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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新书]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萧三匝)萧三匝 著9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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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第一讲 中国思想史之分期 / 3
第二讲 商周革命:从天帝独作到天人合作 / 9
第 一 章
第三讲 春秋战国:道术将为天下裂 / 23
第四讲 孔子:重估万世师表 / 32
第五讲 孟子:解剖仁政原理 / 47
第六讲 荀子:儒法联姻逻辑 / 59
第七讲 墨子:第一次补天行动 / 71
第八讲 老子:何来自由 / 83
第九讲 庄子:与世逍遥 / 92
第十讲 韩非:千古罪魁 / 104
第 二 章
第十一讲 秦汉:从天兴到天塌 / 121
第十二讲 诸天融混 / 133
第十三讲 董仲舒:第二次补天行动 / 145
第十四讲 造经运动 / 161
第十五讲 王充:灭天拜物 / 178
第 三 章
第十六讲 千年沧桑:第三次补天运动 / 185
第十七讲 玄学:玄幻之天 / 194
第十八讲 佛教:空幻之天 / 207
第十九讲 唐:开放之天 / 231
第 四 章
第二十讲 宋明:从造天到灭天 / 247
第二十一讲 周敦颐:重建天人 / 259
第二十二讲 邵雍:游戏天数 / 266
第二十三讲 张载:代天立命 / 272
第二十四讲 程颢:性理之天(一) / 281
第二十五讲 程颐:性理之天(二) / 289
第二十六讲 朱熹:第四次补天运动 / 297
第二十七讲 陆九渊:心理之天(一) / 310
第二十八讲 圣王冲突 / 323
第二十九讲 王阳明:心理之天(二) / 336
第三十讲 王学流变:我即是天 / 354
第三十一讲 徐光启:黄天可立 / 369
第 五 章
第三十二讲 清:舍天求生 / 381
第三十三讲 黄宗羲:规训天子(一) / 393
第三十四讲 顾炎武:规训天子(二) / 406
第三十五讲 王夫之:器物之天 / 419
第三十六讲 颜李学派:不必看天 / 431
第三十七讲 戴震:天理杀人 / 445
第三十八讲 反考据运动:解构天道 / 457
第三十九讲 他山之石 / 465
第四十讲 八论天人之际 / 477
参考文献 / 494
后 记 五十可以知天命? / 498
萧三匝,四川梓潼人,现居北京,思想者、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中西哲学、政治学等,在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力,思想、学术文章发表于《文史哲》等刊物,著有《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站在刺猬这一边》《民国遗脉》等著作。
自序阐旧邦以开新命史学家钱穆有一个核心史观,那就是对本国史应该抱以“同情地理解”,或者“温情与敬意”。此一史观,初看起来是很好的,它体现了后人对前人的尊重,也提示人们不要迷信各种牌号的“进步史观”。
可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史观在实践中带来的流弊,那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止于“同情地理解”“温情与敬意”,于是处处为历史及历史人物辩护,结果就是让人们感到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
虽然不能说钱穆的著作仅止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但老实说,钱穆的大部分作品,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守旧有余、开新不足,辩护有余、建构不足。读他的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古代中国尽善尽美,好一个金光灿灿的黄金世界!
“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体现的显然不是科学的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没有逻辑说服力的。历史是由不同阶段构成的,每个阶段出现的事物都不同。历史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每个阶段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么历史中的新因素何以能够产生?新因素的合理性又何在?
钱穆尊孔,但他在史观上却是孔子的“叛徒”,因为孔子开创的《春秋》史观,坚守的是思想家著史的宗旨,是用一套价值观来论断、书写历史。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寓褒贬于历史叙述之中,这就是所谓“《春秋》大义”。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的作用,为什么“历史是中国人的宪章”,为什么经与史无法截然分家。如果孔子对历史止于“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他又何必下一字褒贬?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国传统史观暗含的精神。为什么?由儒家开创的思想传统不是主张复古吗?诚然,历代儒家的确主张复古,但其复古却常常是为了开新,复古的准确含义是:当现实政治、社会遇到巨大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希望阐发古代的政治、社会理想来批判现实,以促使现实朝新的方向行进。
复古能否开新是另一个问题,但任何思想家、史学家在思考维新何以可能的时候,总有一个如何调动思想资源的问题。思想资源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时间轴上的古代资源;二,是空间轴上的异质文明资源。在一个封闭的文明体内,在长期相对封闭的时代,人们能调动的思想资源,当然主要是古代的。这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形,西方也是如此,文艺复兴不就是对古希腊、罗马?多大价值?
在我看来,任何缺乏思想穿透力和前瞻性、没有史识的历史类读物根本谈不上是史书。史书自然必须基于客观史实,但任何书写都必然是主观的,对史料的拣选、剪裁、论断无不体现了书写者的主观性。因此,史书必然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客观的史实只是书写的素材而已,过分强调客观的结果,就是书写者把自己异化成了复读机。
如果读者在乎的只是客观史实,他们直接去读史料即可,又何须现代人喋喋不休地复读?中国历代还缺史料吗?
让我们回到思想史的主题。中国本有经史合一的传统,章学诚甚至认为“六经皆史”。按传统的看法,“思想”属于“经”的范围,思想史写的是思想的历史,自然更应该是经史合一的著作。但对中国而言,这里面存在一个大问题:对一个相对独立、自生的文明体而言,几千年来所奉行的“经”未必是真经。“经”意味着永恒、不变、绝对价值,但近代史告诉我们,儒家所崇奉的“经”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永恒、不变、绝对价值的渴求。它早就遭遇到了严峻挑战,中国思想界至今也尚未成功应对这一挑战。
那么,当代人写古代思想史,应该怎么写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三大原则:一,既然是思想史,就应该勾勒出每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成因和内在逻辑;二,既然是历史,就应该讲清楚中国思想传统的历史演变逻辑;三,既然史学应该指向维新,也即是指向未来,就不能满足于论证历史的合理性,不能迷信历史的必然性,而应该指出历史的可能性。而要指出可能性,就不能满足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就必须有思想上的追求,就必须站在全人类的坐标系中,站在未来的时间节点审视、批判、扬弃中国(包括西方)的传统思想,因此作者的眼界必须开阔,心态必须开放。
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史的写作者应该具有“推倒百代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抱负。
这样的思想史写法必然被人质疑,一种典型的批评意见认为,批判先贤是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做法,是厚诬古人,让古人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体现了写作者的怯懦。
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书写思想史,不仅要着眼于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要着眼于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如果他的思想对后世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也不必写他。因此,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那个已经死去的作为个体的孔子,但我们不能止于对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同情地理解”,这样的书写其实反映的正是书写者对现实和未来的不负责任……
对中国思想史而言,先秦时代的天总体上已经具备上述主宰之天的特征,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孟”、董仲舒、“程朱”、“陆王”也无不关注天人关系,否则中国也不会有“天命”“天良”“天心”“天性”等词汇了。本书紧扣天人关系这一主题,重新梳理中国思想史演变历程,尽力书写平视的、反思的、前瞻的、开放的、通贯的、通俗的思想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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