢数着一辆辆的车，看着疾驰而过的影子发愣。心想，那远远的地方通到何处呢？在朦胧的雨色里，我感到了远方世界的神秘。
初的记忆与田野、公路、小河有关，对自己的成长有格外的帮。与那家孩子们在草丛、沙滩和丘陵间玩耍的时候，心与天地之气是衔接在一起的。西方人在绘画里点染自然之景时，往往有神秘的气息流动，那是天启的所在，背后有神喻的力量。中国山水，没有那样幽玄的样子，但是空灵者居多。我少年的记忆里的田，符西洋绘画的感觉，神秘而大气。到了老年，却喜欢山水作品，不过那是远远打量者的凝视，内在的痛感却没有了。所以，中国的山水画是属于老人的超然之物，人间不幸都过滤掉了。而西洋的山水，隐隐有思考的和焦虑的东西在，那是正在经历生活的人的审视，内在的隐喻非一句两句话可道。我们的家庭的不幸，其实也带来了另一种境遇。对于我而言，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日子，百姓都是接地气的。和接地气的人交流，一切都不能伪饰的。但我们在乡间的戏剧、说书人的故事里，看不到这些。流行的艺术是一种解脱苦楚的自娱自乐。至于目光，只在黑暗的边缘一扫而过，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过了五十多年，我再一次造访苗圃的时候，是带着八十五岁的老母。我领她走在当年的路上，问当年的生活，她已经全不记得。到了农校那排红色的俄罗斯风格的房子前，旧影历历，却不能想起当年的具体的人与事。农校早已不复存在，旁边是破乱的什物，竟没有一点记忆里的样子，心里很是难过。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座小庙，早不知哪里去了。只有老叶家的老屋还在，却成了废园，想必他们多已搬出了此地。现在不仅农场消失了，连过去的熟人也难见到一二。我再次望着当年熟悉的山、水，和一望无际的平原，觉得没有了当年的影子，与记忆完全不同。时光流逝了许多东西，连同我们的生命里的温度。在苍茫的世间，一切都将消失，那些珍贵的和污浊的，都不能幸免。好在我们的心还系着悠远的过去残留的温情。在缺少快慰的时代，仅使有一点闪亮的光点存留，我们都将深深感激。那是生活里的微火，它照着惨淡的黑夜，我们的眼睛也因之而被点亮。苦难试炼着我们的灵魂，而生命的微明，却来自我们与存在的凝视中。里尔克的诗歌有两句我很喜欢，也说出了我的心情：而这就是愿望：日复一日的时刻与永恒悄声对话。
2017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