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刘巽达9787547308233

自序
文化热点篇
姚贝娜一定不愿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
故宫纪念品如何“亲民”
“到此一游”与“风雅”心理
法盲孙子让人“冰心”
“公众人物”当如何自处
“落叶景观”是城市的“流动油画”
“废墟涂鸦”的尴尬命运
文化批评不应刻意回避“口水战”
“比基尼京剧”与艺术创新尺度
“外滩申遗”的申与不申
文物回归，给点谨慎的乐观
功利绑架文化的机场更名
申遗，究竟为了什么？
过度解读的“度”在哪里？
娱乐，何必用红色包装
邵逸夫改写的不仅是电影
预料中的二张分手
“好声音”连接“梦通道”
“达人秀”何以成为文化事件
文学艺术篇
余秀华：奇迹点亮常识
张贤亮激活“灵与肉”思考
“叶兆言叫板莫言”的营销绑架
作家能否“大学造”
作家的心跳和译家的心跳
面对诺奖，何妨淡定？
关注诺奖别制造“村上悲情”
马尔克斯的“现实”和“返身”
《背影》的“交规之痛”
也说四大名著之“读不下去”
驻场演出，城市的面子
争金夺银与真金白银
艺术家跨界之“不务正业”
文艺创作“源头”重于“码头”
海外华人作家之崛起
“伟大的影评人”对我们的启示
影评家不能跟着资本家走
“举重”才能成“重镇”
金鸡百花：“鸡肋”等待新活力
宫崎骏的“力不从心”
国产动画片到底缺什么？
《悲惨世界》能否启迪京剧电影？
中国电影人不要“小家败气”
“一片制”和“一日游”
对策怪胎“贴拍片”
“艺术电影联盟”切勿虎头蛇尾
“尺度”稍宽
金鸡奖的“最佳”与“特别”
叫座也要叫好，养眼还须养心
“海派秧歌”的样板意义
设计之都：从创意到创造
民乐接地气，方能走向坦途
朗朗诵读的城市诗意
街头艺术之于温情城市
语言文化篇
语文教材应由谁来编？
艺术家何时不自念紧箍咒
对“流行热词”的冷分析
唤起对汉字的热爱与敬畏之情
流行语体的生命力能持续多久
雅语雅风治疗“语言癌”
文化节目与综艺秀的“楚汉之争”
《中国好歌曲》让原创“走出去”
过度消费文化名人要有叫停机制
文化名人出场费合理？悖理？
名人的盲区
文化沙龙，催生和滋养风雅
《狼图腾》“文化造假”之辩
“拯救”书店，要反思“人与书”的关系
“主旋律”不能是“伪歌颂”
司徒雷登为何遗愿难酬
不能绕过的鲁迅
中文系，中国人文思想的建设者
文化不是“软实力”
艺术评奖就要“大义灭亲”
为舞蹈大赛上的“当场质疑”喝彩
“严肃作品”《寒夜》被雪藏说明啥?
媒体“保持痛感”的担当
“娱记”能否转型成“文艺评论家”
为青年评论家敞开主流平台
关注“走进剧场坐下看戏的理由”
乌镇的“戏剧之梦”意义非凡
假如“上海国际电影节”移师千年古镇朱家角
需要那么多“国际电影节”吗?
“学问”与“学位”之倒置
“领导阵容庞大”的书画圈名利场
“钱多人傻”闹剧，还将上演多久?
自娱自乐的“文化走出去”
旧“毕业赠言”的新流行
名人故居保护的“差钱”与“不差钱”
山寨巴黎，不如保护老建筑
从清明节“文明祭祀”说起
将人伦节日化为民族文化记忆
“小地方生出大文化”之启示
“文化消费”关乎“文化立国”
“写书”永远比“卖书”重要
作为“社会公器”的摄影
收藏，做什么?
“观光”如何关乎“立国”?
“文化硬件”建设可否未雨绸缪?
到底还是“梦工厂”
“原型式电影”的自由与尴尬
“沪语文艺”背后的方言魅力
影视剧评篇
何必把“文艺片”视作票房毒药
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
姜文用“闹剧”把自己弄“俗”了
《归来》让人深思灾难的后果
《星星》击中了咱们的软肋
将爱情进行到哪里?
《无人区》：血染的风采
观《地心引力》之遐思
iPhone缺席的《乔布斯》
喜剧的饥饿成全《泰同》
西游降魔，缺点情怀
品牌与跟风——从《一代宗师》说起
李安的童话寓言
永远的安娜
愿给《危险关系》打高分
老外操中国潮语并非创新
皇帝的新衣
《白雪公主》：不止于娱乐
泰坦尼克：经典是这样铸成的
香港的现实主义
《国王的演讲》：上流的情怀之作
国际化：张艺谋和徐静蕾
“丁丁”与“捕捉”的完美结合
该向《功夫熊猫》学什么?
《星星的孩子》：本土题材，全球视野
就要这样干净
《画皮Ⅱ》的成功营销
游戏规则与丛林规则
从查明哲的“宗教情怀”说戏剧的教化功能
《伏生》，悲剧的美学力量
《生死遗忘》，话剧舞台的《金色池塘》
《长恨歌》，一个人的“宏大”

刘巽达，出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现为《上海采风》杂志主编、编审，*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华东师大兼职教授，《光明日报》“光明网”专栏作者，入选“2013光明网十大杰出评论员”“2014光明网十大资历评论员”（靠前）。著有《家庭启示录》《挂满鲜花的小屋》《无所不侃》《*国陋俗大观》等十余种著作。

还别说，真会写文章。作者把“我猜想”之下的画面描绘得如此鲜活，让有关秃鹫的联想变得充满逻辑。作者虽然是“引用秃鹫之说”——姚贝娜生前所
在医院有人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丑陋的外表下一颗贪婪的心，毫无怜悯地盯着将要死去的猎物，就等第一时间扑上去——但作者深表认同日：“看到这段话，作为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瞬间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一点芥蒂。新闻记者可不就是秃鹫吗，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
在新闻成为商品的时代，素材、故事是记者的追求，一颗有关怀的心却被流放了。有哪位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吗?我说，我要是姚贝娜的家人，一定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这话说得既大慈大悲又急公好义，怜悯之心跃然纸上。毫无疑问，在如此煽情的文字下，芸芸众生很容易被击中。可不，多么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啊，简直深刻无比!可是，我更愿意不怀恶意地揣测，很多前去采访新闻的记者，心中仍有人性的温度，他们仍能够在面对社会苦难时，满怀善良之心，流下真挚的热泪。媒体从业者天然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会让他们的一
瓣心香化为寒冬里的一支蜡烛，为姚贝娜默默点燃。
什么是驱使记者前往医院的动力?仅仅是功利吗?如果他们不爱她，不疼惜她，他们能够如此敬业吗?为什
么我们只看到他们焦虑的面孔，却看不到他们潜藏着
的悲悯之心?每个人的“敬业”表现形式不同，对于记者而言，有时候不得不扮演“蛮拼的”角色，只是因为他们的战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就容易变得刺眼
。于是那些不懂得与人为善的眼睛，就会用挑剔和挑刺的眼光看过来，污化可怜的记者，一股脑儿把他们视为“狗仔”。更有一些当红艺人，在需要造星的时刻，百般讨好记者；一旦星运高照，就视记者为敝屣，居高临下，极尽嘲讽。而那些高自律的记者，还常常以凯文·卡特的例子鞭策自己：当职业伦理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敬业?然而，当他们在做高尚选择题的时候，已经有人把他们直接比作低劣的秃鹫了。呜呼哀哉!好吧，让我们说说那位南非摄影师。他选择自杀
，无论是因为道德舆论还是出于道德自律，难道是值
得欢欣鼓舞的结局吗?就个案而言，或许可以指责他把敬业置于拯救之前；但从宏观的视野考量，无计其数的非洲儿童都处在饿毙的边缘，光靠一个摄影师救得过来吗?他彼时摁下了快门，用触目惊心的画面反映了非洲的现实，并因此搅动了世人的关注。其作品
对促进非洲儿童的拯救工作，无疑起到了石破天惊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若从客观效果而言，这幅《饥饿的苏丹》振聋发聩，引发如潮爱心。他可能没有及时拯救一个儿童，却因此拯救了一批孩子。更何况，假如
当时的镜头，只是千千万万非洲儿童的缩影，摄影师何以作为?他赶得走眼前的秃鹫，能赶走成群的秃鹫吗?他能拯救小女孩于一时，能拯救永远吗?类似的孩子成千上万，他救得过来吗?局外人的指责都是最最
容易的，人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唾沫横飞，用口水把人家淹死了。可是假如设身处地地将心比心，你会做得好多少?对一个摄影师的杰作，我们难道除了否定，就没有一丁点可赞美的吗?事实是，这幅摄影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至于背后的种种故事，见智见仁，并不妨碍作品的价值。这就是艺术的独特魅力。
我愿意不厌其烦地说那位南非摄影师，除了佩服他的道德勇气外，还深深为他惋惜，我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凯文·卡特”被逼入绝境。更重要
的是，我觉得不能把濒临死亡的姚贝娜比喻成濒临饿毙的非洲儿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在洁净
良好的医院，对姚贝娜的救治，是尽了心的。记者们即便愿意放下镜头和纸笔，去提供所谓的帮助，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假如有人提供这种可能，我相信很多记者愿意出手相助。但问题是，在这样的场合里，每个不同的角色只能扮演好自己——医生做着也许是无谓的抢救，亲属守着也许是最后的期望，记者等着
也许是噩耗的消息。难道这有错吗?难道记者们都是不怀好意地等着“死亡头条”吗?假如姚贝娜“奇迹般醒来”的喜讯传来，他们不也一样欣喜若狂地报道吗?难道，“报死讯”，就是秃鹫；“报生讯”，就是喜鹊?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媒体记者以种种手段抢新闻，确实是非常辛苦。有没有在“等她死”的记者?肯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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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巽达编著的《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系一本“文化时评集”。单看目录标题，便可知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效性——“张贤亮激活灵与肉的思考”“狼图腾文化造假之辩”“对流行热词的冷分析”“姚贝娜一定不愿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废墟涂鸦的尴尬命运”“需要那么多国际电影节吗”……其锋芒所指，皆为当下文化热点、文化事件、文化人物、文化现象等，文章选自作者刘巽达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光明网上的时评文章。通读全书，其最大的特点是文风犀利，文学性强，读来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