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费孝通散文费孝通9787020192953

导读/孙郁

第一辑
杜鹃与杜甫
植物学家龚自珍
一封未拆的信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雄圣甘地
信得过的人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缅怀肯尼雅塔
林则徐小传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人不知而不愠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开风气育人才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推己及人

第二辑
西山在滇池东岸
鸡足朝山记
为西湖不平
为西湖一文补笔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海南曲
洞庭记游
游青海湖
清水人形
红场小记
游滕王阁小记
访天一阁
游什刹海

第三辑
龙胜猕猴桃
家乡的凤尾菇
盐城藕粉丸子
秦淮风味小吃
肺腑之味
榕城佛跳墙
无棣金丝枣
府书记的十大营养蔬菜
话说乡味
说“茶”
烹饪上“华味”能否胜过“洋味”

第四辑
杂草七则
“知我，罪我”
清明怀故乡
邦各有其道
雾里英伦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爱的教育》之重沐
残疾人需要学习和就业
孔林片思
寻根絮语
《史记》的书生私见
参与超越神游冥想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简述我一生的写作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费孝通散文

费孝通（1910—2005）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江苏吴江人。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荣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代表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禄村农田》等。

一封未拆的信——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就到三岔口。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岔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我们魁阁，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岔口望他。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我停了一忽，接着说：“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的事了。最后一次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候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去世不久，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闭眼，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一副近视眼，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我一面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了他幼年的女教师，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插在裤袋里，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地，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怎会教得着你的呢？”十多年前，我如果听到这话，一定要脸红，决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学校名叫振华。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是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女学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我怎么会有勇气，在我女老师的身边并排着走？校门救了我，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头也不敢回，甚至连“再会”两字也没有说。可是，虽则这样鲁莽，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二十多年后，还是这样清楚的记得：那副眼镜，那件红方格的西装，和温存的语调。
我进高小刚是十岁，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羸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所办的，而且是个女学，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她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黄黄的一片。当时，沈先生，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但是在我却免不了认为她已经属于“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也有一些异样：在四年的小学中，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罚立壁角的也是他，一个似乎不太讲理，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满面是笑容，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这使我不太明白。我想，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不然，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学，每次做练习，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习题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不免时常把六写成八，二写成三。“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忙乱的步伐，微微的摇着头：“孩子们，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过了有十年的一个暑假，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入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我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地理上的地名，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若是有理由可说的，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罢。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等大学毕业，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
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
从那天偶尔在街上见面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没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
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我才引起了这一段内疚。其实，如果不是我当时也在教书，也许这段内疚都不会发生。人情原是这样的。我问起沈先生的生活，徐先生这样和我说：“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同时也已成了我们种麦的农民们的恩人了。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良麦种就是她试验成功的。她从南京逃难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可是，得亏她的，我们所里那些麦种却一粒不漏的运到了重庆。我们现在在云南所推广的麦种，还不是她带进来的种子所培植出来的？所里的人都爱她。她是所长的太太，但是，她的地位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相反的，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下这一项最成功的成绩。”我听着了，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皮肤上起一阵冷。一个被认为早已“完成”了的小学里的老师，在我们分离的二十多年中，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她并没有停留，她默默的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麦种，听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的包好，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的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错就要耽搁一年。一年！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务，疾病，战争，在阻碍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
我从三岔口回来，坐在魁阁的西窗边，写了一封将近五张纸长的信给我这二十年没见过面，通过消息的老师。我写完这信，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我想，任何一个老师在读着他多年前学生的信，一封表示世界上还没有把老师完全丢在脑后的学生的信，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我更向她说：“当你在试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试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我可以告慰你的不过是这一些。让我再加一笔，请你原谅我，我还是像在你班上时那样粗心大意，现在还没有定心做过一个算题。”我把这信挂号递给呈贡的邮局，屈指数日子，盼望得到一封会使我兴奋的回信。
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先生特地到魁阁来报告我一个消息：沈骊英先生脑充血死在她的试验室里。我还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隔着松树，远远是一片波光，这不是开迎春花的时节，但是波光闪烁处，还不是开遍了这黄花？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寄出的信退了回来，加了一个信封，没有夹什么字。再没有人去拆这封信了，我把它投入了炉子里。
194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