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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版 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 陈星 上海三联 978754264427
  • 新华书店旗下自营,正版全新
    • 作者: 陈星著 | 陈星编 | 陈星译 | 陈星绘
    • 出版社: 上海三联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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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陈星著| 陈星编| 陈星译| 陈星绘
    • 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3-12-01
    • 版次:1
    • 印次:1
    • 印刷时间:2013-12-01
    • ISBN:9787542644275
    • 版权提供:上海三联出版社
    • 作者:陈星
    • 著:陈星
    • 装帧:暂无
    • 印次:1
    • 定价:48.00
    • ISBN:9787542644275
    • 出版社:上海三联
    • 开本:暂无
    • 印刷时间:2013-12-01
    • 语种:暂无
    • 出版时间:2013-12-01
    • 页数:暂无
    • 外部编号:2753883
    • 版次:1
    • 成品尺寸:暂无

    序言:关于“城东女学”/丰一吟
    前言
    上篇 杨白民·城东女学与李叔同
    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的创立
    二 城东女学的学科设置及教育教学理念
    三 城东女学的艺术活动
    四 城东女学的师资和学生
    五 李叔同与杨白民
    下篇 城东女学的后期发展及杨氏家族与弘一大师
    一 城东女学的后期发展与尾声
    二 杨氏六女述略
    三 中国女子书画会的成立与杨氏三姐妹
    四 杨雪玖与弘一大师
    五 杨氏家族的部分艺术品收藏
    跋/余大风
    后记

    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韵创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由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演变,商埠的不断开放,教育亦日趋殖民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的爱尔德赛在宁波首创女子学塾,拉开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序幕。从以下一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教育在起始阶段具有浓厚的教会殖民色彩:1847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办女塾;1850年4月,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1850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办女校;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在上海办文纪女塾;185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牧士的夫人在广州办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185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的夫人在福州办福州女书院;1854年,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天津办淑贞女子小学;1859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办育英女书院;186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夫人在上海办女塾,后为清心女子中学;1864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办贝满文学堂。
    ……从客观上讲,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在一
    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但它毕竟带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文化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教育兴国的重要性,这其中自然包括兴办女学。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尽管张之洞在《劝学篇》最初的序文中说“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但在1898年5月31日,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由经元善创办,他的目的是:“惟沪上通商既久,渐习西法,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学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其后,中国兴办女学的风气日盛。1901年,苏州兰陵女学成立;1902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1902年10月,吴怀疚在自家办女塾的基础上设立务本女塾,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为宗旨,以为“女学乃教育之基本”。蔡元培也于1902年在上海开办了爱国女学……到了1907年,中国各地的女子学堂已达428所。1903年,清政府制定了《癸卯学制》,次年1月正式颁布,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在法理上解决了女学的地位问题。但是,就清政府而言,其态度还是极为保守的,只是小心翼
    翼
    地将女学界定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当然,客观的情形是,女学在中国犹如雨后春笋,各地纷纷创办,女子教育终于成了中国教育制度中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女学的兴起,自然离不开维新人士的推动和提倡。梁启超在1896年曾发表《论女学》,代表了维新人士的意见。他以为西方之强、日本之兴,均得益于男女平权及女学之提倡:“女学最强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而“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幸矣”。在维新人士的提倡下,有关社会团体和出版物相继出现:1897年,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组织“女学会”,并创办《女学报》。
    都市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学的重镇。据1898年的《女学报》统计,仅上海一地,女学就达15所之多。
    到了1915年,上海的女学数量达到29所。在这样的形势下,杨白民于1903年在上海的家里创办了城东女学。杨白民“具有新头脑”,就在中国人自办女学风起云涌的1901年,他东渡日本考察女子教育,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他的这一举动很值得人们研究。一方面,他受兴办女学之国人的影响,有志于投身该项事业;另一方面,他却有敏锐的眼光,以为要
    创办中国人的女学,当首先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
    早在1876年,清政府驻日副使张斯桂就已在《使东诗录》里透露了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并大加称赞。其后,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1879年),访日人士黄庆澄写了《东游日记》(1893年),都谈及日本的女学教育。这些文字,无疑使许多有志于女学教育事业的国人开阔了眼界。到了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居然还在日本前山阳高等女学校校长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以女子教育为急务”。杨白民就是在这种信息传播于国内的前后前往日本的。他的目的应当很明确,即在中国办女学无章可循,而近邻日本则有了较为完备的女子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教会女学而言,无论是习惯、思想体系(儒学)还是伦理,显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杨白民留日期
    间,正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的时候。比如,1902年,中国留学生所办的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日本人永江正直著、杨廷栋与周祖培翻译的《女子教育论》一书;1903年6月,陈撷芬在东京复办《女学报》。而留学生创办的“滇活”社简章则规定:“以普及教育,统一言
    语,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这种情形使得许多中国留日学者在回国后往往
    选择了女学教育事业。如
    1902年,留日的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也
    任教于中国公学、浔溪女学和明道女学。杨白民当然不会例外,因为他赴日的目的原本就十分明确——考察女学教育。在日本考察
    的时候,杨白民实际上已经命妻子送女儿读书。杨雪琼在《先严述略》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录:“先严遂于辛丑年,自备资斧,赴日本考察女子教育。
    P3-6

    城东女学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办学理念先进,紧跟时代步伐,成就卓著,一时成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代表,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时代艺术女性。陈星所著的《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以杨白民与李叔同交往史实为线索,尽可能详细地梳理、研究城东女学的始末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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