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儿童观的社会史:近代英国的共同体、家庭和儿童 [日]北本正

目 录 *章 绪论：儿童观社会史的视角/１ 一、新历史学的视角/1 二、阿里埃斯的方法/4 三、儿童观社会史研究的目的/8 四、假说与方法论上的课题/11 五、对“儿童的发现”的再发现/15 *部分 近代社会与儿童 第二章 17世纪儿童观的转变/21 一、阿里埃斯的17世纪/21 二、“革命的世纪”/25 三、“世界的祛魅”/27 四、科学革命/28 五、家庭面貌的变化/31 六、17世纪的家庭与儿童/33 第三章 近代化与儿童/37 一、“转型期”的儿童/37 二、产业革命与城市化中的儿童/53 三、育儿的专业化及其矛盾/72 第二部分 近代育儿图景 第四章 儿童生命观的变化：英国近代儿科医学史/85 一、导言：儿童视角的领域与可视性/85 二、儿童视角的表征：育儿书的出版动向/87 三、儿童视角的空间与分类：近代儿科医学与产科学的源流/92 四、儿童视角的遮挡：裹卷襁褓与乳母养育/95 五、儿童视角的合理化：启蒙医学与儿童/99 六、结语：作为历史现象的儿童视角/104 第五章 清教徒家庭中的育儿意识/105 一、问题的设定/105 二、英国近代家庭史中的清教徒家庭/109 三、清教徒家庭中育儿的实际状态及其意义/114 四、结语：清教徒的育儿意识与近代儿童观/124 第六章 近代社会育儿书的社会史谱系研究/127 一、导言/127 二、作为史料的家政书、养育书、礼仪指导书/129 三、传统家政书的解体/132 四、育儿书的社会史谱系/137 五、结语/145

北本正章，日本教育学者，青山学院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教育思想史、家庭史、儿童学等。主要著译作：《儿童观与教育的历史图像学》（新曜社，2019），《儿童的教育》（原书房，2011），《绘画中的儿童社会史》（新曜社，1992）等。

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的使命 （代译者序）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儿童家庭状况——从个人记忆说起 由私人的话题开始公共问题的讨论似不太适当，这里想要表明的是这样一种认识：时代的感觉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母亲出生于1920年，虽已是93岁高龄，但依然能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头脑清晰。她平时在养老院生活，节假日也会到我家住上几天。今年春节，在我家和我老婆闲聊时，母亲说了一句猛话：“那时候，我真的不想要那个孩子（指笔者本人）……”老婆后来把这话传给我时说：“怎么样？别太得意哦，本来都不想要你的。”当时的反应自然是“受沉重打击！”但实际上，我对此是有些预感的，母亲现在说起这个话题，毋宁说有点有趣，也很怀念。上了年纪，以前的事情反而会变得更清晰。想起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确实不是开开玩笑就能过得去的。我是四个姐弟中的*后一个，前面有三个姐姐。姐姐们总说我是“被宠爱的”，但真相又是如何呢？母亲的话，让我再次回想起那个在脑海里已经没有留下多少记忆的年代。 男孩被宠惯，部分是事实。记得四五岁时，我被外祖父带去点心店，他买了点心，让我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说：“吃了吧，吃完了再回去。”点心带回家，就要分着吃，是不能一个人独享的。在那个排队等卷心菜叶、喝稀粥的“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四五个处于成长期的孩子。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中国的人口变动和今后的展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很多。医疗技术已经进步，但尚未导入“家庭计划”（family plan）；“想要男孩”的传统意识在城市里还留存着；粮食不足等经济困难持续着，孩子没有足够的物资保障，等等。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针对这样的人口状况，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1957），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议，但受到批判，被迫辞职。计划生育政策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被严格执行。由于持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生 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现在中国人口出现了结构上的转变。上海社会科学院两位研究者梁中堂、左学金的论文提示了以下要点，显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人口老龄化正在迅速发展。 从1982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59％降低为16.6％，减少了一半以上，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比例却从4.91％上升到8.87％，增加了将近一倍，“少子老龄化”的倾向明显。据联合国人口预测研究，在21世纪中期，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0％或40％以上，中国将成为超老龄化的社会。 人口的负增长不可避免。劳动年龄人口在近三年内持续下降，人口总数将在2025年前后进入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不到10亿。 三、 中国人口问题的新课题 近些年，中国学术界多次举行纪念马寅初的活动，人口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主办的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 上，五位研究者发言，提出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其论题如下： “避免*的出生率”（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人口研究者的责任”（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思考我国人口问题的对策”（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新人口论》与中国人口科学”（解振明，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论’”（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研究者通过纪念马寅初的活动，呼吁政府改变人口政策。 国际上，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受到关注。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一问题的， 多使用联合国的研究结果。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人口动态：中国的阿基里斯腱”为题，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人口动态（见表1），指出人口问题在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所带来的社会课题也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负担。总之，人口问题已成为紧迫的战略课题。 四、 阿里埃斯的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方法 不得不说，中国现在的中老年人经历了相当激烈的人口变动史，其深层存在着的是围绕儿童与家庭的观念和意识的历史性巨变。要准确把握这种变化，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开拓的儿童家庭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启示。 今天，在讨论西方社会儿童家庭时，阿里埃斯的著作被引为经典，而且常因“中世纪的欧洲不存在‘儿童’”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命题被解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称为“儿童”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在当时是不存在的，而是说与成人相区别的，作为人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儿童期”的概念在当时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时人缺乏把儿童当作“儿童”来看待的“目光”（sentiment）。下面将阐明绘画中中世纪后期这种看待儿童的“目光”的变化。 13世纪左右，绘画中的幼童耶稣和天使出现了接近现代儿童的形象，而且这样的儿童形象开始在宗教画中频繁出现，如意大利画家拉斐尔（Raffaèllo Sanzio）创作的《美丽的女园丁》（藏于卢浮宫美术馆）。 15—16世纪，儿童的形象从宗教画中分离出来。儿童，不再是宗教故事中的主人公，而是频繁活动于各个生活场景中，如儿童在家庭和人群中活动，出现在祭礼、学手艺的工场、学校等场所。但这些风俗画（conversation pieces）并不是专为表现儿童而创作的。在画中，儿童与成人混杂在一起，这仍反映了中世纪以来成人与儿童互不区分的意识，如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创作的《农民的婚礼》（藏于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 18世纪50年代左右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取代宫廷成为画家的赞助商，绘画的需求于是扩大了。虽然仍保留以往的绘画主题，但绘画的表现手法流露出一些自然的情感。从那时开始，很多绘画展现了儿童与父母一起玩、读书、野外写生、钓鱼、野餐等生活场景。与以往绘画中“装 腔作势”的姿态不同，这些绘画表现出儿童可爱的表情，用纤细的笔触描绘出充满亲密感的动作，使整幅画散发出亲子间和兄弟间的亲情，如英国画家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创作的《第十四代维罗彼·德·布鲁克爵士约翰及其家人》（藏于美国洛杉矶J. 保罗·盖蒂博物馆）。 由于史料的局限，儿童观的社会史研究只能利用历史上留下的绘画等材料来探索历史真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以不同的描述手法，反映了历史上儿童家庭的观念，人们通过宗教画，想象儿童与家庭的理想图景；通过风俗画，反映生活场景中的儿童；通过接近照片的肖像画，描绘家庭与儿童的*接近真实的生活状态。 阿里埃斯研究的范围和重点，正如他的代表作的法语标题“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所提示的，是中世纪或中世纪至近代这个转型期的儿童及其家庭生活。 五、 20世纪儿童家庭社会史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儿童家庭社会史的研究尚处于不甚成熟的阶段。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还不完整）。其中的研究方法还不能说已成为这个领域研究者的共识。当然，还是出现了一些中国儿童家庭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其中我国台湾学者熊秉真可称为中国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的*人，其著作《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根据宋代以来的资料，阐述中国近世（自宋至清）儿童观念的变化。 从中国的人口动态来看，20世纪的儿童家庭的社会变动是*为激烈的，20世纪以来的一代人对这些变动的感受*为真切，中国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有必要围绕这一时期开展重点研究。 从20世纪中国人口变动来看，人口总数在1900年被推定为3.5亿，1950年为5.6亿，1982年为10亿，2010年为13亿。20世纪的中国人口变动分成三个阶段：1900—1950年，生育的死亡率有所改善，但由于战争、灾害、经济困难、疾病等，生育形态还未摆脱多产多死型。1950—1980年，从出生率、人口总数上看，生育形态变成多产少死型，虽然有一段时间粮食不足等经济困难导致人口减少，但整个社会处于没 有战争的安定期，医疗、社会保障、女性地位等得到改善，人口的稳定增长持续了很长时间。1980—2012年，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人口总数依然保持增长，生育形态变成少产少死型。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家庭结构及家庭意识的变化，关于儿童的意识的变化及儿童生活内容的变化、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女性自我意识的变化等，这些社会变化是极其深刻的，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未曾遇见过的。 瑞典作家、儿童教育家爱伦·凯（Ellen Key）称20世纪为“儿童的世纪”。围绕儿童的关键词，首先是“科学”。由于医学尤其是产科学、儿科医学的进步，人的生育、成长状况在20世纪大为改善。这在中国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医学、生殖、儿童发展的历史，产科学、儿科医学史等）。在中国，学校的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同步的，儿童被置于“专用地”中成长。关于这种激烈的变化给儿童的自然成长带来什么性质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儿童生活社会史等）。此外，农耕文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基层的管理体制——宗族制度在这百年内，因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而趋于崩溃，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也逐渐丧失了其支撑的根基。20世纪的家庭结构、女性地位及女性社会意识的转变，都是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中国人口动态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历史时刻，20世纪儿童家庭史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新人口政策提出建议，也可以为培养健康儿童的社会系统与环境构筑提出建议。这是中国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的“建言”的使命。 本文*初是笔者2012年4月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儿童学国际研讨会”上题为《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的使命》的发言。后以日文发表在《ASIA—社会·経済·文化》第2号（2012）（“子ども·家族社会史の使命”，第16—22页）。也是在这一年，笔者拜访了北本正章教授，并与他讨论了他的著作《子ども観の社会史——近代イギリスの共同体·家族·子ども》的中译本事宜。北本正章教授的这本著作是以英国为对象的儿童家庭社会史研究，相信这样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将会对中国裨益不浅。经过7年时间，本书终于可以付梓。在此，感谢北本 正章先生对中译本出版的大力支持与关注，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袁彬老师的长期工作和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沈晓敏老师的校阅，感谢谢冬华老师、孔令会老师的精心工作与支持。谨以此译作感念母亲带给我这一问题上的启示，祈愿您天堂安详。儿童家庭问题是关涉人类未来的重大课题，期待本书的出版能为这一主题的研究添砖加瓦，并期待相关专家、读者对译本提出批评、指正。 上海杉达学院教育学院教授 方明生

本书带我们走进了儿童研究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全面发现儿童”的过程。以前我们所熟知的是卢梭等人的被称为“儿童的发现”的近代儿童观，学习的也是这种宽容和科学的育儿方式，还未多去关注在其背后缓慢且艰辛的演进过程。儿童观的变迁，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意义上的话题，更是一个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史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