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黄现璠自述 黄现璠口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49500383

    二、神交顾炎武我在北师大学习从1926至1935年，共九年，北师大对我的培育以及在校任教诸名师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无穷，各方面的收获甚大。我在北师大预科靠前学年进入普通科，第二学年选择了文科。两年预科的学时和课程要求不是很多，自习时间亦不长，故我能有较多课外时间自修自学。早年读书期间，我便立志研究史学，故在北师大的预科学习期间，课外自学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借读经、史部典籍。因受当时学术世风影响，我的阅读兴趣重点在清学经典，尤对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所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文集》《音学五书》等情有独钟，盖源于顾炎武及其著作所开创的清代朴学和经世致用实学，充分体现出顾炎武主张治经复汉而以复古求解放的学术思想，实与我在三师四年一直心仪的汉代学术有一脉相通之处。汉代为经学很昌盛的时期，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所谓“经”，简言之，即为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所谓经学，原是泛指先秦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汉代独尊儒术后成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如果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脉，那么，经学则可谓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秦王不仁，焚书坑儒，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六经”除《易经》外，其他都未能幸免于难。西汉文帝与景帝治世的文景盛世时期，朝廷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朝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代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流传于世。秦代没有五经博士，只设有博士官。汉代后立五经博士，其所用经，本为隶书——隶书乃汉代通行文字，故儒生所习经文统称为今文或今文经。汉武帝时行董仲舒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春秋时期开始形成的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思想和学说受到抑压，束缚了中国古人的思维，而帝王极权专制由此得到了强化。西汉官方指定的儒家典籍《诗》《书》《礼》《乐》《春秋》《易》，成为当时士人推荐阅读经典，因《乐》已无书，故汉代儒生们以传习、解释五经（《诗》《书》《礼》《春秋》《易》）为主业，五经博士由此而来。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还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由此形成若干群言流派，各以家法教授，由此经学始兴，今文经学遂流行于世，逐步在西汉儒学中处于地位。然而，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出现衰势，取而代之是古文经学的盛行。这一是由于今文经学日趋烦琐，二是因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从而造成今文经学的谶纬泛滥。加之西汉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使得今文经学部分走向神学化。三是因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造成其发展受到抑制。打破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而使古文经学兴盛于世的功臣，首推东汉古文经学宗师刘歆。刘歆在经学目前的靠前个贡献是发现了一批散在民间或藏在墙壁的古书，即今文家所谓刘歆所造之书，系用汉以前古籀之字书写，故称古文或古文经。由于刘歆的大力倡导和宣扬，不仅使得这批古文经书广为社会和士人熟知，遂转相传习不辍，以至于古文经典《周礼》《左传》《毛诗》等能够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而且对当时在全国兴起的大规模古文经学宣传运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古文经学处于东汉儒学的地位，在汉代今古文的长期纷争中取得了很后的胜利。今古文之争，可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之争，除文字不同、篇数有异外，尚有排列之别，今文家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顺序，系以内容深浅排列。古文家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顺序，系以成立先后排列。观点不同，主张自异，内容之争由此而生，思想认识差异伴随而来。概言之，今文家崇奉孔子，尊为素王，无非以孔子为正统，为汉制法，献媚时主。因今文家尊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故以六经为其所作，将其视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认为当中含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其微言大义中之义理，有深有浅，施教先浅后深，即先诗书而后春秋，所以今文家视孔子为哲学家、教育家。孔子虽言尧舜，称先王，然非真有尧舜、真有先王，系托古改制，宜呼其为政治家。而古文家崇奉周公，以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只是古籍经典的整理保存者，否认六经为孔子所作，将六经看作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以六经为古代史料，主张先有《易》，而后有《春秋》，从而视孔子为史学家而非哲学家、教育家。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榖梁、公羊，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视左丘明与孔子两人学术身份相当，即为古文家代表认识之表征。这就可以理解，中国史学之父左丘明所著《左传》，为何成为刘歆的很爱。刘歆将“春秋三传”中的《左传》的价值，立于《公羊传》《榖梁传》之上，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由此造成今古文家的观点之异，进而形成了其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注重弘扬六经的孔子微言大义，意在传播其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古文经学则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意在建立历史科学与语言学。东汉古文经学宗师刘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即为其代表。刘歆等古文家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他们对古籍系统的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逐步产生，可说为经学和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太炎先生评曰：“孔子以后的很大人物是刘歆。”而我认为“左丘明、司马迁之后很重要的历史学家首推刘歆”。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成为中国靠前部图书分类目录，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亦有深远的影响。西汉后期王莽改制的主谋，即为刘歆。王莽采纳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之策，托古改制，仿《周礼》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将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役制度，建立五均赊贷、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盘剥，增加国库收入。并将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恢复到西周时期的周礼模式。这一切变制，相传亦作于刘歆。《周礼》一书，东汉林孝存称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郑康成尊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何休名以“六国阴谋之书”。刘歆为人，哀帝时师丹斥之曰：“……改乱旧章，非毁先王所立。”王莽地皇三年，公孙禄又斥曰：“颠倒五经。”所谓“颠倒五经”，即斥之叛经叛道。叛经叛道，无异于推翻现存制度，予以根本改革，以求达到太平盛世。王莽的改革，虽因权势不足，蓄谋无成，然实彰良法美。社会改革，主张不同，乃古今文家的内容之争，亦即很重要之争，区区文字篇数以及六经次第，乃其小焉者。清学宗师顾炎武开创的清代朴学和经世致用实学，既有前承东汉经学之迹，又有启近代史学之功。综观顾炎武的思想及著作，他所主张的“治经复汉”，其中的“复汉”，显然涵盖了崇尚汉代经学的意趣。作为清代学术主流的朴学，显然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翻版，这已是不刊之论。朴学一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朴学原指古代质朴之学，即孔子之后至董仲舒之前的原初儒学，汉代人称为朴学，后来泛指以古文经学派为代表的儒家经学。东汉古文经学的朴学特点形成，盖源于古文经皆用汉以前古籀之字写成，故古文家解经前首先必须解古文，以致通释经文语义的训诂脱颖而出。加之古文家还发展了由先秦延续而来的随文释义训诂，体系化的训诂学呼之欲出，由此形成了与今文经学主倡微言大义不同的东汉古文经学的朴学特点。而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清代朴学兴盛一时，显然是在主张“治经复汉”的指导思想下以克服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空疏玄谈的弊病为宗旨的基础上破土而出的结果。清代朴学以汉儒古文经说为宗，主张“无征不信”，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着重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注疏文字、校勘谬误、诠释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侧重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鲜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而且文风朴实简洁，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顾炎武因此被视为清代考据学始祖和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故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而乾嘉学派的特点，即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音韵、文字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含义，将语言文字学当作治经治史的途径。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由此身体力行地撰写出考辨精深的《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学术名著。如果说内含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五篇的《音学五书》是顾炎武朴学的集中反映，那么，《日知录》《亭林文集》等，则为顾炎武经世致用学的集中体现。我认为，汉代学术思想，靠前期黄老盛行，利于地主；第二期儒学独尊，利于帝王；第三期儒学今古文纷争，利于佃农。西汉时期以今文家横行一世，尝观号称博学多能又以民众领导自诩的今文家，只会空谈改革社会，而帝王减租，只为惠富而非济贫，益使贫富阶级之矛盾尖锐突出。小康未就，遑论大同。尝思今文家之立论，全着眼于上层阶级，非为下层民众着想。汉儒政治之三大哲学观，孔子为受命素王观，名田制观，以及辕固生与汤、武受命观，圣人先目观，亦莫不然，用意既如此，改革固无成。成，亦如减租，非下层阶级之利。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田客，社会矛盾少见激化。因此，西汉末年古文家乃乘时之弊，采用突进及革命方式，有效改革社会，救民于水火，遂发生王莽变革。而顾炎武推崇东汉，是因为东汉经生的节义；他考辨古音古事，是为了明道救世。而其明道救世主张，可谓受东汉经生影响之果。刘歆为政举措，促使王莽改制；而顾炎武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十分关注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方面社会积弊，指出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以及“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的现象，并在《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中为清朝出谋划策，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即“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而“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从而提倡利国富民学说。他还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与原始儒学倡导的“学以致用”思想有着一脉相承之处，而顾炎武对此加以了发扬光大。当然，对于顾炎武的学说，我并没有全盘吸收，他反复强调华夷之防重于君臣之论的大民族狭隘排外主张，显然存在时代局限性，我在思想上对此一直加以否定和抵制。通过北师大预科两年期间我对顾炎武的学术经典的精读和自学，逐步有了上述一些心得认识。这为接下来我在本科和研究所学习期间相继师从萧一山习明清史，从钱玄同习经学史和音韵学，从陈垣习校勘、目录、史源学，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以至于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能与老师们进行探讨。

黄现璠（1899—1982），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此书稿由黄现璠的后人根据录音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九年，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他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民族学研究五十年，成为壮学开山祖师以及中国靠前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拓者和当代历史学界“无奴学派”创始人。

本书稿是甘文杰、甘文豪、甘金山根据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生前的口述、调查报告、日记等整理的著作。书稿分为七部分，叙述了黄现璠对其先祖血统和事迹的遥忆、民族文化的综叙、业师授业的感恩、日本民俗的历史研究、少数民族调查以及识别工作等方面内容。其中，黄现璠作为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在研究中日民俗、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称谓的历史演变以及民族识别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其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总的来说，书稿大部分内容来自黄现璠的口述，少部分取自其曾经撰述的调查报告、日记和文稿，从多个角度展现了黄现璠高风亮节的一生以及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

1.国家兴亡、民族盛衰、教育沉浮以及社会时事、学术之道……所有这些关注皆体现出作者拥有的深厚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2.传达一种情感——爱我中华；传达一种精神——宁鸣而死，不默而生。3.求知若渴、严谨治学，堪称学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