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中国文化通义(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四十周年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多种文化源头的汇合 002
二、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作为国家的“中国” 012
三、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017
四、中华民族的构成与融合：多民族融合的民族共同体 022
五、中国的语言与文字：民族智慧的载体 028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
一、宗教：人间性的多神宗教 042
二、哲学：重人生智慧 052
三、文学：现实与浪漫 062
四、政治：内圣外王与阳儒阴法 073
五、宗族家庭与宗法社会 083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一、人生价值观：重道德、重群体 096
二、自然价值观：天人合一 104
三、道德价值观：仁义礼智信 113
四、知识价值观：反省内求、重直觉 152
五、经济价值观：德本财末、重农抑商 161
六、审美价值观：美善统一、情景相即 172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统一性：多元统一、文化认同 187
二、连续性：未曾发生断裂 194
三、非宗教性：道德理性化 202
四、泛道德性：德治、礼治、人治 208
五、内倾性：人性自足 218
六、中庸和平：道德约束 227
七、乡土情谊：凝聚力 237
第五章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 249
二、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 259
三、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影响 266
四、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及影响 283
第六章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受容与排拒
一、夷夏之辨的民族心理意识 294
二、儒佛之争的文化立场 305
三、明清禁教与西学的早期输入 317
四、晚清的传统与西化之争 330
五、东西文化论战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46
第七章 中国文化的现代反思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起因与特点 366
二、对“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再思考 379
三、对“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历史考察 390
四、中国文化与当代新儒家 402
五、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407
六、中国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11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意义
一、“文明以止”的人文精神 416
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425
三、“和而不同”的共生哲学 434
四、“趋时适变”的生存智慧 444
五、“生生日新”的维新理念 455
六、“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 465
后记 478
李中华学术年表（褚国锋） 479

李中华，祖籍山东临淄，1944年生于辽宁法库，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9年毕业留系任教，1982年任教期间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儒藏》执行总编纂等职。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魏晋玄学。著有《纬书与汉代文化》、《冯友兰评传》、《魏晋玄学史》（合著）、《中国人学史》（合著）、《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化通义》等，以及学术论文百余篇。
陈越光，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20世纪8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副主编；历任《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总编辑（主编）。著有《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谦卑》、《以公益为志业》、《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文版、法文版、韩文版）、《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等。

导言

一部从容、理性之作

邓联合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文化通义》（以下简称《通义》）是李中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更是他自改革开放以来思考中国文化问题的学术结晶。

先生 1944年出生于辽宁法库，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9年毕业，1970 年留系任教。1978年他又在职深造，成为北 大哲学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就学于冯友兰、 张岱年等著名哲学家，专攻中国哲学。1979至 1984年，他受哲学系委派，担任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助手，协助冯先生写作皇皇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参与《三松堂学术文集》的编纂工作。这段学习、工作经历不仅奠定了李中华先生此后四十多年从事中 国哲学研究的深厚扎实的学术基础，而且涵养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温情。

1980年代，中国社会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文化热潮，先生既是 这股热潮的身历者，更是推动者。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这期间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和最初的构想者之一，与汤一介先生等同道，于 1984 年创办了著名的“中国文化书院”，并担任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学术委员会副主席。1985 年，以先生为主要负责人，书院举办了首开局面的“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首期学员有二百余人，受邀为讲习班做讲演的则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金克木、戴逸、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以及杜维明、陈鼓应等海内外学界名流，可谓盛况空前。至1986年底，讲习班共举办四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正是在这一时期，先生着手撰写一部通论中国文化的著作，如《通义》后记所说，“笔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对中国文化这一复杂的时代课题抱有浓厚兴趣。当时恰逢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院长汤一介先生嘱我编写‘中国文化概论’讲义”。书稿完成于 1980 年代末先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研究期间，1994 年以《中国文化概论》为书名，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十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因应于此，《通义》相较于初版做了较大修改和增补。

二十世纪的中国先后出现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文化热：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次则在 1980 年代。在前一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何以保国、保种、保教是社会各界精英思考的严峻问题；1980 年代，中国刚刚开启封闭已久的国门，迈入了改革开放、融入现代世界的社会转型进程。两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挑战虽然不同，处于其中的知识精英却都不得不思考一个共同的紧迫问题：怎样看待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沉重“包袱”，还是仍然具有不息的生命力，从而可以在精神层面助力华夏文明的现代转型？

对此问题，极端的保守者有之，激进的反传统者亦有之，两次文化热皆然。其所不同者，“五四”时期，身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知识精英，无论保守者还是反传统者，内心大都充满了深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使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论断难免偏颇失度、言过其实。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进程，古老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相伴相进，其中的许多重要成分仍然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离的精神资源，滋养着国人的心灵家园。这一事实使今人在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时明显少了甚或完全没有了“五四”时期知识精英心中那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进而可以用从容、理性的心态去审视传统文化。

《通义》正是李中华先生怀着这种心态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具体来看，该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之从容、理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完整描画中国文化的全貌及其复杂特点。中国文化生成于空间辽阔的华夏大地，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内中积淀着不同时期、不同社群的生活经验，故其结构自洽而多元、内容丰富而芜杂、价值取向独特而不齐。“五四”时期的学者在论及中国文化时，大都有意无意地采用中西比较的视角，依据他们认同的思想立场，选择性地阐说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特点，故其所述往往片面而不及其余，其所论难免偏狭而有失公允。与此不同，《通义》不仅客观、全面、系统地呈现和解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价值系统、基本特征，而且几乎已将刻意的中西对比的思维定式消泯于无形，我们从中也几乎看不出作者的描述和讨论究竟出自何种思想立场。这背后的“潜台词”分明是：描绘中国文化的全景图，为什么一定要套用西方文化影像的构图、色彩、线条和用光方式呢？所以，毋宁说，作者其实是把中国文化当作已经历时性生成的客观对象，进而依信己之所见，面对面地直观它的真实貌相，以为其画一幅尽可能完整的全景图，至于所绘图景是否与某个异质的他者相似或相异，则大可听之任之。

其次，毋庸讳言，作者无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故其理论叙述采取了“同情的理解”的方式，但该书并未因此而一味肯定或褒扬中国文化。事实上，作者在行文时对中国文化既未溢美其长，更没有讳言其短。读者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全面介绍和分析中国文化的内容、特点及其域外传播、世界影响的基础上，该书第八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意义》，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积极评价和未来期许；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固有的缺陷和流弊，书中也并未吝惜笔墨。

例如，关于中国文化的经济价值观，作者批评：用儒家“以德为本，以财为末”的价值观作为判断人的标准，“往往产生一种很大的副作用。一方面，使人不敢追求财利；另一方面则用尽道德名义掩盖求财的心理，造成道德与经济、仁义与财利的畸形对峙，从而产生畸形人格。”这一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再如，关于道家的“不争之德”和中道思想，作者的评价是：这既塑造了“中国人含蓄、内倾、稳健、老成的独特风貌”，同时又使一些人形成了“外宽和而内刻薄、外雍容而内吝啬、外知足而内贪婪、外诚恳而内奸诈、外柔弱而内刚愎、外大公而内大私、外坚忍而内残忍、外平等而内独裁等相互对立的双重性格”。这是对中国人之消极品格的深刻揭示和沉痛检讨。

……

自序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自她产生至现在的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虽然经历了人类文明的多次蜕变，但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面貌和独特的风采，充满了内在的顽强生命力。

人类文明的演进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并不是一条直线；同样，中国文化在她延续发展的几千年里，也曾遭受过多次挑战：一是汉末佛教的东传；二是近代西学的输入；三是“五四”前后东西文化的猛烈撞击；四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四次巨大的历史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反省，试图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寻找自身生存的动因，以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这种自我反省显示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适应能力，显示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智慧。

公元一世纪印度佛教的东传，曾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鼎盛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封建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调整能力—雍容吸纳外来文化所表现，故异质文化的相互冲突未能造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冲击，它最多是在精神层面引起不同反响，从而造成与原有文化信仰的歧异。但不久也就趋于同一。经过五六百年的时间，佛教文化才融入中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近世的西学东渐，却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的。由于西方文化含有近代的内容，同时又是伴随着武力冲进中国大门的，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值衰落时期，因此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西方文化的输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震撼，远非汉末佛教文化输入之可比。它对于当时羸弱的中国，比佛教的输入更具有挑战性。它的影响及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使中国封建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调整能力完全失去了主动性，致使“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论争异常激烈，并越出了以往精神层面的界限。随同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中国文化迎接了一次火与血的考验。

在近代风云变幻的世界大潮中，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而作为反映这种社会变化的中国文化，则处在更为艰难的历史环境中，试图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从“五四”至新中国诞生的三十年间，中国文化经历了自身发展历史中最艰难的岁月。她步履维艰地承受着各种失败所归咎给她的历史罪责，甚至遭受“全盘西化”这一历史幽灵所强加给她的“打倒孔家店”“扔进茅厕”“废除汉字”一类的种种羞辱。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从反面更加激励了中国文化自身的调整与更新。同时，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无论爹娘怎样丑陋，毕竟还是自己的爹娘，抛弃爹娘，就等于抛弃了自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抛弃，而在于改造。因为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和心理积淀，并非想抛弃就抛弃得了的。那种“自虐”式的文化立场和一切不如人的想法以及“全盘西化”思想，即是想抛弃祖传的家业，重蹈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历史覆辙。的确，要想抛弃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如同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总和。它代表或反映了创造者的心灵和智慧。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文化有如明珠和彩虹，她楚楚动人，何丑陋之有？当然，这样说也并非为自己的文化护短。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毫无例外地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人文等环境中生成并发育的，因此它们必然带有生成发育过程中各种特定条件的历史局限和历史烙印，因而也就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中国文化自然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她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浸润下生成并发育起来的，她的最大缺点和不足是与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征相联系的。因此，那种以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好，现代的一切都是“古已有之”，从而拒绝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关门主义、复古主义，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巨大障碍。

……

★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四十周年纪念版，致敬大时代狂飙中迎风而立的几代学人。
★ 北京大学哲学系权威李中华倾力之作，本书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当代中国文化普及与反思的典范之作。
★ 李中华教授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全面探讨了中国文化的起源、要素、价值系统和特征，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传承性，提供了对中国文化多维度、立体化的理解框架。
★ 本书以平实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学术理论转化为大众能够轻松理解的知识，讲清丰富的文化内涵，理清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脉络实现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完美结合。
★ 本书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结合现代发展，不仅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出了深刻洞见，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为文化自信注入了新活力。
★ 32开精装版，双封设计，护封采用烫黑、压凹印刷工艺，纹理立体，触感丰富，是个人收藏和赠送他人的不二之选。

本书是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的经典著作之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基本要素、价值系统、基本特征、传播及对世界的影响、对外来文化的受容与排斥、现代化与未来前景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全貌，又凸显了中国文化的诸多亮点。作者对中华文化产生至现在上下5000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描述，对中华文化在佛教东传、西学输入、新文化运动及现代科学技术等重大变革中自我反醒、自我嬗变，从而不断吸收、融合、演进，跟上世界发展的进程进行了理论总结，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预示了新的文化热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