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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新书]小康中国发展口述史:我对中国有信心胡雪琴9787508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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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篇
成思危:“中国股市还是会逐步上升”
刘源张:是质量工作救了我的命
马颂德:“863计划”经费申请两个亿批了100亿
赵华林:当好国家环境的“看家狗”
侯淅珉:1994年“城镇房改决定”出台始末
尹卓:解密中国航母
谢希仁:打造中国版卫星通信网
行业视角篇
孙家栋:“”也挡不住的“东方红一号”上天
杨乐:我第一次听到“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倪光南:用借垄断地位控制用户机器,我们有权说“不”
葛珂:WPS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刘汉元:中国人在多晶硅技术上打了一个了不起的翻身仗
吴坚忠:要给国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
瞿晓铧:我们要做光伏产业模式转型的引领者
王炯辉:中国未来会成为优选地质勘查技术中心之一
熊群力:我们关停了200多家下属企业
尹同跃:自主品牌汽车将要到靠前舞台上同台竞技
点滴关情篇
张志宽:奥运食品安全零事故是如何做到的
赵启正:浦东开发也“送礼”“请客”
林木声:“十二五”末,绿道网将覆盖广东全省
王郁昭:我为“包产到户”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
沈骥:我们一定能打赢灾后防疫这场硬仗
王敏正:我是挑战郎咸平的“穷市长”
张思民:解决中国13亿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要靠本土医药企业
赵沁平:取消高考,教育将更不公平
程艺:要让人人、时时、处处得到优质教育
沈健:让江苏走出“应试教育”的泥潭
创业故事篇
禹作胜:从大邱庄走向美国纽交所
易贤忠:七喜上市后,我的责任更重了
曹杰:从古井到皖新
郑明明:我要把美丽送给广大的农村女同胞
刘小兵:我们这个软件在全世界都是优选的
陈步亮:一辈子把这根管做好就OK了
张骥:21天诞生的中国软件奇迹
秦升益:点沙成金
刘用辉:不做大码头,要做百年老店
方秀:我的鲈鱼创业故事
胡雪琴,天使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健坤慈善基金会理事 《天使百人会成长印记1:走近中国天使投资人》作者 《天使百人会成长印记2:拥抱中国天使投资人》作者 《天使百人会成长印记3:读懂中国天使投资人》作者 《天使百人会成长印记4:中国天使投资人砥砺奋进》作者 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文理双学士学位,北京大学新闻传播硕士。曾在海军院校任教多年,后在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等中央级媒体工作10年,曾获“中国经济新闻大赛”一等奖。 南方出生,北方闯荡。理科出身,文科谋生。曾在军校讲堂,挥洒青春;后涉财经媒体,激扬文字。而今投身天使,助力创业创新。结缘健坤慈善,利益天下众生。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秉承事业理想,兼备人文情怀,推动社会进步,追求和谐大同。
《小康中国发展口述史:我对中国有信心》: 到了1967年,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紧急抽调钱学森来组建卫星研制队伍。钱学森从已经非常成熟的研制火箭的团队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又加上中科院的部分同志,组建了一个新团队,我是那一年被钱学森抽调到卫星这边,主要负责总体部技术统筹。 卫星发射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由于“文革”,全部工作陷于混乱。有的部门已经按期完成任务,有的尚未开始。怎么办?只好调整目标,简化任务,突出重点,保障完成。 要把卫星送上天,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第一,要能送上天,这主要是火箭的功力。只要火箭技术过关,把卫星送上去即可。这即为“上得去”。 第二,卫星上天后,必须要能与地面站互动,既能向地面站发送信号,也能接收信号,也就是说,卫星在天上是一个活体,而不是一个铁疙瘩。这就是“抓得住”。 除此以外,还确定了“听得见”“看得着”的目标。如果中国发射了一颗卫星,既看不见,也听不见,那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于是,我和同事们就在“看”和“听”上下功夫。“看得见”实际上是在卫星周围加了一个“闪光体围裙”,当脱离火箭时,“围裙”也随之脱落,闪闪发光。 “听得见”怎么实现?卫星在与地面站联系时,会发回来断断续续的音频信号。那么,要加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最后一致商定,《东方红》乐曲就是当时红色中国的代表。于是,就把乐曲《东方红》送了8个小节上去。卫星往回发信号时,掐了两段,一段发信号,一段发《东方红》乐曲。 这时,又碰到一个技术难题。当时国内的收音机功能都比较差,接收不到。于是,就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让他们利用大功率接收器先行接收,再转播给老百姓,同时也向海外声明,这是卫星发回的信号,如果有好的接收器,可以自行接收,频率是20.009兆周,就是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天大的事”“文革”中也不能耽误 当时,周总理虽然日理万机,但卫星研制中碰到的困难,他都会亲自过问和解决。譬如,卫星中接线板问题,卫星诸多电子元器件所需的接线板,一个面板需要20—30条插针,这样,插针和插孔的要求都非常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插不上,就会影响卫星的运行。这对工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时难以达到。 后来,这一情况被反映上去。周总理亲自交代秘书,给上海市委挂电话。通过上海市委,我找到了当地生产电源最好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五厂,又找到了这个厂最有经验的老师傅,终于解决了问题。 “文革”对研究工作当然有影响。当年,每个单位都在搞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首先就是清理队伍,经过审查后,100多人的团队中竟有一半不合格。要么出身不好,要么社会关系不清楚等,于是,他们就“靠边站”。但他们白天被迫赋闲,到了晚上就偷偷溜进实验室,与大家一道攻关。 那时,一起研究的搭档也许在政治上刚好是两派,讨论政治问题,会吵得一塌糊涂、面红耳赤,但吵过后,立马又坐下来平静地讨论卫星技术问题,这就是奇特的“文革”一景了。因为大家知道,研制卫星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项目,这是“天大的事”,耽误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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