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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新书]改革的逻辑(修订版)周其仁978750867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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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部分 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30年感言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收获的十年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
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成都试验的新进展
第四部分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
货币无侥幸
银根与“土根”的纠结
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第五部分 改革驱动的经济增长
向内转型的困难
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第六部分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民贫国衰、民富国强
体制政策要靠前
防止改革成为半拉子工程
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接着石头过河
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周其仁,中国很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众多经济政策制定背后的智囊,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靠前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已出版著作有《改革的教训》《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数网竞争》《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
:“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
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
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版的:开本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张五常这样介绍:“科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作,用产权(property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
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of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毕业生,经历了3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苏联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10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旋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各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
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
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contractedresponsibility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
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
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显然,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
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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