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给青少年的大师文学课郑振铎著;时代华语出品978750

讲 《诗经》与《楚辞》

第二讲 散文

一、先秦的散文

二、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三、古文运动

四、古文运动第二幕

第三讲 辞赋

一、辞赋时代

二、六朝的辞赋

第四讲 新乐府辞

第五讲 唐诗

一、初唐的诗坛

二、开元天宝时代

三、杜甫

四、韩愈与白居易

第六讲 批评文学

一、批评文学的发端

二、批评文学的复活

三、批评文学的进展

第七讲 传奇文

第八讲 宋词

一、北宋词人

二、南宋词人

第九讲 变文

第十讲 鼓子词与诸宫调

十讲 小说

一、话本的产生

二、罗贯中

三、长篇小说的进展

第十二讲 戏曲

一、戏文的起来

二、高明

三、沈璟与汤显祖

第十三讲 元杂剧

第十四讲 散曲

一、散曲作家们

二、散曲的进展

三、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第十五讲 昆腔

第十六讲 南杂剧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文物考古学家和翻译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19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大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创办《民主周刊》。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副部长等职。
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50岁。
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创作有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等。

讲　《诗经》与《楚辞》
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之分的不 当——《诗经》里的情歌——农歌的重要——贵族的诗歌——《楚辞》时代——屈原和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
一
《诗经》是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宍”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逸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的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资料。
二
《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的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的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的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苏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而她的真价与，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计共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计共一百零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计共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 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 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