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电视谈话:电视脱口秀的历史

第1章电视谈话的历史：定义一种类型/1 前言/1 不言而喻的规则/2 历史/5 三种主要亚类型/6 深夜娱乐谈话节目/6 日间观众参与式谈话节目/7 早间杂志类谈话节目/7 周期/8 明星主持人/11 谈话空间/13 第二章第1周期(1948—1962)试验、并购以及电视网控制时期——CBS/18 前言/18 CBS脱口秀节目的创始人：默罗和戈弗雷/20 《面对面》(1953—1961)/25 《小世界》(1958—1959)/27 “严肃的默罗”和“通俗的默罗”之争/27 阿瑟·戈弗雷(1948—1959)/28 第三章第1周期第二阶段试验、合并、电视网控制——NBC和 杜蒙特/33 西尔维斯特·帕特·韦弗：NBC电视谈话节目有远见的制作人(1949—1955)/33 戴弗·加洛维(1952—1961)/34 阿琳·弗朗西斯和《家》(1954—1957)/37 史蒂夫·艾伦，杰克·帕尔和《今夜秀》/43 第1期《今夜秀》/44 杰克·帕尔和《今夜秀》/46 迈克·华莱士：电视谈话节目伟大的审判者/48 结语/51 第四章第二周期(1962—1974)电视网合并和新的挑战/53 前言/53 约翰尼·卡森和《今夜秀》(1962—1967)/55 摄像机塑造《今夜秀》的方式/57 安全的话题/58 迈克·华莱士：“伟大的审判者”归来(1962—1967)/59 芭芭拉·沃尔特斯：“温柔的陷阱”(1962—1967)/60 电视网统治面临的挑战(1969—1974)/63 菲尔·多纳休/65 目录电视谈话：电视脱口秀的历史第五章第二周期后半叶的竞争风云深夜脱口秀的首轮战争(1967—1974)/68 前言/68 挑战者：毕晓普、弗罗斯特、格里芬和卡维特/69 特写：1971年12月1日，ABC，《迪克·卡维特秀》，诺曼·梅勒对阵戈尔·维达尔 /73 约翰尼·卡森(1967—1974)/79 结语/81 第六章第三周期(1974—1980)过渡时期/83 1974年：变化的一年/83 水门事件成为全国新闻话题/86 辛迪加的新声音：菲尔·多纳休和迈克·道格拉斯/87 独立的声音：比尔·莫耶斯/89 女性的声音：芭芭拉·沃尔特斯和黛娜·萧尔/94 内部斗争：约翰尼·卡森和NBC(1974—1980)/99 结论：电视网时代的终结/101 第七章第四周期(1980—1990)后电视网时期/103 前言/103 大卫·莱特曼和深夜脱口秀节目的革新/104 《美国人质》：泰德·科佩尔，ABC《晚间在线》的开创者/114 特写：新闻谈话节目、娱乐谈话节目，以及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118 新主持人，新观众/121 琼·里弗斯和1986—1987年的深夜脱口秀之战/122 奥普拉·温弗瑞/124 杰拉尔多·瑞弗拉/130 阿瑟尼奥·豪尔/133 电视谈话节目影响力的新意识/135 第八章第五周期(1990—1995)作为娱乐的新闻/137 前言/137 雷诺和莱特曼的深夜脱口秀之战(1992—1995)/140 杰·雷诺/142 《今夜秀》中的雷诺/144 作为娱乐和政治的新闻谈话节目/147 作为全国谈话事件的辛普森案件裁决/157 共识：市镇选民大会节目/158 喜剧的共识/160 媒介英雄/161 结论/161 第九章第五周期(1996—2000)垃圾谈话、高雅谈话、混杂谈话/163 瑞琪·雷克和全国“垃圾谈话”大论战/163 叙事结构/165 当语言失灵时：杰瑞·斯宾格(1991—)/166 罗西·奥唐纳的“高雅谈话”(Nice Talk)(1996—2002)/169 新混合/171 结语/177 第十章总结/178 附录A电视谈话节目的分类/182 新闻类谈话节目/185 娱乐类谈话节目/186 社会情景类谈话节目/187 附录B电视谈话节目指南/189 附录C节目名/280 附录D人名/285

序言 霍勒斯·纽科姆 伯纳德·廷伯格所著的《电视谈话》在电视谈话节目译注：原文为TV talk shows，电视脱口秀为译文中对其的另一种译法。发展历史的关键时期问世，这一时期对于电视历史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此外，作为电视研究领域重大发展的一部分，本书也具有重要意义。电视研究的发展反映它所孕育的媒介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必须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 本书明确指出，尽管媒介和社会关系千变万化，谈话节目仍然是组成电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如廷伯格所言，电视对谈话节目的长期依赖，部分归因于它是一种廉价而的商品。相对而言，成功的脱口秀节目生产成本低，收益高。节目的成功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凭借“大众”。因为谈话节目往往拥有特定的观众群——处理早间常规琐事的家庭、日间的家庭主妇、午夜非黄金时段的新青年。正如体育比赛或益智游戏节目一样，脱口秀成为针对特定受众的互动娱乐电视节目，并能为电视台带来高额利润。 前面所言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人手去研究全世界的电视谈话节目，本书就会有好几卷了。 近年来，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诸如此类简单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几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任何“正式的”报刊或媒介评论也只是广为传播的大众讨论中的一部分，家长、教师、议员、牧师、电视台制作人和电视评论员都参与了这场大讨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于电视谈话的讨论和以谈话为主导的节目本身一样流行。围绕谈话节目的商业谈判在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产业的重要内部运行机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如此一来，观众熟知的电视名人的个性和弱点，以及嘉宾、经纪人、编剧和制作人一一曝光。然而处于这些报道中心的热烈讨论表明，谈话节目常常作为避雷针，用来避免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话题。 毋庸置疑，畅所欲言的评论家争辩道，在杰拉尔多·瑞弗拉，以及后来的奥普拉·温弗瑞，甚至更加小心谨慎的菲尔·多纳休所主持的节目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话题和问题都不适合“公开讨论”。当有些节目“太过火”时，这些人物，这些主导讨论方向的为人熟知的成功主持人就会同意调整他们的语气和方式。他们会再一次变得“更加严肃”，更加关注电视谈话的“教育”和“信息”功能，否则他们就会从屏幕上永远消失。 但是与杰瑞·斯宾格过分荒唐的行为相比，上述行为和回应都黯然失色。尽管后来出现的斯宾格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对象，但是他的节目在当前的公共讨论中被不断引用，也将在本书中被重新审视，因为该节目标志着“规范”话语的衰落，也标志着公开表演的体面人际交流的退化。当斯宾格先生展示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暴力以“舞台表演”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我们只能更加肯定——在社会倒退的路上，欺骗是更加危险的一步。这些指责的对象既包括“讨论”的内容，也包括在《斯宾格秀》(the Springer Show)以及其他类似节目中所展示的行为方式。类似批评把这些因素同“流行”与“高尚”文化的传统矛盾联系在一起。观众、主持人、制作人、参与者以及媒体本身被认为是“低级”、“反智”而且“粗俗”的。 序言电视谈话：电视脱口秀的历史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对这种分类标准的批判在学术界或者普通社会关注中蔓延开来，冲击着那些通过自己的生活和问题、烦恼和行为、外表和态度为全体公众表演的人们。换句话说，后期出现的谈话节目以及对这些节目的回应揭示了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和外貌等各种问题——这一系列社会标签被视作某些合适的界限，即是否适合在电视屏幕上呈现，或是否适合被观众消费。这些“违背高品位的”言行甚至引发人们去质疑公司追求利润的合法范围。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这些问题反映了“品位”、“礼节”和“规矩”，以及评论中常提及的“礼仪”正处于衰退之中。对此现象的明智阐释是，这些表征的出现，以及对它们的任何沾沾自喜都可以和导致罗马帝国覆灭的堕落行为相提并论。 但是电视谈话节目的辩护者们——这些人确实存在，而且人数超过了节目的获利者——对类似的话题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电视终于在“公共领域”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这些谈话节目，甚至那些的、超出正常礼仪、充满语法错误、性别变化和制度坍塌的节目只是将处于“文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现象带到了聚光灯下，这些现象其实一直存在。语法不规范的演讲也可能具有感染力。性行为可以被改造。不论是学校还是工厂，家庭还是教堂，体制并非无瑕，恰恰相反，它往往让人感到压抑，偏向特权阶层。 因此，相对于制造快乐结局的黄金时段节目来说，新的谈话节目向民主和进步的转变，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它们使每天晚上新闻报道中呈现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更加具有个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对各地播放的精彩午间节目大惊小怪的人，才是真正令人不解的人。面临瓦解的正是他们的世界，而非新兴的城镇边缘新居民的世界。与在屏幕上亮相获得的少量报酬相比，公民们真正的收获存在于谈话中——存在于自我表达的时刻，存在于此后被谈论的时刻，甚至存在于愤怒的舞台上，被那些从未看过节目的人“指手画脚”的时刻，而非交谈之前“说干就干”的时刻。 伯纳德·廷伯格的谈话节目综述的意义就在于此。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轰动效应的著作，除非这类节目取代了其他众多节目类型。这也不是一本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社会效果的著作，除非这种效果被视作一个漫长过程的一部分。这更不是一本关于电视谈话节目“明星”的著作，除非这些明星被置于灿烂星河的恰当位置，根据他们各自发挥的功能和散发的光芒被界定。 首先，这部著作从全面的历史视角架构电视谈话节目。近几十年来，技术、产业、规制以及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有人认为不太可能对这种媒介产生必要的、更清晰的认知。还有一种观念认为，电视的某个时期甚至多个时期已经过去。在等待与感受新时期的时刻，我们又开始仓促地投入对这一新时期的思考。这样一来，围绕当前谈话节目(必须注意的是，还有其他节目形式)的困境和争议也就应运而生。但是历史记录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们，尽管它们看似“新鲜”，但这些经验绝非。廷伯格指引我们了解这种节目类型的前世今生。他逐个时期地记录了三大电视网时期的电视谈话节目，提醒我们这种形式在每个时期的重大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鲍勃·艾勒(Bob Erler)在《电视谈话节目指南》(Guide to Television Talk)中对36位杰出主持人进行了精彩全面的介绍，成为详细分析这一时期主持人的有效补充。这些丰富的内容涵盖了1948年到1998年的200多位谈话节目主持人及电视节目。 对电视谈话节目普遍存在的认识和对其商品属性的关注直接相关，并同等重要。早期谈话节目的特征与不同时期(即廷伯格所讨论的不同周期)中影响电视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直接相关。除三大电视网外，我们开始面对数十种选择。节目数量上的增加要求对脱口秀等成本效益高的节目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寻求成功之路也变得更加复杂。由此，谈话节目作为一种产品出现，并依赖于观众对相似点与不同点的认知。此外，还需要努力向观众提供一种“”的特定组合体，从而吸引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全新的座位安排，不同的音乐风格，对着镜头眨眼——细节千变万化，目的却只有一个——收视率为王。 此外，廷伯格清晰地描绘了另一个方面，即谈话节目如何围绕主持人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就这一点而言，斯宾格综合吸收了其他所有主持人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重新组合。奥普拉、瑞琪、拉里·金以及罗西尼，那些尝试过和正在尝试的人，在竞争中节目仅播出一周的主持人，抑或一辈子都深受欢迎的主持人，都被他们各自之间的关系，或者与他们前辈之间的关系所界定。我们现在做出的所有推测，都基于对这些曾经的“巨人”的了解，基于本书所描述的环境。我们对“品位”堕落的所有恐惧，都包含在我们对这个词汇的理解中。在平静的迪克·卡维特面前，诺曼·梅勒和戈尔·维达尔互相谩骂，说出了这个词。我们对观众成为偷窥者的所有忧虑，在我们看到高大的爱德华·R.默罗在名流们面前的奉承讨好中而得以改变。 尽管这些变化看上去微不足道，甚至过于简单，但廷伯格清楚地表明，这些变化和尝试源于集合的力量。在对电视制作“幕后”状况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中，他直指那些煞费苦心的团队，正是他们按某些规律将这些节目搬上电视屏幕。电视作为一个司空见惯的协作媒体被赋予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其作为“创业团队”致力于塑造节目意义的范例作用，存在于其在扩充其他和而不同的节目“阵容”中的位置。这些团队致力于打造主持人的重要形象，他们还不断对节目进行调整、架构和改写，直到所有努力在随意、亲密的表象下隐匿得无影无踪。类似成功的节目并不多见，这一点说明追求卓尔不群并非一件易事。的确如此，这些成功案例只是提醒我们：电视谈话节目和其他节目一样，必须超越其商品属性，虽然事实上它们在不断肯定这种属性。 主持人的个性、风格，以及把“谈话”变成“我们”之间的“聊天”的努力*终必须由节目的意义决定，这个意义与节目的综合要素息息相关。对于电视节目提供的文化意义来说，它吸引我们，又从我们这里获取了这样一种约定，一些人因此感到恐惧，另一些人则对其视而不见，还有一些人对其复杂性充满好奇。这意味着三大电视网对我们家庭的“垄断”不仅是一种技术和经济的共谋，也是一种联系的工具，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私密体验——公共体验。我们和所有人观看同样的节目，但是我们在和自己关系*直接的小群体中观看。如今在多渠道的空间里，不同的人可能观看同一个谈话节目，但他们观看电视的环境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家庭。事实上，斯宾格、奥普拉、戴弗或者杰的追随者们可能在他们各自的网络聊天室交流，或者来到办公室提及*近的不寻常事件。将这本书看作历史记录和文化分析资料，对于理解这些变化和连续性是很重要的。 廷伯格对我们以前所观看的节目进行描述性和比较性的评论，在阐释具体例子的基础上说明我们与正在观看的节目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期的迈克·华莱士、梅夫·格里芬，或者迈克·道格拉斯和斯宾格所扮演的角色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他们之间也有相似之处。电影明星们自曝隐私的行为震惊了二战后刚接触大众文化的观众，这一点难道不比今天工人阶级粗俗的性故事更令人吃惊吗？约翰尼·卡森歪曲事实的旁白，没完没了的唠叨，以及频频使眼色，难道不是德鲁·巴里摩尔跳上大卫·莱特曼的桌子袒胸露背的前奏？而德鲁选择面朝戴弗，而非直视镜头的事实难道不是应变某些限制的明证吗？对于这些节目的老观众来说，廷伯格对这些早期节目的记录重新唤起了他们的记忆。对于从未观看过这些节目，哪怕是这些节目存档目录的观众来说，这些记录为他们提供了价值的基本信息。 廷伯格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调查和案例研究以《拉里·桑德斯秀》结尾，这个选择并不容易。这档节目，一档关于电视谈话的节目显然是电视在“后电视网时代”的产物。该节目在HBO播出，作为付费的有线电视台，HBO只面向付费订购的观众。节目的讽刺视角与《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ohnny Carson)有异曲同工之效。节目的某些因素——例如说到强硬的制作人，就让人想起弗莱德·德·科尔多瓦，伴奏员与埃德·麦克马洪很相似，主角的多次婚姻似乎表明，卡森的节目及卡森本人就是对这一节目类型进行喜剧分析的模型。但是，这种对电视谈话本身的幕后探索恰恰表明，该节目处于一个不同的电视时期。《乔治·彭斯和格雷西·艾伦》(The George Burns and Gracie Allen Show)等早期节目也使用了类似技巧，如乔治也会定期观察并对其虚构世界的架构进行评论，但不同的是，伯纳德·廷伯格在他的记录中探究了所有确定的细节的意义：技术融合、产业关系，以及在拉里·桑德斯暴躁而脆弱的个性中的“书面谈话”。 因此，《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本兼具细节和案例，记录和描述人名、地名和时间的著作，可以作为类似《拉里·桑德斯秀》这样节目的圣经。这正是我们所需的一本著作。对电视谈话节目进行如此细致的研究，提供如此丰富的信息，让读者了解这些节目以及节目的制作人员，除了伯纳德·廷伯格之外，别无他人。他的作品不会取代激烈的争论和解释性的推测，但是以本书为基础，以上两方面会更加准确。从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一本值得讨论的著作。

这部著作从详细的历史视角构架电视谈话节目。作者指引我们了解这种节目类型的前世今生，逐个时期地记录了三大电视网时期的电视谈话节目，提醒我们这种形式在每个时期的重大意义。他详细清晰地描绘谈话节目如何围绕主持人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通过对电视谈话节目进行描述性和比较性的评论，在阐释具体例子的基础上说明观众与正在观看的节目之间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电视谈话节目指南》（Guide to Television Talk）中对36位杰出主持人进行了精彩全面的介绍，成为详细分析这一时期主持人的有效补充。这些丰富的内容涵盖了1948年到1998年间超过200位位谈话节目主持人及电视节目。 本书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和对电视谈话节目感兴趣，并希望更好地理解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类型和特征的读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