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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新书]桃李章(精)/陈舜臣随笔集(日)陈舜臣|译者:齐膺军9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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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名
雁门之人
南海之船
伊尔汗国
《史集》作者
一衣带水
长胡子
喀喇契丹
融合
英雄的足迹
睡眠杂语
关于梦的话题
预言
桃李章
金山寺
宗教出没
教化始末
蕃坊
后记
雁门之人外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论及日本文学时,通常会认为:“传统的日本文学史存在很大的缺陷。”他们指出,明治时代以前日本文学的主流为汉文体系,这就是日本文学的先天不足之处。诚然,明治以前从属于汉文体系的诗文在日本曾极度盛行,其影响在明治后也屡见不鲜。伫立于金州城外斜阳中的乃木希典将军情不自禁地吟咏出“山川草木,愈加荒凉”;夏目漱石也创作了很多首出色的汉诗,这都广为人知。毋庸置疑,这些汉文诗作都已成为“日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同样的现象在朝鲜文学史中也是无法忽视的。当然,探讨越南文学史时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胡志明的《狱中日记》就是用汉文诗写就的。可以说,汉文在东亚的地位就如同拉丁文在西欧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
中国曾数次建立起非汉族的政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蒙古族人建立的“元”和满族人建立的“清”。但是,“元”和“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元朝对汉文化并没有太多的崇敬之意。元在统治中国之前,曾经有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接触过西方文明,这或许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汉文化的原因之一。元朝的统治者一直坚信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在行政和经济方面也是绕过汉族人,委任色目人担任相关职务。色目人精于实务,巧于商务。所谓“色目人”是指除蒙古族人和汉族人以外的、其他多个种族的人,主要包括突厥人、
伊朗人、阿拉伯人等,讲拉丁语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
被列入“色目人”之中。
提到元朝,与其说其灭亡了,不如说其从中国撤退了更为妥当。明太祖朱元璋攻陷北京时,蒙古族政权的统治者们迅速退回了北方草原。未被汉文化同化的蒙古族继续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笔者相信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清朝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满族人被汉文化同化。至清末时,满族中已经很难找到会讲满语的人了。清朝皇帝经常颁布诏书,强调满族人应该学习满语。不过,连皇帝自身都汉化了,这些诏书再怎么三令五申也无法阻挡满族被同化的趋势。
1911年清朝灭亡时首都北京并未发生战争,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同元朝时的情形如此相似,然而其内容却大相径庭。蒙古族人举族回迁至北方草原,而满族人却举族融入中国。
满族人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汉诗作者。乾隆皇帝(1711—1799)毕生创作了42420首汉诗,并写就了千百篇汉文文章。女诗人顾春,号太清春,虽为满族人,在清代诗人中的地位却不逊于任何汉族女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被认为是顶级的女诗人。元代时,蒙古族中以创作汉诗而著称的人似乎并不多见,对汉诗感兴趣的都可谓凤毛麟角,倒是前文提到的色目人中出了几位出色的人物。他们的水平与同时代的汉族文相比也毫不逊色,所创作的作品也流芳于“中国文学史”,代表人物萨都剌有《雁
门集》八卷存世。
萨都剌,字天锡,出身于答失蛮,祖父为思兰不花,
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及背后深刻的渊源,视角独特。 展现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中日文化交流。 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文风儒雅。 陈舜臣著的《桃李章(精)/陈舜臣随笔集》原名《录外录》,借鉴于鲁迅的《集外集》。本书收录了作者《桃李章》《蕃坊》《长胡子》《喀喇契丹》《宗教出没》等十八篇随笔,在民族及其背景下的思想、信仰、风俗等主题下,信笔由缰,流露出浓厚的“宽容礼赞”的色彩。本版取其中一篇《桃李章》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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