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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 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 葛贤慧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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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黄土文化孕育着商业文明
第一节 山西商人的根扎在黄土文化的土壤中
第二节 山西商人历史寻踪
第三节 明清晋商在黄土高原崛起
第二章 山西商人的创业之路
第一节 从九边向淮扬进军的山西盐商集团
第二节 活跃在边镇互市市场的山西边商集团
第三节 闯出杀虎口的旅蒙商集团
第四节 中俄贸易中的山西茶商集团
第五节 异军突起的山西票商集团
第三章 天地之性人为贵
第一节 从天下最穷到天下最富
第二节 人和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三节 票庄之生计在于用人
第四章 山西人的重商与重教
第一节 学而优则商
第二节 渠氏、乔氏、常氏的家族文化
第三节 家法与商规
第五章 晋商伦理之魂
第一节 商人伦理之本源
第二节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山西商人的伦理价值观
第三节 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
第四节 山西商人会馆与关公文化
第六章 辉煌的衰落
第一节 保晋爱国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 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
第三节 悲壮的历史瞬间
后记
修订版后记
山西这块贫瘠的黄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摇篮。根据考古遗址发掘证明,早在三四十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中期
的“古人”——丁村人就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的晋南临汾一带(遗址在临汾地区襄汾县丁村)。如果根据传说,那么创立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根基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部落联盟首领,与山西这块黄土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阪泉之战融为一体的炎黄部族在河东(指黄河以东,即今山西)定居繁衍,黄帝之妻嫘祖在安邑(今山西夏县)教民养蚕治丝。
黄帝之孙高阳(即颛顼帝)、曾孙高辛(即帝喾)继承炎黄事业,在这里继续创造着农业文明与道德文明。帝喾之子帝尧定都在平水之阳,即平阳(今山西临汾),命羲氏、和氏制定历法,划分四季节令,使民适时耕种,深受民众爱戴。继承帝尧事业的虞舜,居住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他教民农耕,制作陶器,捕鱼打猎,还率领部族往来于山西和河南一带从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交换活动。舜帝非常看重位于解州(今山西运城解州)的天然盐池,每当和暖的南风吹来,盐池就会自然结晶,不仅供本部落食
用,还是和其他部落交换的宝物。所以舜面对盐池高歌:“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阜吾民之财兮。”“薰风阜财”的成语即由此而来。为纪念舜帝对盐池的开发利用,运城至今还保留着薰风楼
遗迹。
舜帝一生建立了宏伟的功业。这些功业是在禹、弃等多位贤德能干的人辅佐下完成的。他们都经过舜帝的反复考验才被委以重任。其中功绩最
大的是禹。夏禹对洪水的考察和治理,是先从山西开始的。在山西首先凿通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属临汾地区),留下了壮观的壶口瀑布,至今驰名中外。接着疏导了从梁山及其支脉到太原、太岳山南端的广大地区的洪水。太原北今有系舟山,传为大禹治水时舟船在这里停泊。山上有禹王洞,是大禹暂时歇息的地方,现已开辟成为华北最大石灰岩溶洞。
从黄帝到禹,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曾经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他们组织远古部落之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
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考核百官、谱制音乐舞蹈、理顺伦理道德、征服其他部落等方面的事迹。其取材虽然来自于传说,但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地下文物的发掘来看,这些记载还是言之有据的。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们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率领民众与危及人类生存的洪水、野兽展开
顽强的斗争,才使华夏民族得到繁衍生息的条件,并在斗争中创造了我国史前的灿烂文化。包括农业、渔猎、手工业文化,修河、治水、筑路文化,天文、历法、音乐、舞蹈文化,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伦文化,从而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远古时代的灿烂文化,就是从山西的黄土高原开始的。
中国自五帝而下,跨入了人类文明时代的门槛,开始了有文字可考的三干年文明史的征途。许多研究华夏文化的学者曾著文论述,作为文明史开端的夏文化就开始于山西晋南、晋西南。历史上素把这里称为“夏虚”,是夏后氏部落的故居,从夏启以后才开始向河南东进。
后来,大约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弟叔虞建立晋国,都于翼城(今山西临汾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经过几个世纪的开发治理,到春秋时期,晋文化的发展达到中原地区的最高水平,曾经登上诸侯国霸主的宝座。公元前375年,韩景侯、赵烈侯、魏文侯三侯分晋,地域扩展到今山西及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一角。韩、赵、
魏为了加强国力,在继承周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接纳了兵家、法家思想,招纳四方贤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加强农耕,奖励军功、鼓励工商,废除宗法等级制度……完全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变革的潮流。《孟子·梁惠王》篇中说:“晋国天下莫强焉”,肯定了晋在进入战国以后,虽然三分,但无论政治、军事都显示出了强劲发展的势头。
值得一提的是赵武灵王在位27年中(公元前325~前298年)开展了一场易胡服、习骑射的移风易俗的革新运动,在黄土高原上首先冲破世俗观念,摆脱周礼古制的束缚,克服了保守思想的阻力,创造性地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革,这是很了不起的壮举。特别是他提出不法古、不循礼、不拘泥守成的远见卓识,更值得称颂。在这场变革中,他总结了五帝及夏商周的兴衰,并不是因循或改变了“礼制”的原因。于是他提出了顺俗制宜、博采众见、开拓选取、变革图强的治国之道。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首开汉族移风易俗的先例,对山西民风民俗的变革,产生过多方位的积极
影响。
有趣的是,距武灵王穿胡服、习骑射、改变汉风汉俗约800年后,北魏孝文帝元宏(471—499年)为了加强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于493年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并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场鲜卑贵族汉化的运动。着汉装、讲汉话,学习汉族礼仪、风俗、文化,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当太子恂为首的守旧贵族企图用武力阻挠改革时,元宏给了他们严厉的制裁,终于使这场鲜卑汉化的革新取得了成功。
由此看来,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在移风易俗的变革中,都蕴含着
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提炼、发展的中心主题。从历史上来看,山西这片黄土地,始终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从炎黄部族融合,到叔虞封唐建晋,山西一直是汉族与夷狄共处。赵武灵王的开拓、变革,使汉族与胡人、狄人在一定范围内完成了融合。此后,西晋末年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十
六国(其中三个国家是汉族政权)大混战、大融合,到北魏统一北方后进一
步推行汉化政策,更加速了这一地域民族的融合过程。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文化特征,而且有少数民族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性。
厚重的文化积淀给予山西人的这些个性特点,在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三晋勇于变革的文化氛围使这里成为法家思想的发祥地。我国先秦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是由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年),在被魏文侯任用为相的时期完成的,成为后世秦汉法律的蓝本。李悝还首先在魏颁布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这是从法律上对西周封建宗主分封制的彻底否定。李悝还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较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约早了半个世纪。
三晋的变革思想还促进了一批善谋略、长言辩的纵横家的产生。如主张连横的张仪、主张合纵的公孙衍,都是魏国人。苏秦虽是洛阳人,但他和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专门学习游说之术,他活动的主要立足点是三晋的赵国。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的卷末曾写下这样的结语:“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纵横家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他们又通过娴熟的外交策略,左右了当时的政治生活。他们机智权变的外交策略思想同样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宝库。P3-6
晋商历经几个世纪的艰苦跋涉,开辟了纵贯大江南北、大漠东西的茶叶之路、粮食药材之路、皮毛驼马之路、食盐布匹百货之路……如此辉煌成就中蕴含着晋商沉稳进取、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精神。 《商路漫漫五百年》正是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山西商人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展现了活跃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上的诚贾良商的生动形象。可以说,作者以她饱蘸激情的笔墨,为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续写了一部“西帮货殖列传”。山西商人的兴与衰、成与败、经验与教训同样弥足珍贵,都应该是现代诚贾良商引为借鉴的生动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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