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名人传(精)(法)罗曼·罗兰|译者:任捐献9787515823621

贝多芬传

序言003

第一章悲惨的童年005

第二章病痛的折磨009

第三章光荣的壮年020

第四章凄凉的晚年024

第五章死亡的降临034

贝多芬遗嘱037

贝多芬书信集041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057

导言060

第一章崛起的巨人071

第二章力量的崩裂090

第三章痛苦的绝望102

第四章挣扎的爱情113

第五章最后的作品132

第六章孤独的晚年149

第七章死亡的降临156

这就是神圣而痛苦的生涯161
托尔斯泰传

165序言

168第一章童年和狂热的青年时期

185第二章军队服役及创作时期

198第三章爱情和婚姻生活

214第四章宗教狂乱时期

231第五章创作《艺术论》

254第六章《复活》——晚年的巅峰之作

259第七章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269第八章晚年孤独的信仰

280第九章战斗的结束

286托尔斯泰遗著论

293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306托尔斯泰致甘地书

25年前，当我写作这本《贝多芬传》时，我并没有想过要完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是1902年，我正处在一个骚乱动荡的时期，经受着痛苦的思想折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贝多芬的故乡。贝多芬不仅是我童年的伴侣，更在我处于人生低谷时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我在贝多芬的故里——波恩，待了几天的时间。在那里我似乎重新看到了贝多芬及他的那些老朋友们的影子。我来到科布伦兹访问韦格勒的孙子们，在他们身上我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接着在美因兹，我听了一场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是由魏因加特纳指挥的。
在贝多芬的故里，我的心情重又变得平静，我向贝多芬倾吐着我内心所有的想法。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潮湿而灰暗的四月天，我能切身感受到贝多芬一生中所遭受的苦难，仅有的欢乐以及对抗命运的勇气。在贝多芬的身上，我获得了鼓励，鼓起了继续在人世生活的勇气，我感谢上帝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之后我又回到了巴黎，并写出了这本小册子。先是在《巴黎杂志》上发表，后又被贝玑拿去刊载。我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流传到我朋友圈以外，但是，“万事自有天命”……请原谅我叙述这些细节，但我又不得不说，因为今日有人拿那种严格的史学方法的标准来衡量这本小册子，对此我必须做出解释。我在《亨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详尽地阐述过音乐学了。但写作《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目的，它是为了要给那些正在经受生活磨难的人们以鼓励，能让他们从这本小册子中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写作《贝多芬传》是出于信仰和爱的一种行为。现在这本《贝多芬传》大家人手一册地拿了去看，它的广泛流传让我倍感欣慰。
在那个年代，法国几百万的生灵，和受到压迫的理想主义者们，都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而从贝多芬的音乐中，他们听见了这声讯号。大家都纷纷开始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在内心怀揣着一种神圣的崇敬之情。今天的时代和过去已大不相同了，但从我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中，大家还是能够看到过去那个时代的影子。
如今我写出的这本小册子，由一个并不出名的店铺出售，竟在几天之内流传在大众中间，它似乎已经不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我重又将此书读了一遍，感觉有些内容略显残缺，但我也不打算重新改动了。我认为这本书还是保留它最初的模样为好。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我将用这本小册子来怀念贝多芬，同时颂扬那个时代伟大的大师。那些教给我们如何在困境中生活，又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的正直真诚的大师。
罗曼·罗兰1927年3月第一章悲惨的童年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出生在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
贝多芬身材矮小，看起来略显臃肿，但外表很结实，一副运动员的骨架子。他的脸是土红色的，显得有些宽大，到了晚年因为生病的缘故，皮肤变得黄黄的。尤其是到了冬天，当他将自己关在室内而远离田野的时候，脸色显得更黄了。他的额角隆起，十分宽广。乌黑的头发也异常浓密，乱蓬蓬地竖着，好像从来没有梳理过一样，有点儿像“梅杜萨头上的乱蛇”。从他的眼中，似乎总能感觉到一股燃烧着的奇怪的威力，让所有看见的人都会感到有点儿害怕。这双眼睛在他褐色而悲壮的脸上，总是放射出一道狂野的光，让大家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却是灰蓝色的。平日里，他的眼窝深陷，眼睛显得十分细长，只有在兴奋或者愤怒的时候，才大张起来，眼珠在眼眶中打转，显得很有生气。他常常用忧郁的目光凝望天空。他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嘴巴却长得很秀气，但下唇显得要比上唇更向前凸出一些。牙床很结实，似乎可以用来磕破核桃。下巴的左下方有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看起来很不对称，甚至有点儿古怪。据莫舍勒斯说“他微笑的时候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总是流露出一股可爱并令人高兴的神气。但这样的微笑是很短暂的，往往给人一种不愉快，有点儿粗野的感觉”，那是不习惯欢乐的人所展现出来的笑容。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极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掉下来。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遇见贝多芬，当时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屋子的一角抽着长烟斗，这已经成为贝多芬的一种习惯。一个朋友过来跟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本子，然后用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让对方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性情阴晴不定，脸色时常发生变化，有时是被人无意中撞见他在弹钢琴的时候，有时是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了灵感的时候。
那种表情让看见的人都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绷紧，血管膨胀，嘴巴发抖，狂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就好像一个魔术师召来了妖魔，却反被妖魔制服一样”，这种形象常常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贝多芬无异于“李尔王”。
贝多芬出身于佛兰芒族。父亲是一个庸庸碌碌并且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最初她嫁给了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才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艰辛，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悲惨的斗争，不像莫扎特的童年那样温暖。父亲想发掘他的音乐天赋，好把他当神童一样来向别人炫耀。贝多芬四岁的时候，就被强迫整天练习弹琴，父亲看到他不愿主动学习，就使用暴力方式来强迫贝多芬学习，经常将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屋里，贝多芬被繁重的作业累得死去活来。
除了在学习音乐方面让贝多芬感到痛苦之外，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得不操心家里的经济问题，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每天都得盘算着如何赚取面包钱。11岁，他加入了戏院乐队；13岁，他当上了乐队的大风琴手。1787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她对我是那么仁慈，已不仅仅是值得我爱戴的母亲，更像我的朋友一样！噢！当我喊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这将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贝多芬的母亲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认为自己也染上了同样的病症，为此他常常感到十分痛苦。
除了健康方面的担忧，贝多芬还整日活在更深的忧郁之中。17岁时，他做了一家之主，承担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另外，由于父亲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父亲退休。别人怕父亲糟蹋钱，就把退休金交给贝多芬来保管。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创痕。幸运的是，他在波恩的布罗伊宁家庭里找到了感情的依靠。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学习音乐和诗歌，她成为他儿时的玩伴，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日后也成为贝多芬最伊宁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的友情出现了破裂。从此他又孤独一人了。在1816年的笔记中，贝多芬写道：“我没有了朋友，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开始，他和其他人只能通过写字来进行沟通。最早的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的演出，辛德勒有一段痛苦的描述：“贝多芬要求指挥最后一次的彩排……从第一幕的第二部分起，他显然已经听不见台上的演唱了。他指挥的速度延缓了很多。乐队跟着他的指挥进行，但台上的歌手却自顾自地按照自己的节奏演唱。结果整场演出都紊乱了。乐队的指挥乌姆劳夫也不说明原因，只是提议大家休息一会儿，在和演唱者交谈了几句后，大家又重新开始演奏。结果又是以一场混乱收尾。大家不得不再次休息。很明显，在贝多芬的指挥下，演奏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谁也不忍心对他说：‘可怜的人，你退下吧，你不能再指挥了。’贝多芬看到这种场景，感到不安起来，东张西望，希望从大家的表情中找到问题的所在。但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把我叫过去。我走近他，他将本子拿给我，示意我写下来。我便写道：‘恳请您别再继续指挥了，等回去我再告诉您原因。’于是，他一下子跳下舞台，对我吼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到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捧着脸，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饭时分。晚饭过后，我想要跟他告别，他留住我，告诉我他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等到我们分开时，他要我陪他去看医生，而且要找耳科出名的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交往中，没有一天能和这糟糕的一天相比了。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到死都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一幕。”两年以后，1824年5月7日，他指挥了《合唱交响曲》。演奏结束后，他丝毫没有听到全场热烈的喝彩声，直到一位女演员牵着他的手来到舞台中间，让他面对观众，这时他才看到全场都已起立，挥舞着帽子，为他精彩的指挥鼓掌，他这才反应过来。
贝多芬开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其他人断绝了联系，将自己隐藏在内心的世界里。他只有在接触到大自然的时候，才能从中获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贝多芬那样喜欢花草、云彩、大自然……这些似乎是他活下去的依靠。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喜爱田野……我比起喜爱一个人更要喜爱一棵树……”在维也纳的时候，贝多芬每天都沿着城墙绕一圈。从早上到晚上，他独自一人漫步在田野里，不管是太阳高照，还是风雨大作，他从来都不戴帽子。“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获得了快乐，每棵树似乎都会说话，它们向我传递着你的声音。天啊！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在森林里，在山峦上，我获得了内心的宁静。”虽然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一些慰藉，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金钱的原因，又增加了他的烦恼，弄得他疲惫不堪。1818年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了，而在外人面前，我还得装作生活并不窘迫的样子。”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下写出来的。要靠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他甚至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一双靴子，施波尔说他常常不能出门，就是因为他的靴子有个破洞。他欠着出版商很多债，而作品又卖不出去。《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花费三个月的工作时间创造的美妙的奏鸣曲，也只给他挣得了三十至四十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一三二号），一文钱都没有拿到，而这部作品却是他所有作品中表现最深刻的，仿佛是用血泪写成的，真让人感到惋惜。贝多芬就这样忍受着窘迫的生活，还要受着无穷无尽诉讼的煎熬，这些诉讼，或是为了得到拖欠他的津贴，或是为了争夺侄儿的监护权，他的兄弟卡尔于1815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这个孩子，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又遭受了痛苦的折磨。
他首先要和他那个不称职的弟妹争夺小卡尔，他写道：“噢，我的上帝，你就像城墙、防卫一般守护着我，你是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到我灵魂深处所有的想法。当我为了争夺小卡尔而让别人受苦时，我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上帝，请你倾听我的诉说！请你接受我的祈求！”“噢，上帝，救救我吧！我因为不愿向不公正的现象妥协，已经落到被全人类遗弃的地步了。请接受我的祈求吧，让我能和我的卡尔在一起生活……残酷的命运，不可撼动的命运！我的苦难似乎永远没有终了之日。”然而，他心爱的侄子却辜负了他的信任。从贝多芬写给卡尔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贝多芬的痛苦和愤慨，就好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
“我还得再接受一次最卑鄙的忘恩负义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其他的人知道了这回事以后，只要是有公正心的人都将会恨你……如果你不能再忍受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将把你交给上帝，照顾你我已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问心无愧……”“像你这样娇生惯养的孩子，真该学一学什么是真诚和朴实；你竟不能真诚地对待我，这种虚伪的行为让我伤透了心，令我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现在我只想远远地避开你，跑到千里之外，不再理会我那可怜的兄弟和这可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你可怜的父亲，或最好不是你的父亲。”贝多芬虽然对侄儿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但仍希望宽恕他的所作所为：“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都不要再说了，快回到我的身边吧，我不会再对你说一句严厉的话了，我将以我全部的爱来对待你。我会和你好好商量你的将来，不会自作主张。我以我的名誉作为担保，我绝不会责怪你，我会提供给你所需要的任何帮助。来吧，快回到父亲温暖的怀抱吧。请一接到信就立刻回家。”他又哀求道：“我亲爱的儿子！不要离开我，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还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虚伪地对待我，那真是太不像话了……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我确实抚养过你，并且用尽我所有的精力来照顾你的成长，我对你的爱甚至超过了你亲生父亲的爱。我真心希望你能走上善良和正直的道路。你忠诚的父亲。”小卡尔比一般孩子要聪明一些，贝多芬本来希望他能继续学习，并为他筹划好了美好的前程。但卡尔似乎对学习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想要去经商，但却经常出入赌场，欠下了不少债务。
虽然贝多芬很爱他的侄儿，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卡尔，但卡尔却不领情。非但没有感谢贝多芬的照顾，甚至对贝多芬的爱感到恼怒，竟开始与贝多芬对抗起来，像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坏了。”这种可怕的话，只有从浪子的嘴里才能说出。1826年，贝多芬在卡尔头上打了一枪，但是他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为这个而送命：他永远无法摆脱因为这件事所遭受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卡尔痊愈之后，贝多芬却一直遭受着感情的折磨。卡尔甚至不关心贝多芬的死活，似乎贝多芬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也没有陪在身边。贝多芬去世前几年，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来没有遗弃我。将来终究会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但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被他称为“儿子”的卡尔。
即使深陷悲苦的深渊，贝多芬仍然在作品中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1793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了这个念头。他一生都想要谱写一首《欢乐颂》。他一直在犹豫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会更加合适。在他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也没有拿定最终的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着要把《欢乐颂》放在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中去。1823年7月，贝多芬还想加一个乐器演奏作为终曲，后来却用在作品第一三二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却言，即便是在演奏完了之后，贝多芬还是没有放弃改用乐器结尾的想法。
要在一首交响曲内引进合唱，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从贝多芬的草稿本上可以看出。他尝试过许多试验，想尽一切的方式在作品中引进合唱。在Adagio（柔板）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合适地展开。”他说：“当突然有了灵感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乐器的声音，但却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往后拖延，甚至先把主题交给乐器来奏出。
对于这些拖延和踌躇，我们还得做进一步的解释。贝多芬一生都在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但却从没有放弃过讴歌“欢乐”之美；然而他总是陷在热情与哀伤的旋涡内，因此年复一年，这项工作一推再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了却了这个心愿，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杰作！
在这部作品中，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了演奏，全场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得即将引入的歌声沾染上一股神秘的气息。这个主题就是上帝。“欢乐”从天而降，周围一片宁静，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的心灵，用温柔的抚摸慰藉着受伤的心灵，让人感动得想要落泪。当主题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压抑的基调，慢慢地，“欢乐”的感觉传遍全身，这是一种征服痛苦之后的欢乐。接着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在行进，男高音传出响亮而急促的歌声，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似乎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好像他在创作这首曲子时，正在田野间如醉如狂地奔跑，充满着激情，宛如暴风雨中年迈的李尔王。在战斗的欢乐结束之后，作品带给听众一种宗教般的醉意，仿佛是参加一次神圣的宴会。全人类都向天空张开了手臂，大声疾呼地奔向“欢乐”，将它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
贝多芬的这部巨作终于征服了庸俗的群众，同时也动摇了维也纳的浮华之风，这种风气是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影响下形成的。此时的贝多芬正想着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像1809年的情景一样，几个富贵的朋友又来请求他不要离开这里。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乐曲，这部作品饱含了您深沉的情感，超现实的光芒笼罩着您的心灵，也照耀着这部作品。在您本来就已经很伟大的交响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令所有关心您的人感到伤心。当本国的艺术作品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外国音乐逐步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的时候，在人类中占有崇高地位的天才，竟默然无声……我们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我们希望您能给这个民族带来新的生机和新的光荣，摒弃当下不好的风气，建立一个真与美的新世界……但愿我们的希望不久就会实现，但愿因为您的天才，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明天！”从这封慷慨激昂的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在德国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世人不仅在艺术方面崇拜贝多芬，更是钦佩贝多芬的道德修养。当人们称颂他为天才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词既非学术，也非艺术，而是“信仰”。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Ｄ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场面十分热烈，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次躁动。在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按照习惯，皇族的出场也不过鼓三次掌罢了，但当贝多芬走向舞台的时候，全场群众连鼓五次掌来表示欢迎。最后由于场面太过热烈，警察不得不出面进行干涉。交响曲的演奏引起了群众狂热的躁动，许多群众都激动地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也激动地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里，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可是胜利只是暂时的，音乐会没有给他挣到什么钱，他依然过着窘迫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演出而有所改善。他疾病缠身，孤独无依，可他仍然是胜利者——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为了艺术，我可以做出任何的牺牲。抛弃生活中一切的庸俗和无聊，只专注于我的艺术，因为它就是高于一切的上帝！”至此他已达到了他终身期望的目标，他获得了欢乐。但有时他又不得不堕入往昔的创痛里。在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已经在贝多芬的心中留下了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创作《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写乐曲，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写音乐，以及创作《大卫与索罗的清唱剧》。这些计划都表明他的精神倾向于巴赫、韩德尔等德国音乐大师那种清明恬静的境界，向往着去法国南部和他朝思暮想的意大利。
1826年，施皮勒医生看见贝多芬，说他变得快活多了，精力也比以前旺盛了不少。同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贝多芬见面时，倒是贝多芬鼓励起这位颓丧的诗人：“不要对生活失望，要是我能有你毅力和决心的千分之一该多好啊！”世事艰难，反动的专制政治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巴策呻吟道：“我被言论检查杀害了。如果想要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到北美洲去吧。”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但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那个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时常说到，自己的责任就是将他的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他们造福，唤醒正在沉睡的人类，斥责他们的懦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勇气。他写信给他的侄子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力量的心灵来鞭策和唤醒那些可怜的人群。”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从不惧怕政府、警察和贵族的威力，永远都能大胆地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察当局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这些话不会带来任何的危害，因此也就不予追究，贝多芬得以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服。在他最后几年创作的作品中，虽然当时的创作环境十分恶劣，但作品中总是表现出一种嘲讽、不屑的特质。他逝世之前的四个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第一三○号的四重奏，其终局是非常轻快的。这种欢快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快乐，它时而是莫舍勒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痛苦之后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胜利了。
第五章死亡的降临他不相信死亡。然而死亡终究还是来了。1826年11月底，他患了肋膜炎性的感冒。大概是为了侄子的前程过度地奔波，以至于病倒在维也纳。他的朋友住得都很远，他就让自己的侄儿去帮忙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因为医生来得太迟，耽误了最佳治疗的时间，而且医术也很差劲，致使贝多芬与病魔斗争了整整三个月。1827年1月3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继承人。此时，他想起莱茵河畔的友人，于是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虚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太太洛亨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了。”贝多芬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直过着窘迫的生活，要不是几个仗义的英国朋友慷慨解囊，他的境况会更糟糕。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贝多芬变得非常柔和，一改往日急躁的脾气。1827年2月17日，他已经做过了三次手术，正等待着第四次的手术，他在等待期间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会带来善果。”这个善，就是解脱，就像他临终时所说的，是一场“喜剧的终场”，但在我们看来，应该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
1827年3月26日，在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中，贝多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侄子并没有陪在他的身边，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不仅仅是音乐家中的翘楚，更是近代艺术中最英勇的一股力量，他一生虽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却从没有向命运屈服，他的精神鼓舞着世人，他是人类最伟大、最友好的朋友。
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忧伤时，他会来到我们身旁，好像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那样，一言不发，只是在琴上弹着隐忍的悲歌，安慰因为痛苦而哭泣的人们。
当我们与道德沦丧的丑恶现象做斗争，直到筋疲力尽时，他那强大的意志和信仰就会给我们以支撑，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他赠予世人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让世人感觉始终与上帝同在。贝多芬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之下，似乎感染了自然深邃的力量。
格里尔巴策除了对贝多芬感到钦佩之余，也对他怀有一种惧意，在提到贝多芬的时候说：“他达到了一种可怕的境界，在他手里，艺术竟和狂野且变幻莫测的自然混合为一。”同样，舒曼提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但它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威力，就好像随时会出现的自然界的现象一样，总让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申德勒也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髓。”这是确切的：贝多芬是自然界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原始的力量和大自然的其他力量碰撞的结果，这种碰撞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贝多芬的一生就好像风雨交加的一天。先是平静如水的早晨，偶尔有几阵懒懒的微风吹过。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隐伏着一种威胁，一种沉重的不祥预感。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掠过，雷声响彻大地，刮起一阵又一阵的狂风，整个世界充斥着可怕的声响，这便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问世。然而天空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损害，欢乐依旧存在，悲哀的人们总能看见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日光显得有些异样，澄净的天空升起了阵阵烟雾，忽而四散，忽而凝聚，这种变化无常给心灵蒙上了阴影。但在烟雾浮沉了一两次后，就完全消失了，直到最后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快乐被蒙上了苦涩和狂野的气息，空气中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黄昏将至，暴风雨也在酝酿。大片的乌云挟带着闪电，将天空染成了乌黑，暴雨顿时倾盆而下，这便是作品《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狂风骤雨之际，漆黑的天空突然裂开了缝，天空重又变成晴空万里了，这是贝多芬强大的意志的力量使我们重见了光明。
什么胜利能和这场胜利相比呢？拿破仑的哪一场战争，能达到这种无限的光荣呢？这种胜利是精神力量的胜利。
一个不幸的人，一个穷困潦倒、残疾孤独，从未在世间获得真正快乐的人，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将他一生所经历的苦难通过欢乐的作品表现出来，用他那句豪语来概括他的一生，即“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这句话已经成为今天所有勇敢者的座右铭。好的一个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们之间还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关系，这些都可以从韦格勒、布罗伊宁和贝多芬交往的书信中看到。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如此凄惨，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回忆起童年的这段时光，以及他生活过的地方。
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居住在被称为花花世界的都城维也纳的近郊时，还会想起莱茵河畔的故乡，还有那条波澜壮阔的、被他称为“我们的父亲莱恩”的大河。的确，它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了灵性，仿佛拥有着无穷的思想和力量。在贝多芬看来，莱茵河流域再没有一个地方比波恩更美、更壮阔、更温柔了，河流不停地冲刷和抚摸着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
贝多芬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他的头脑里，经常萦绕着这样的情景——一片宽广无比的草原，笼罩在雾气中的白杨，低矮浓密的灌木丛，柳树和各种果树将根须浸在寂静而湍急的水流中，附近的村落、教堂、墓园，都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在远处，高高的山峰在空中勾勒出峻峭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
贝多芬对这片乡土是永远忠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想着再见故园一面，但却没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的时候毫无两样。”第二章病痛的折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席卷整个欧洲，贝多芬也全身心地关注着这场革命。波恩大学成为新思想的集中地。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贝多芬在学校听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接受着新潮的思想（施奈德后来成为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又印发了一部革命诗集。在订购者的名单中，就有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首都维也纳去了。在路上，他还遇见了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毫无疑问，自从革命爆发后，贝多芬始终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年和1797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首是《行军曲》，一首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是，他的讴歌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大革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即便如此，贝多芬仍和法国人，以及使馆方面，还有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有着密切的往来。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贝多芬的态度是极力拥护共和的，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态度变得愈发强烈。
这个时期贝多芬呈现给世人的面貌，我们可以从施泰因豪泽给贝多芬画的肖像中看出。这幅画像相当精确地表现了贝多芬当时的面貌。
在画中，贝多芬显得很年轻，形体瘦削而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的头颈显得有些僵直，眼中流露出一副睥睨一切又略显紧张的目光。此时的贝多芬越来越知道自己的力量所在，他越发相信自己拥有着无穷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吧！虽然我的身体有缺陷，但我的天才终究会显现出来……25岁已经来到了……这个年纪，整个人生的力量都应当显现出来了。”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贝多芬很高傲，举止粗鲁，带着非常明显的内地口音。但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隐藏在高傲外表之下的那颗善良的心。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曾这样写道：“比如我看到一个朋友深陷窘境，而我的钱不够帮助他，这个时候只要我伏案工作，顷刻之间便能得到钱来解决他的困难……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当帮助那些可怜的人。”正当他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痛苦也随之而来，并且这种痛苦一直折磨他到生命的最后。1796年至1800年，贝多芬已开始忍受耳聋的折磨。耳朵日夜作响，连内脏也跟着遭受了剧烈的折磨。他的听觉越来越差，一连好几年，他都瞒着别人，也没有对最亲密的朋友说出此事。他不愿跟人见面，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病情，他宁愿自己独自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到了1801年，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善良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经常陪在我的身边！我已经可怜到了极点。我身体中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已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已显现出了许多病象，但我瞒着没说，现在情况越来越糟糕……这病还会痊愈吗？我当然盼望着痊愈的那一天，但我知道那个希望是非常渺茫的，这类的病情是无药可治的。我过着凄凉的生活，我避开了所有心爱的人，在这个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我显得是那么凄惨……我不得不独自一人承受这些痛苦！虽然我曾发誓要克服这个难关，但这可能实现吗……”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说道：“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际活动，因为我不能跟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从事别的职业，也许这并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众多的对手们将会怎么看待我呢……在戏院里，我得坐在十分靠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见演员们说话。假如我的座位稍远一点，我就听不见乐器和演员们高亢的声音了……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但当他们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到难以忍受……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如果有可能，我愿跟我的命运抗争。但有些时候，我却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是多么让人伤心的避难所啊！然而这却是我唯一的出路！”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一部分作品中，例如第十三号作品《悲怆奏鸣曲》。但奇怪的是，这时期的作品并非都带着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的乐曲竟表现出一种天真的欢快情绪，例如欢快的《七重奏》，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等。毫无疑问，人的心灵是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的，它是那么需要欢乐，而当现实生活中没有欢乐时，他只能自己通过音乐来创造欢乐。
现实的残酷使贝多芬开始回忆过去美好的生活。即使它们已不存在了，但那些快乐的光芒还是会永久存在的。当贝多芬独自一人居住在维也纳时，他便开始倍加思念在故园生活的情景。这些情感反映在当时的一些作品中：作品《七重奏》中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首赞颂莱茵的作品，是歌颂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歌，既快乐又慵懒，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在作品的某些段落和引子（Introduction）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他那天才般的目光，就如同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似乎从中可以窥见未来的悲剧。
除了身体带给贝多芬的痛苦之外，他还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即爱情的折磨。韦格勒说他所看到的贝多芬总是对爱情充满着热情，他的爱情似乎永远是纯洁的。对爱的热情和获取欢愉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现代人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也不曾看见过真正的爱情。
在贝多芬的内心里多少有些清教徒的气息，他厌恶粗俗的谈吐和思想，始终认为爱情是神圣的。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就是因为莫扎特不惜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他的挚友申德勒确信“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没有做出过什么越轨的行为”。这样的一个人注定要受到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
贝多芬的遭遇的确如此。他不断地为情痴狂，达到一种如痴如狂的状态，并不断地幻想着获得幸福，然而现实中的爱情很快就幻灭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但这样的爱情经历似乎激发了贝多芬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一直到了晚年，他激昂的性格，才慢慢地趋于平静。
1801年，他喜欢着朱丽埃塔·圭恰迪妮，那首著名的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就是因为题赠给这位女士而被世人得知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的生活比较舒适，和家人来往也多了些……这些变化都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带给我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首先，在这段爱情里，由于自己身体上的残疾，加上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很风骚、幼稚、自私的一个女人，这也给贝多芬带来了不少麻烦。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对她的感情，请贝多芬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虽然答应了，但从此以后便瞧不起圭恰迪妮了。
这段爱情经历摧残着贝多芬的心灵，使他原本脆弱的心灵变得不堪一击，贝多芬的精神近乎崩溃，他的生命似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这种绝望而苦闷的心情，从他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中便可看出，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他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呼喊，也是他奋力反抗的呼喊。听到的人没有不为之动容的。他几乎想要自杀，但坚强的意念阻止了他。他对自己耳聋痊愈的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一直以来支持我坚强活下去的动力消失了。噢，上帝！请给我一天真正的快乐吧，就一天也好！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欢乐的声音了！什么时候我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永远？不，这太残酷了！”这是临终前的哀诉，但贝多芬还是坚强地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刚毅，不会轻易向命运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刚刚开始。生活的目标就在我的面前，虽然不能真切地看清楚，但我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它……噢！如果我摆脱了这可恶的疾病，我将拥抱整个世界……除了睡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休息方式，而我却不得不花费比以前更多的时间用来睡觉。但愿我能摆脱这疾病，即使摆脱一半也好，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如果我能摆脱疾病的折磨，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屈服……噢！如果能活上百上千次，那该多美好啊！”贝多芬对爱情的狂热，疾病的折磨，内心的悲苦，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情绪，都反映在1802年的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仿佛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的宗教诗（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气盛的爱情，从中可以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将忧愁一扫而空，乐曲的结尾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贝多芬渴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所遭受的灾难，他渴望耳聋痊愈，渴望获得爱情，他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渴望。
在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曲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是富有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体现的战斗性，令人想起贝多芬生活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维也纳了，贝多芬沉浸在革命的热情中。
骑士塞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朋友中间，很热情地谈论着政局，头脑清晰，目光犀利且极具判断力。”他对革命党人抱有极大的同情。最熟悉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同心协力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由拿破仑建立起这个制度，给人类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古罗马人，受到了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出现一个由胜利之神建立的共和国，而这个胜利之神就是法国的首席执政。
于是，他接连写了《帝国的史诗》、《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以及光荣史诗《第五交响曲》（1805—1808年）的终局。这是一首真正反映革命的音乐：时代的精神在其中显现，这种精神是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就好像是重大的事件在心中激起一种回响，即使放到社会现实中，这种精神也不会有所减损。贝多芬的形象也染上了浓重的历史战争的色彩。也许他自己不曾发觉，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留有战争的痕迹。
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内，我们感受到了狂风暴雨的呼啸。《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序曲表现得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同样如此，俾斯麦曾说过：“假如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会衰竭。”还有爱格蒙特序曲、《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都是用精湛的技艺表现英雄的气概，有一种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的气势。这一切都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创作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霍赫将军已经战死在莱茵河畔，他是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公更值得讴歌的将军，他的纪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并不知道此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经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当《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的军官。他还将《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赠给攻陷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此时的于兰将军正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是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1809年，拿破仑驻扎在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对法国的征服者产生一股厌恶之情。但我们依旧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仍然狂热地崇拜法国人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所以如果不了解贝多芬当时的心情，对他那歌颂赫赫军功和伟大胜利的音乐，就只能一知半解而不能彻底明白了。
贝多芬突然中止他的《第五交响曲》的创作，一改往日的创作习惯，连草稿也不打，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在他眼前似乎出现了幸福的曙光。
1806年5月，贝多芬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婚了。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和贝多芬是好朋友。贝多芬刚开始移居到维也纳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从那时起，她就喜欢上了贝多芬。1806年，贝多芬到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相爱了。关于这段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留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大家吃完晚饭，此时外面月光如水，贝多芬就坐在钢琴前面。他先是将手指放平，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的这种习惯，他往往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弹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带着一种神秘而庄严的神色，贝多芬弹奏起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你真心相许，不妨悄悄告知；两情脉脉，勿为人知。’”“当时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哥哥正严肃地定神思考着什么，他的歌声和目光渗透进我的心里，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人公仿佛就在我的心中，我的眼前跳跃，无论我走到哪里，停在哪里，他总是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显得那么光明那么纯洁。在这之前，我就像童话里的孩子，只注意捡石头，而忽略了路上美丽的鲜花……’1806年5月，在我亲爱的哥哥的同意下，我和他订婚了。”这一年，贝多芬写出了《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成为贝多芬生一生中比较平静的日子的写照，如同一朵清纯的花，散发着悠悠的芬芳。世人都说：“贝多芬是要竭力把他的天才和由前人留下的、为一般人所理解和喜爱的艺术形式协调起来。”来自爱情的滋润使贝多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塞弗里德和格里巴尔特说他兴致很好，变得比以前积极活跃了，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也肯容忍对自己讨厌的人了；他开始讲究自己的穿着，而且在大家面前表现得跟一个正常人一样，别人都认为他身体很好，只是视力稍微有点差，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耳朵聋了。从梅勒为他所画的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有着风雅浪漫的气质，只是流露出稍稍有点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希望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知道自己已经博得了大家的欢心。狮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收起自己的利爪，但在贝多芬《第四交响曲》所营造的梦幻和温柔的氛围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一股可怕力量的存在，他似乎将自己任性而易怒的脾气掺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了。
这种平和的心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这段美好的爱情给贝多芬带来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1810年。这种影响无疑使贝多芬的生活平静了许多，能全身心地最大程度发挥他的才华，例如他创作的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带有夏日梦幻色彩的《田园交响曲》，还有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领悟得来并将其题献给特雷泽的《热情奏鸣曲》——这是他自认为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一首。还有那首富于神秘与梦幻气息的奏鸣曲（1809年），也是献给特雷泽的。贝多芬在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中，所表现出的对爱情的热烈，不亚于《热情奏鸣曲》：“我的天使，我生命中的所有……我心中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是陪伴在我身边……当我想到你在星期日之前有可能收不到我的信件时，我竟伤心地哭了，我多么希望你能立刻收到我的信件。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甚至还要爱更多……天啊！没有了你生活将变成什么样！我永远的爱人，你知道我有多思念你吗？这种思念有时是欢乐的，有时是悲哀的。我想问问命运之神，能否成全我们。除了你，我的心里再存不下另外一个人……噢，上帝！你怎么能让相爱的人分开呢？永远不要！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忧伤，你的爱让我成为世上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下来吧……爱我吧！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会对你怀抱着无限的憧憬。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继续爱我吧，永远不要误解我那颗爱你的心，这颗心永远属于你。”但不幸的是，最终两人的婚约取消了。是什么原因阻挠着这对相爱的恋人呢？也许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富足、身份地位的不同，也许是贝多芬等待的时间过长，对这段爱情渐渐失去了信心，还可能是由于他暴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态度，无形中给心爱的人带来了痛苦，同时也让自己陷入伤心绝望的境地。
虽然婚约取消了，但两人似乎都没有忘却这一段爱情。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还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过：“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的心仍和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怦怦直跳。”这一年，贝多芬创造了六首《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里写道：“我一见到这位美丽的佳人，我的心情就澎湃起来了，但是现在她并不在这里，并没有陪在我的身边。”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送给贝多芬，题为“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去拜见贝多芬，在门口无意中看见贝多芬正独自抱着肖像，一边哭，一边大声说道：“你这样美丽，这样伟大，和天使一样！”这位朋友没有立刻进去，过了一会儿，朋友走进来，看见贝多芬放下肖像开始弹琴了，便对他说：“老朋友，你今天的气色不错。”贝多芬回答：“因为我那善良的天使来看过我了。”这段爱情的创伤深深地刻在贝多芬的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属于自己想要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你才能找到你真正的朋友，找到能带给你幸福的那个人。”他在笔记里又写道：“屈服，深深地向命运屈服：你不再是为你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别人而活；对你来说，只有在艺术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战胜自己吧。”第三章光荣的壮年就这样，爱情将他彻底抛弃了。1810年，他又重新开始独自一人生活了；但他的事业却迎来了高峰，荣誉接踵而至，他明显感觉到了自己所拥有的威力。此时的贝多芬正值盛年，完全放纵他暴躁、粗犷的性情，不再顾及社会、习俗还有旁人的意见，随心所欲地生活着。他还有什么需要顾忌、需要敷衍的呢？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就只有力量了，他要运用甚至毫无节制地运用他的力量。“他所拥有的力量，让他成为区别于普通人的伟大的人。”他又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穿着不修边幅，举止也更加放肆。他知道现在的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在地位很高的人面前也是如此。
贝多芬在1812年7月17日写道：“除了仁慈，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位皇帝能像他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她被贝多芬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说道：“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仿佛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的气势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坚信，这个人远远走在现代文明之前，必定会做出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歌德曾设法要认识贝多芬。1812年，他们在波西米亚的特普利兹浴场相遇了，结果两人很不投机。贝多芬非常赞赏歌德的天才，但他的性格太过狂放和暴烈了，不能和歌德的性格相融合，常常会有意无意中伤害到他。他曾讲述，有一次，他们一起外出散步，贝多芬就人的尊严问题，教训了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歌德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君王和公卿可以随意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赞，可以尽可能赏赐他们头衔和勋章，但他们不能造就伟大的人物和超俗脱群的天才……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君主公卿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远远地就看见了皇室一家外出。歌德看见后立刻甩开我的手臂，在路边垂手而立，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向前走一步。于是，我压了压帽子，扣上外衣的扣子，背着手，向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走去。亲王和近臣站在队伍的两边，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致敬，皇后第一个上来跟我打招呼，那些大臣们也都是认得我的。我看着这群人在歌德面前走过不禁感到好笑。此时他正站在路边，将帽子拿在手里，深深地弯着腰。事后我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他一顿……”歌德也没有忘记这件事。在他写给策尔特的信中说道：“贝多芬真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认为世界是可憎的，这的确没错，但这种想法的存在并没有让他和旁人的生活过得舒适些。我们应当原谅他，并替他感到惋惜，因为他是一个聋子。”歌德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反对贝多芬的事情，但也没有做出什么拥护支持贝多芬的事情，对于贝多芬这个人及他的作品，歌德始终保持沉默的态度。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两部作品都是1812年在特普利兹完成的：第一首是节奏欢快的大祭乐，后者则是诙谐的交响曲。他也许是在最自在的状态下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最是“放得开”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尽情的欢乐和疯狂，运用出其不意的对比，让人感到整部作品似乎在不断地跳跃，连歌德和策尔特都惊骇这两部作品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作品面世后，在德国北部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的确，作者是喝醉了，在作品中肆无忌惮地放纵着自己，这真是一部伟大的天才作品。
贝多芬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造美酒的酒神。是我传递给人类一种狂热的思想。”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像瓦格纳所说的，想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绘一个酒神的庆祝会。但在这首豪放的乡村狂欢曲中，确实看到了贝多芬佛兰芒族的遗传基因。在一个崇尚纪律和服从的国家，贝多芬那肆无忌惮的举止言谈，大多是源于他自身的这种家族血统。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第七交响曲》表现得那么坦率，蕴含着狂放的力量。贝多芬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没有任何的目的，仅仅是在作品中尽情发泄自己的精力，寻找期盼已久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很夸张地表现自己的力量，但呈现给世人一种奇特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似乎更能表现贝多芬创作的特点。整部作品将悲伤和滑稽融合在一起，交融着力士般的刚强和孩子般的任性。
1814年，贝多芬达到了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上，他被视为欧洲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亲王们都对他尊敬有加，不停地奉承他，这使他感到很骄傲，并向他的好友申德勒吹嘘他的威风。
这个时期，贝多芬仍对战争保持着极大的热情。1813年，他创作了一首《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年初，写了一首战斗大合唱：《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各国君王面前指挥了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了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应景的作品使他名声大噪，超过了他其他的作品。布莱修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龙制作的雕刻，以及1813年弗兰兹·克莱因所塑的脸型，生动形象地塑造了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上的神气面貌。他的脸像雄狮一般宽阔，布满了皱纹，牙床紧咬着，一副愤怒而痛苦的表情，但世人更能从这幅雕像上看到贝多芬强大的意志所在，是那种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场上不像在音乐里那么在行，否则我将战胜他！”真正属于贝多芬的王国不在这个现实世界，恰如他写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第四章凄凉的晚年经历了这个光荣的时期后，接下来就是贝多芬最悲惨的一个时期。
贝多芬似乎并没有得到维也纳人民的接受。这是一个浮华造作、让瓦格纳痛恶的城市，在这里，人们是不会接受像贝多芬这样一个高傲、狂放不羁的天才的。他随时都想要离开这个城市。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去。但维也纳毕竟还是有一些高贵的音乐鉴赏家，他们能感受到贝多芬音乐的伟大，不希望贝多芬离开这里。1809年，维也纳的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还有金斯基亲王，他们希望贝多芬能留在奥地利，并答应给贝多芬四千弗洛令的年俸。他们说：“一个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保障后，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的创作中，才能产生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定提供贝多芬物质方面的保障，好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进行作品的创作。”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这笔津贴还没有完全付足就停止提供了。并且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整个维也纳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开始重视政治而轻视艺术，甚至连对于音乐的鉴赏也受到了意大利风气的破坏，大家开始追逐崇尚罗西尼，而把贝多芬视为迂腐的象征。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接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美丽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1815年举办了他最后的一场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他童年的好朋友，布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