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9787308116268

导论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门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门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门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门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门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
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
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个人微信公众号为：吴晓波频道。 主要出版著作有《历代经济变革得失》（2013最新作品）《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其中《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被评为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类）、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和中国2014年度kindle精彩好书，《浩荡两千年》被评为“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第六讲·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
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
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
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这个朝代有300年长，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后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对它的评价十分两极化，有的人认为这个朝代是最没有用的朝代，打仗从来打不过人家，天天偏安在那里苟安残喘，在制度建设上面也没什么成就。钱穆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
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
市场。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
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一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
个极大的创新。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
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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