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则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柯**此书是美国史学界*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部著作。
柯**（Paul A.Cohen），又名柯宝安、孔宝荣，男，美国人，1934年6月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s) 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年到麻州卫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卫斯利女子学院历史系主任，并将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学之中。于1990年、1992年分别编纂了纪念史华慈和费正清的论**集《思想穿越**化：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集》与《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2003年，柯**教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近十年发表的论**，以《变换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为名出版，对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进行了一次回顾与总结。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
批判精神的内化
中**版前言
“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
2010年新版序言:对于中国中心观史学的进一步思考
英**平装**版序言
序 言
绪 论
章 “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
第二章 超越“传统与近代”
第三章 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
第四章 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索 引
东亚研究所学术成果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西方——我们这个西方——对中国近世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原因却不是那么明显，那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这些局外人的观点，直到不久之前往往不是夸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错误地解释这个角色，从而歪曲了中国历史。西方史家面临的严重挑战，并不是要求他们彻底干净地消除种族中心的歪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他们把这种歪曲减到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因为要做到这点是可能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著作往往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问题：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日本侵略，等等。这种侧重中国历史与西方关系较密切的侧面，一部分固然是因为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不会使用中文史料，而且也根本无法取得其中的重要资料。但是另一方面则由于思想上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在这个时期中，许多美国人，甚至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认为西方化的中国就等于近代化的中国，两者无法区分。
这一阶段属于美国论述中国的非职业史家阶段，大部分工作是由传教士、外交家、海关官员一类人物进行的。这些人很少受过学者的正式训练，没有一位是作为中国历史专家受过培训的。接着在二战后的二十年中，一代新的美国中国史专家出现了，他们是在三十年代到中国学习并经过专门训练的一小批历史家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之，美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精密化水平有了一次跃进。次一个真正的专业领域出现了。随着语言训练的改进（这部分是由于大战的推动）；随着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中国文献的牢固基础上，美国学者可以逐渐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开始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近的一段历史的。
尽管如此，在研究中国近世史中探讨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国历史，仍然占压倒优势。当然也有例外。例如，人们特别会想起何炳棣（Pingti Ho）早年关于人口的著作（1959）以及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著作（1962）；也会想起张仲礼（Chungli Chang）、萧公权（Kungchuan Hsiao）、梅谷（Franz Michael）以及其他参加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开展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的学者，他们在开创中国社会、政治与军事历史的研究方面贡献卓著。
这两种互相补充的取向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尖锐批评。但是这种批评的出发点并不是认为西方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是认为冲击-回应与近代化这两种取向似乎都以褒扬的口气描述西方扩张，而以贬谪的口气描述中国对西方的抵抗。这些批评者由于受到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受到美国与中国作者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强烈影响，认为美国史家不应过分侧重中国内部发展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侧重似乎意味着把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所经历的种种问题，主要都归咎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自身的弱点与不足。反之，他们要求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目的是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阻滞作用，扼杀了这个社会的生机。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得重新回到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通商口岸及义和团。不过这次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探讨西方介入中国社会之后如何抑制并扭曲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
本书将对这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逐一分析考察。在概括的层次上，我的主要论点是，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冲击-回应框架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就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此外，它还促使史家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世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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