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寸草集(全二册)安永兴 著9787516669440

《寸草集.上》

《寸草集.下》

安永兴，男，汉族，194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员。1980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等国家核心级期刊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中学鲁迅作品讲解》《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红楼今咏》等专著。

鲁迅研究

谈《药》的结尾

一篇小说的结尾，应该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且有助于明确和深化主题。《药》的结尾，即是范例。

众所周知，《药》的情节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线，写华老栓买药，小栓吃药，茶馆议药；一条是暗线，写夏瑜的被害和他身陷囹圄的情景。作者用人血馒头巧妙地把这两条线索连接起来，并在茶馆议药这一部分，使这两条线索交织起来，形成小说的高潮。高潮过后，理应交代故事的结果，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清明上坟。正是在坟场上，两个死者的母亲正式会合，情节发展的两条线索完全融会在一起。这样的结尾，是小说整个艺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

《药》的主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来众说纷纭。其实，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作者自己的论述。鲁迅曾经这样讲述《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当然，在文学创作中，有所谓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情况。我们认识一部作品的主题，也主要是根据作品的实际，而不是作家的宣言。但是，就《药》而言，我认为，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意义是一致的。小说的名字就叫“药”，而这种“药”，即革命者的鲜血，并未能疗救群众不觉悟的病。这是鲁迅当时经常思考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和《药》同时发表的杂文《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里，他热情欢呼伟大的十月革命是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同时，也针对中国的现实指出：“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这段话，可以说是在给《药》的主题做注脚。尽管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个思想却是深刻的。作为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药》的主题，主要的并不是批判革命者的脱离群众，而是形象地揭示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群众的愚昧是小说主题的主导方面。正是这样的主题，决定了小说的整个艺术结构，当然也就决定了小说的结尾，而结尾又反转来明确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首先，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分凄凉的画面：时令虽已清明，然而天气“分外寒冷”。“歪歪斜斜”的一条细路两旁，是“层层叠叠”的丛冢。这里没有生机，有的只是“支支直立”的枯草；这里没有美好的生物，有的只是预兆不祥的乌鸦。尤其可悲的是：不是年轻人为年老的死者上坟，而是白发的老人为年轻的死者上坟。失去了生活希望的华大妈，神情是“呆呆的”，而她宽慰的夏四奶奶则“伤心到快要发狂”。这幅凄凉的画面，为表现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使作品的整个艺术形象协调一致，制造了多么浓重的阴冷的气氛。

其次，结尾正面描写了夏瑜的母亲。根据小说前三部分的描写，可以看出，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对夏瑜的态度，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对革命者的思想和情操，都是毫无理解。他们不仅不理解，而且身为劳动人民的华老栓父子，还要用这革命者的鲜血，疗治自身的疾病，而这鲜血又正是为包括华老栓父子在内的群众所流淌的。这对群众来说，是何等惊人的愚昧；对革命者来说，又是何等可怕的悲哀！在一篇不足六千字的小说里，能够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悲剧，作品的思想意义已经是够深刻的了。但是，作者如椽的巨笔并未就此停止。在小说的结尾，革命者的母亲正式出场了。她是否对自己的儿子有所理解呢？无情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小说写道：当她发现华大妈在看她时，“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当她发现坟上的花环时，竟然认为这是“天”的意旨，并且寄希望于乌鸦飞上坟顶，以证实自己的判断。生身的母亲都不理解自己的儿子，这就把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在开掘得很深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开掘。鲁迅说，《药》的结尾“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这种艺术风格上的“阴冷”，其根源就在于内容上的“愚昧”和“悲哀”。

那么，怎么理解夏瑜坟上的花环呢？

1922年12月，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花环是用“曲笔”“平空添上”的，这就表明：花环的出现并不是情节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除了夏瑜，小说中没有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这唯一的革命者又被杀害了。同时在小说的前三部分中没有对这一情节埋下任何伏笔。花环的出现，既不能根本改变小说结尾“阴冷”的气氛，更不能改变小说的主题。但是，花环的出现，也自有它不可忽视的意义。《药》写于“五四”运动的前十天。“山雨欲来风满楼”，鲁迅不会没有预感：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鲁迅:《〈自选集〉自序》）。花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平空添上”的。它表现了鲁迅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花环的出现，给这个铁一般的黑暗王国带来了一线光明。这就使《药》的结尾毕竟不同于安特莱夫的艺术风格。安特莱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0世纪初期“绝望厌世的作家”（鲁迅：1925年9月30日致许钦文信）。他的艺术风格的特点是“神秘幽深”（鲁迅:《域外小说集·杂识》），而鲁迅则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呐喊”助威。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我也不赞成把这一线光明过分夸大，以至于把花环说成是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将胜利的象征”，甚至把“箭也似的飞去”的乌鸦，都说成是“给读者以前程万里，很有力量的感受，在‘阴冷’之中显示了力量。”因为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而且不符合鲁迅当时的思想。鲁迅写《药》时，已“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自选集〉自序》）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经过一系列的实践，鲁迅已认定旧民主主义革命不会有光明的前途。花环不是夏瑜所从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胜利的象征”，而是寄托了作者对即将来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作者“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即进化论思想的具体体现。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思想并不是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没有接触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具体的特殊的规律，没有指出经过什么道路，依靠什么力量，来达到理想的“将来”。因此，《药》中的花环，只是代表了作者的一种抽象的希望和善良的愿望。至于把乌鸦都看成是“很有力量”的象征，那更是失之穿凿的。

这样分析《药》的结尾，是否意味着对鲁迅的贬低呢？对革命伟人的真正尊重，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思想和实践。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鲁迅的思想也有一个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在写《药》时，鲁迅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的作品，尽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尖锐地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却不能给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这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鲁迅前期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我们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肃清流毒，让新时代的青年从中学时代起，就注意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1979年3月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1期）

国民性与阿Q

阿Q问世已经五十多年了。怎样认识这个不朽的典型，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这一方面是因为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一方面，是因为阿Q这一典型本身的深刻性、复杂性，造成了解释上的困难；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文艺理论上，对典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妨碍了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阿Q形象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鲁迅是深知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典型的价值的。在鲁迅小说的所有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像阿Q那样，在作者的心目中酝酿那么长的时间，在写作时倾注那么多的心血；也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像阿Q那样，在社会上引起那样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响；更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像阿Q那样，引起作者那样深切的关注。从《阿Q正传》的发表，到鲁迅逝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作者对于他的阿Q的命运，可以说是念念不忘。1936年7月19日，在《致沈西苓信》中，作者不无遗憾地说：“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大概是出于这种“知音”难得的考虑吧，作者多次站出来，亲自解释阿Q并公开申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鲁迅为什么要塑造阿Q这样一个形象呢？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他说：“我虽然已经试作，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1933年，在《再谈保留》一文中，他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的这些论述，并不是在个别场合，针对阿Q研究的某一个侧面，偶或言之，而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阿Q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反复说明。它应该是我们研究阿Q的重要依据。

但是，多年来，在阿Q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在高度评价阿Q这一典型的同时，却对作者创造阿Q的主观意图多有所保留。这主要表现在对“国民性”的理解上。相当多的评论者认为：“国民性”的提法“不科学”“不确切”“不无偏颇之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这些同志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的结果，则是：阿Q是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农民的典型当然只能反映农民的阶级性，不能反映什么“抽象的”国民性。

说阿Q是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这几乎没有争论。问题是：农民的典型是否只能反映农民阶级的阶级性？换言之，阿Q这一典型的社会意义，是否只限于一个阶级，它有没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阿Q性格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作者写阿Q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在于揭露“国民的弱点”，所以，本文也只着重分析阿Q性格中的弱点。

阿Q不觉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信奉孔孟之道。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作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思想，孔孟之道不仅对统治阶级，而且对被统治阶级也有很深的影响。像阿Q这样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思想上居然也“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他无端地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同时，又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信条。对于孔孟之道在不同阶级身上都有所反映这一社会现象，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统治阶级提倡孔孟之道，是为了毒化和欺骗劳动人民，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劳动人民信奉孔孟之道，则是由于一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不觉悟。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可能摆脱这种精神枷锁的。所以，同是信奉孔孟之道，阿Q们和反动统治阶级也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既然阿Q们和反动统治阶级信奉的是同一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又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且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代代相固，成为社会上一种统治的思想，它对于国民性的形成就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同为国民的阿Q们和反动统治阶级，在这一点上，也就不能没有某些共同之处。由于同为国民的不同阶级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共同之中也还存在差异。但是，既然存在着“同”，那么，作者通过阿Q形象，就不仅揭露了“这一个”的弱点，而且进一步揭露了整个“国民性”的弱点。

阿Q不觉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不准别人革命。过去，人们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发表过许多意见，那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阿Q也不准小D革命。根据作者的说明，小D即“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寄〈戏〉周刊编者信》）这个阿Q的同类，只是“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就触怒了阿Q。“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毫无疑问，阿Q的不准革命和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因为看不清自己的敌人和朋友，不准同类革命；后者则是不准对立的阶级推翻本阶级的统治，即不准异类革命。但也无须否认，二者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和假洋鬼子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封建地主阶级处于同一生产关系之中。尽管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但在维护私有制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因此，阿Q即使做了革命党，也还是阿Q式的革命党，革命的目的，不过是变地主的财产和权力为自己的财产和权力。当然，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一角度来看，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不准革命”思想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假洋鬼子的批判来体现的。但他在“不准革命”这一章里，同时写了阿Q的不准小D革命，而且写在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之前。这是意味深长的，它启示人们：在中国，“不准革命”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等级制是封建国家的主要特点。这种观念对劳动人民有很深的影响，体现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就是只有地位高的人才配革命，地位低的人根本不配革命。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特别广大。小私有者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正是因为“不准革命”的思想在中国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国民的弱点”，所以，中国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进步，20世纪初仍然重复着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陈规陋习。这是鲁迅深感痛心的。所以，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这一角度来看，作者对阿Q不准小D革命的描绘，更令人悲愤，更发人深省。

阿Q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不是一个阶级独有的现象。比如清政府的将军奕山，一边向英军卑屈投降，一边向皇帝诳报打了胜仗，皇帝也居然在“该夷免冠作礼”中得到了安慰。辜鸿铭赞小脚，并且说，“中国人脏就是脏得好”。林损甚至提出：“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就好像在清王朝统治下，每个人头上都拖着一条小辫子一样。几乎谁都程度不同地带点阿Q相。所以，还是在《阿Q正传》一章一章地陆续发表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阿Q的社会效果有力地证明了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批判“国民的弱点”的创作意图，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

毫无疑问，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从表现形式到阶级本质都不相同。阿Q既不可能谎报军情，又不可能在报刊上发表诗文。反动统治阶级也不可能被闲人揪着辫子在墙上碰头，更不可能和人比赛捉虱子。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自欺，不能欺人。在一定条件下，阿Q们是可能摆脱它的桎梏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固然也是自欺，但更是为了欺人。这是他们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尽管是很腐朽的手段，这种手段将伴随他们进入坟墓。问题是：它们有无共同性？

恩格斯在论述“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时指出：“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反杜林论》）精神胜利法与道德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也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恩格斯的话仍然给我们以启示：阿Q们和统治阶级，虽然“各有自己的特殊的”精神胜利法，但也有“共同的历史背景”。

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背景，一般地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主要的背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情况起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就是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共同的历史背景。

安永兴先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鲁迅研究学会会员，他一生笔耕不辍，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本书收纳了安永兴的学术论文、诗词作品、散文随笔、演讲稿等，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见解独到，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集，可供文学爱好者、教育工作者参考借鉴。

本书是一部文学作品集，共分上下二册，六个部分。“鲁迅研究”部分对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用的鲁迅作品进行详细的讲解，多篇论文被列入语文教学参考书目；“教育教学”部分对国学、红学、素质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提出了独到见解；“格律诗词”部分以格律诗的形式对经典人物或事件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性概括，后附诗解，阐释创作思路和用韵说明，遵从格律而不拘执，诗以解经，读如行云流水；“散文随笔”部分明白晓畅，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名作赏析”部分对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进行了或悲愤、或深情、或慨叹、或学术的阐释，于条分缕析中见真情、显功力；“问题探讨”部分视角独到，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兼具学术与教学参考价值。书中还以大量篇幅抒发了作者对于亲情、友情、师生情、同窗情以及大自然、动物的歌颂，具有相当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