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最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 孙燕京 主编 杨猛 著 华

目 录 1 导 言 19 章 “祖宗之法”与“政坛新秀” 19 节 不刊之典：清代的亲贵辅政传统 28 节 从差使到职缺：庚子之后崛起的少壮亲贵 36 小 结 38 章 从载沣摄政到亲贵用事 38 节 末代的开局：载沣摄政及其政见 57 节 亲贵用事：少壮亲贵柄政与清廷权力重组 86 第三节 趋新求变：少壮亲贵在任上 116 小 结 118 第三章 从载涛归国到 118 节 危机中的转机：载涛归国与中枢变动 141 节 “速开”与“即开”：少壮亲贵与国会请愿运动 173 第三节 新制旧人：出台前后的少壮亲贵 218 小 结 220 第四章 从干路国有到清帝逊位 220 节 善政变：载沣、载泽与干路国有风潮 255 节 从剿到抚：武昌后的应对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 284 第三节 从和到退：少壮亲贵与清帝逊位 322 小 结 324 结 语 336 参考文献 347 后 记

导 言 这本书讨论的是宣统年间少壮亲贵群体与政局演进的关系。 “亲贵”，是清代范围狭小、身份特殊并且作用重要的一个政治群体。“亲”意指血缘亲近，“贵”表示地位显赫，在晚域中，亲贵特指担任要职的宗室王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宣统年间活跃于政坛的亲贵中，除奕劻外，余皆新崛起的少壮派，主要有载沣、载洵、载涛、载泽、溥伦、善耆、毓朗等人。本书即以这些少壮亲贵作为研究对象。 我对清季少壮亲贵群体的关注始于写本科毕业论文期间，当时我选择了一个与清末立宪相关的题目，在研读相关论著的过程中了解到载泽、溥伦等亲贵的一些立宪言行，这与此前在读通史中对这一群体形成的“亲贵专权”“纨绔子弟”的印象迥然不同。后来读硕期间，我在阅读清末报刊史料时发现，今日学界所研究的“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能并不被朝野所关注；而今日并不为学界重视的人物，则可能是彼时朝野关注的焦点，清季少壮亲贵即是如此。作为断送了祖宗基业的失败者，学界对这一群体鲜有专论，偶尔涉及也往往作为者的背景；然而，翻阅清末史料，少壮亲贵们往往占据着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他们参与着朝廷大计、国家要政，其政治态度也是朝野各派极力争取的，在彼时政坛属于“人物”。此后我针对这一群体搜集了一些文献，形成了一些看法，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变局中的亲贵：载泽与清末新政研究》。读博之后，我仍注意着少壮亲贵的相关问题，写了一些论文，业师孙燕京教授嘱示我要“大处着眼”，把对个体人物的研究扩展对少壮亲贵群体的研究；同时要“小处着手”，聚焦宣统一朝，从具体事件入手考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研究》。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博论完成后这三年多时间我又写了两篇相关论文，认识较之前深化，文献亦有所扩充，这期间学界同仁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产生了一些新成果，因此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对博论原文中的一些内容、结构、文献、观点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调整与增删，以期对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的关系有进一步认识。 一、问题的缘起 在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带有的私有特，象征的宗庙与象征国家的社稷结合而成的“宗庙社稷”构成一姓江山的精神象征，而王朝更替的直接体现便是“国姓”的变更。在历代王朝中，清代政治的家天下色彩尤其浓厚，统治者重视发挥本家族成员的政治作用，形成了亲贵辅政的传统。虽然清廷有禁止宗王干政的祖训，但实际上，在清代大部分时期，子孙往往能够凭借血缘身份赢得高统治者信任，进而执掌国政，左右政局。清代统治者比较地解决了宗王问题，使之成为不同于一般的特殊辅弼力量，于是我们在清史中常会看到“王大臣”的现象，如议政王大事务王大臣、赞襄政务王大臣等，这里将“王”与“大臣”并列，以示宗室王公与普通满汉官员的区别。自后金建政时期诸贝勒襄理军政奠定基业，到宣统年间亲贵用事断送国祚，清王朝可谓以亲贵辅政始，以亲贵辅政终。 “新清史”学者习惯将清代政治的归因于所谓“满族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唐宋元明各代的宗王政策似乎不算：或授之以权柄，则往往出现藩王割据、叛乱直攘夺皇位之事；或严禁其干政，则难免造成虚弱，被外戚或异姓大臣篡权夺位。清代与之相比，其亲贵辅政传统是建立在宗王掌握权柄，同时皇权对宗王保持着充分驾驭的基础上的，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但是，将此认定为“满族因素”则并不。首崇满洲固然是有清一代的立国理念，而满人之中亲疏等级仍十分明显，亲贵可谓“首崇之首”，其身份常常是超然于族群身份的，如在官员籍贯中，（宗室和觉罗）与八旗、各省是并列的关系，清代官制中还专设“宗室缺”。亲贵群体对清王朝的认同，已不仅是满洲族群认同，更多的是比族群认同更加狭隘的家族认同、血缘认同，而这种基于家族、血缘认同形成的政治关系并非清代所，乃是历代共有的家天下特征。于是可见，当清廷倚信亲贵时往往以周公辅成王故事比附，标榜的也是周礼中的“亲亲之道”，体现的是对中华传统政治理念的认同。或可如此理解：西周以后，历代“心向往之但不能”的“亲亲”治国理念，在清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贯彻。清代亲贵“谊属宗支，休戚与国”，“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以立场参与国政，对清王朝国政发挥着重要作用。 晚清以降，面对的统治危机，清廷一方面相继推行洋务、变法、新政、立宪，改变或放弃了某些“祖宗之法”；另一方面，对重用亲贵这一“祖宗之法”仍坚持不变，甚愈演愈烈，直宣统朝形成了亲贵用事的局面。彼时掌握权柄的亲贵，除奕劻外，皆是政坛新进的少壮派。清统治者重用他们无非是希望能在危机中挽救国运，毕竟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自家子孙能够真诚维护；然而清王朝却在亲贵用事不久旋即覆灭，少壮亲贵也因此被贴上了“纨绔子弟”“少不更事”“擅权弄国”等标签。 宣统年间的亲贵用事是导致清王朝覆灭的一大弊政，一般晚清史或近代史论著常会涉及，但多知其事而不知其详。不少论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仍来自《异辞录》《国闻备乘》等掌故笔记，此类著述多是作者的后见之明，并且带着遗老情绪批判少壮亲贵断送祖宗基业，以此审视该群体难免流于空泛。与此同时，关于宣统政局的研究则多选取近代史的视角而非晚清史视角。简而言之，前者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新兴因素，后者则是王朝史。 近代史视角下的宣统朝走向灭亡进程中的短短三年，以故相关论著多秉持“与民主”“与”“近代转型”之类的叙事方式；但若从晚清史角度视之，则宣统朝仍有其开局、发展、转折、终结的各个阶段。 因此，我认为宣统朝作为清代十二朝之一有其相对独立，不能因为它的转瞬即逝而将其淹没在近代史叙事之中。“新朝新气象”缘何发展为王朝末路？抛却各种宏大且抽象的“必然因素”不谈，执政群体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关重要，少壮亲贵即是探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切入点。首先，少壮亲贵是宣统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清廷与立宪派、少壮派与元老派、满与汉等各种关系，少壮亲贵必须直面以上种种关系，其举措是否得当关乎政局走向。其次，少壮亲贵是宣统朝各项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开设资政院、缩短立宪年限、筹设责任、编练禁卫军、清理财政等等，均与他们密切相关。其间他们或积极倡导，或有所顾虑，或陷入各种权力纠葛，对改革进程有重要的影响。后，少壮亲贵在保路风潮、辛亥、清帝逊位等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事件直接影响到清王朝国运，其间少壮亲贵的政治言行不可不予以重视。 本书以《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为题，讨论少壮亲贵与宣统年间政局演进的关系。为阐明这一主题，须首先强调以下几个关键词。其一，“家天下”，这是本书的研究视角。既往研究常以满汉矛盾解释亲贵柄政，我认为这忽视了亲贵的特殊，将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简单化了。亲贵与清廷的政治关系更多是建立在家族认同、血缘认同之上的，亲贵辅政体现了清代政治的家天下特征，本书着重从少壮亲贵维护宗庙社稷的视角解释相关问题。其二，“少壮亲贵”，这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指这一时期新进政坛，掌握权柄并且年富力强的宗室王公。其三，“宣统政局”，是指从载沣摄政到清帝逊位期间的清廷的政治局势，主括这一时期的中枢决策历程、关键人事嬗递、重要政治举措、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等等。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以重要事件为节点，呈现这一时期政局演进的历程。 二、学术史回顾 中外学界对清季统治集团与中枢政局关系已有不少研究，这里简要评述与少壮亲贵和宣统朝政局相关的研究，从学界对少壮亲贵的群体研究、个案研究、对宣统政局的研究三方面展开梳理，以此说明前人的学术贡献与本书的研究起点。 （一）关于少壮亲贵的群体研究 清季少壮亲贵出身、年龄、政治经历、思想倾向多有共，并且在重大事件前后相互沟通，商讨对策，这使得对少壮亲贵开展群体研究成为可能。当前专门以少壮亲贵为对象开展群体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多是在研究“满洲”“”“”“统治集团”时涉及的，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宣统年间的亲贵集权。 宣统年间，少壮亲贵尽出掌权，排斥异姓大臣，此系导致清廷失去人心的一大弊政，民国初年诸多清史、近代史及掌故笔记常会述及这段历史，如胡思敬《国闻备乘》、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此类著述于记述掌故、轶事，难以算作研究论著，但其所记内容皆来自作者的经历与见闻，具有史料价值。在此之后，不论是在时期的建国史书写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主流的近代史叙事中，宣统年间的亲贵集权往往被视作辛亥时机成熟的背景，学界并未对其开展专门研究，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 宫玉振考察了宣统年间亲贵与言官关系的变化，指出双方为了反对袁世凯而联合，又因亲贵集权而分裂，这种变化是清廷失去人心的一个缩影。亲贵集权激化了满矛盾，因而也有学者从满汉关系的角度展开讨论。其中，路康乐注意到，载沣依靠的并非全体满人，而是，尤其是直系王公，优柔寡断的格使得他无法解决满汉问题。迟云飞则认为，载沣不肯放弃满人尤其是在高层的优势地位，为平衡奕劻的权力，只得任用少壮亲贵。王开玺《清末满汉与满意识简论》一文反对将清末国政中存在的问题笼统归因于满汉矛盾，他认为有清一代满汉矛体上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由于亲贵本身即有特征，加之清末排满浪潮风起云涌，满汉矛盾不免被夸大。来，学界对该议问题的研究更加精细。樊学庆《赵炳麟与宣统朝亲贵用事政治格局的出现》一文考证了“亲贵用事”这一说法的由来与所指范围的变化，继而考察赵炳麟在促成亲贵用事中发挥的作用，指出赵此后有意掩饰该事，甚努力营亲贵专权的姿态。不同于过往研究将“亲贵用事”当作既成的政治现象来描述，该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历程，注意到历史现象背后的丰富内容。刘琼《世袭特权与国家治理：宣统朝摄政王载沣的权力观偏差及其成因》一文分析了宣统年间中枢权力结构重建背后的逻辑和观念，认为少壮亲贵虽占据要职，但并未掌握实权，他们存在严重权力错觉和公器私用的权力观偏差，他们的世袭身份和特权意识是造成这种偏差的主观原因。 该文并不注重史料方面的挖掘，其可贵之处在于对既知史实的创新解读。 ，亲贵内部分裂与争斗。 宣统年间亲贵尽出掌权，这非但没能使他们团结一挽时艰，反而让他们走向分裂。相关论著利用清末时人的记述与回忆，梳理了宣统年间亲贵内部分裂与争斗的基本史实线索，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分裂与争斗加速了清王朝覆灭。来，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丰富，也有学者通过重构历史事件的历程，揭示宣统年间亲贵内部政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更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考察。 学界首先注意到出台前后的亲贵政争问题。李细珠《论清末“”出台的前因后果——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一文考察了从产生到终结的基本历程，认为在设立责任问题上，载沣派主张急进，奕劻派主张缓进，双方的对垒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表面上双方势均力敌，实则奕劻派更胜一筹，因此奕劻的大臣一职无人可以取代，其他成员的安排则是两派相互较量寻求平衡的结果。 彭剑《“”与内争》一文论述了出台前后内部围绕展开的争夺，指出之外有毓朗联合载涛争夺，内部有载泽与奕劻、溥伦与奕劻之间的种种矛盾，使亲贵群体进一步分裂，这是清王朝崩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李凤凤《清末“暂行阁制”的制定与权力纷争》注意到以载沣为首的少壮派与以奕劻为首的元老派在设立责任问题和问题上的纷争，指出少壮亲贵希望借设立责任之机排除奕劻、那桐一派势力，而在上，载沣则有意偏袒载洵、载涛。作者认为“暂行阁制”实际是两派博弈与妥协的产物，而非按照立宪原则设立。 此外，朱文亮《清末内争与袁世凯复出》一文注意到亲贵内部争斗与袁世凯复出的关系，认为宣统年间的权力格局从隆裕、载沣互为牵制发展成载涛、载泽两派的争斗，亲贵内争使得各方皆有拉拢袁世凯的必要。辛亥袁世凯复出主要得益于亲贵的支持，而非列强施压。 该文不仅拓展了亲贵内争的研究议题，史料范围也较此前研究有较大突破。 第三，少壮亲贵与清末改革。 清廷后几年的中心任务即是立宪改革，作为国家政权的掌控者，少壮亲贵为摆脱统治危机亦积极趋新求变，但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于是学界对少壮亲贵与改革失败的关系展开讨论。相关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诸亲贵在改革中表现得比较积极，并非守旧无为，对他们改革失败原因的认识则有所不同。 马勇《从倡言改革到反对：对晚清的一个分析》一文指出，亲贵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中始终走在前列，但随着改革触及深层，威胁到整个阶层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尹煜《年轻满洲亲贵集团的政治目标与挫折，1900— 1911》一文集中探讨少壮亲贵的政治主张与实践过程结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是财政枯竭，且中央的事业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与协助；二是少壮亲贵没有实际操纵政治权力；三是社会上的华侨、立宪派、派等力量已经能够对抗国家。何瑜、黄煦明《清末满蒙亲贵的危机意识与应对之策》一文认为宣统年间的亲贵们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局势表达出不同程度的危机感，并制定了相关对策，但是亲贵们对危机的认识不同，因而采取的对策也不同。于亲贵挽救危机失败，作者归因于保守力量过于强大，并且亲贵们对局势认识不够充分。 孙燕京《清末立宪中少壮亲贵的政治心态》一文是明确以“少壮亲贵”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改革的思想动因与心理基础的一部力作。该文指出，少壮亲贵是立宪趋新的一个群体，其政治心态根植于“救急解困”，他们不服输，敢于任事，思想开明，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少壮亲贵们已经突破了旧和的惯常思维，反映了的现代追求；但他们把时代进步与利己结合起来，终导致改革失败。 除以上对少壮亲贵与清末改革关系的宏观检讨外，韩策《宣统二年汪荣宝与亲贵大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一文则着眼微观，详细考察了宣统二年国会请愿期间汪荣宝为善耆、毓朗拟说帖一事，以此展现了清季留学生与亲贵结合，联手影响朝廷决策的政治现象。该文并不追求宏观上评价少壮亲贵，更注重对具体史实的建构，可见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精细化趋势。 第四，亲贵在辛亥期间的表现与抉择。 辛亥爆发后，清廷推出的一系列应对举措皆无济于事，终清帝被迫逊位，清王朝覆灭，学界对这一时期亲贵集团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关注。 武昌发生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办理剿抚事宜”，既往论著多已述及奕劻为起用袁世凯做的努力来学界注意到少壮亲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丁健《武昌后清起用袁世凯问题考述》一文认为载沣在决定起用袁世凯的过程中前后态度有明显变化，起初反对起用，但他格懦弱，毫无主见，终不得不忍泪屈从奕劻等人的要求；该文还认为载泽、载洵二人也积极支持起用袁世凯。王春林关注到辛亥期间的亲贵捐输问题，认为在鼎革之际，亲贵们的反应被放大，这源于民众对宣统朝亲贵用事的痛恨，亲贵捐输背后有袁世凯与亲贵集团的矛盾，也反映了清廷上层的现实考量。 沈洁《“家”“国”与“满”“汉”——再论清帝逊位和 1912 年大妥协》一文考察了辛亥之际亲贵仓皇逃亡，认为亲贵内部的相互疑忌、庸碌和自私终葬送了清王朝；清帝逊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次剧变，它使得皇亲、、袁世凯皆成为无负和平、齐赴共和的成员。 除以上对具体事件的考述外，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集团的政治心态》一文从心态的侧翼探究了诸亲贵在辛亥前后的表现与抉择，指出他们中鲜有“殉节死君”之人，而多是“隐忍不发”“处之泰然”，少数人则伺机东山再起；究其原因，既是危局所迫，又与满汉矛盾、权力失衡、缺乏应对机制等内因素有关。 不同于过往相关研究多关注权力利益的取向，该文从心态角度进行思考，揭示了亲贵群体的更多面相。 ......

本书是满蒙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之一种，有强的资料，作者引用了大量未刊史料，如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奏折、电文等，还有清末学人日记及清末报刊杂志，可以用作清末制度史研究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