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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识读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国际后殖民主义研究大家罗伯特·J.C.扬撰写 清华大学教授王宁作序 英汉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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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序言】
序言
王宁
本书原名为《后殖民主义:十分简单的介绍》(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对具有一般人文知识的读者。但是和收入这套系列丛书的不少短小精悍的著作一样,本书作者罗伯特·扬 (Robert J.C. Young, 1950— ) 却是当今国际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位大家。他自幼在英国受教育,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爱克斯特学院,曾在南汉普顿大学任教,后被母校牛津大学聘为英文和批评理论教授,同时兼任沃德姆学院研究员。2005年,他应聘到美国纽约大学任教,担任朱利叶斯·西尔弗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白色的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1990),《殖民的欲望:文化、理论和种族的混杂》(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Culture, Theory and Race, 1995)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2001),本书的写作就是沿着最后这部鸿篇巨制的思路进一步普及和阐发的结果。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英国族裔的概念》(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 2008)。
本书的写法和大多数高深的理论学术专著的写法大不相同,具有浅显和通俗易懂的特色。众所周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要文化理论思潮中,后殖民主义是时间持续较长、涉及学科范围广泛且内涵十分复杂的一种全球性的理论思潮,因此要对它作介绍自然也很难。我们今天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实际上包括了这样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化。对于前者本书并没有太多的涉及,而对于后者作者则描述了很多。它主要指处于后殖民状况的(原先的)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文化的历史,它与前殖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后仍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残余,同时又明显地带有对宗主国的殖民文化的抵制和抗争色彩。作者避开了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改用一种讲故事的散文笔法讲述了一部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历史,涉及的人物有甘地、格瓦拉、法农以及毛泽东等;从有关属下阶层的知识到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历史和权利,从非洲的空间和土地到种族和文化的混杂,从后殖民女权主义到从后殖民视角来解读全球化,最后还专有一章阐述了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或转化)理论的含义。要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对一系列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概念作出详细的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本书有可能会吸引一些文化理论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篇短序中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及这一思潮在理论上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简略的介绍。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取代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一度雄踞西方文化理论界,它的主要理论基石是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和“非中心化”思维模式,曾在文化研究崛起时有所式微,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的著述被重新认识以及霍米·巴巴的异军突起,后殖民理论和批评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早先的一些相关理论课题,如种族、族裔、历史、权力、殖民、霸权、边缘、中心、帝国等,被从事全球化研究的学者发掘出新的价值进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兴起与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流散写作/批评等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三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萨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的知名度最高,这与他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他生前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如果说,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之特色的话,那么萨义德早期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批判的理论基石就是 “东方主义”。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 为我们的跨学科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 “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他于1993年出版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全面审视了西方文化,从18世纪的作家简·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萨尔曼·拉什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当然,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并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和反霸权斗争相关联;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可以说,萨义德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着上述两本著作中涉及的问题而深入研究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深入探讨则集中体现在他逝世前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 中所收的各篇论文中。今天,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流散写作的学者已将其当作研究流散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
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 通常被当作名声仅次于萨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科学讲座教授。作为一位个人经历异常复杂而且理论方向也十分驳杂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走过的是一条发展轨迹清晰可寻的学术道路:她早年曾作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最重要的翻译阐释者而一举成名,其后又以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的身份而活跃在女性文学界和批评界。之后当这一切均为她的异军突起铺平道路后,她才独辟蹊径,逐步发展成为有着自己独特批评个性和理论风格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斯皮瓦克的著作包括三部论文集以及出版于上世纪末的一部专著:《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论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和《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 1996[ed.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以及《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此外她还出版访谈录,编译多部理论著作和文集,并在欧美各主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批评论文。斯皮瓦克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并坚持学习中文长达六年。
霍米·巴巴 (Homi K. Bhabha, 1949— ) 和斯皮瓦克一样,也出生在印度,后到西方著名学府求学,然后在英国任教,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巴巴的主要著作就是《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并编有《民族与叙述》 (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作为当代西方文化学术界最具有批判锋芒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霍米·巴巴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揉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4) 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换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原先的那种对殖民地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早已成为历史,但一些帝国主义霸权集团仍不忘对这些前殖民地进行文化渗透。如果说老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主要表现在对之的压迫和掠夺的话,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则施行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渗透和侵略,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长期地持续下去。
2008年4月于北京清华园
【书摘】
一天早上,当你从噩梦中惊醒,你发现你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在夜幕的笼罩下,你已经被放逐到别的地方。睁开双眼,你首先注意到的是风吹过平坦荒芜的土地时留下的声音。
你和家人正朝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一块“活墓地”走去,走向白沙瓦——一座布满鲜花和间谍的城市,一座边境城市,从喀布尔过来的旅客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些旅客穿过雕刻着图案的托克汉城门,沿着开伯尔山口由灰色岩石建成的弯曲小路走向远处的平原,最后到达通往加尔各答的主干公路。
在老城区的达沃什清真寺周围,是开伯尔集贸市场,这里的货摊鳞次栉比。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这条街道的房屋依势而建,高得直冲云霄。各家经过装饰的阳台错落有致,悬挂在空中。这便是著名的吉沙·哈乌尼市场一条街,这条街因说故事的人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一直被悠闲地喝着热气腾腾的琥珀色希沙斯茶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些人正努力地想要超越专业的故事讲述者,或是在那些在货摊上用大茶杯喝着蜜汁茶的人之间口耳相传。可是那里传来传去的故事却并不是为你而讲述的。
你继续西行,走过往日的殖民地兵营,走过郊区大片的临建房屋(可是住在临建房屋中的人已经在这里居住很久了),在山前的一块平地上停住了脚步。家人中还有两个孩子也走散了。你身边只有一袋衣物、一个睡觉和祈祷用的垫子、一个盛水用的大塑料容器和几个铝制的罐子。这时路上有一些士兵走上前来阻止你继续前行。白沙瓦附近的贾洛扎难民营已经关闭。从阿富汗到这里来的普什图人被指引着走向杰曼。杰曼没有难民营,它只是一个“等待区”。在这里,你从帐篷顶上放眼望去,大地平坦无奇,进入视野的唯有远处喜马拉雅山映在地平线上的黑影。
因为这里不是官方难民营,所以你缓慢的前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不会有人为你登记注册。此时,你的孩子又累又饿,坐在光秃秃的棕色沙地上,他们鼓鼓的肚皮上留着因感染而形成的深红色印痕。你四处寻找水和食物,还希望找到三根木头和一张大塑料布来搭建一个栖身之所。这个将要搭建的就是你的帐篷,就是你和家人的居所。你们将要在少粮缺水,痢疾和霍乱流行的困境中寻求生存。幸运的话,你可能在数月内离开这里。但是如果不
幸运的话,你或许就会像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加沙﹑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或是像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斯里兰卡或者南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那样,在这里滞留十年甚至几十年。这里将可能成为你和你的子孙们唯一的家。
难民,你居无定所,无处落根。你已经被转移了,是谁转移了你?是谁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你或是被迫,或是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而离开。你顺着逃亡的路线颠沛流离,艰难跋涉。但是一切都静止了。你已疲惫的生命戛然而止,你的生活断裂了,你的家庭支离破碎。你所熟悉的单调却可爱而稳定的生活和熟悉的社会也将随之一去不返。你在压缩的时间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强烈介入,经历了平常安乐生活的终结,你已成为了那些跨越不同时代并经历过冷漠的现代性的人们的象征。你面对的是一个新世界,一种新文化,面对这种新文化,你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它。你还要努力保留自己的可识别的身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也许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孩子会将它看作一种解放的方式,但不是现在。生活已过于脆弱,过于不确定。你什么都不能依靠。在世界的眼中,你只是一个客体。谁会在意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以及你的感受?各国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立法,为的是阻止你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对寻求避难者的答复是:禁入。
你是闯入者,你是错位的,你是不合时宜的。“难民”一词将你与你的国家隔离开来,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愿望、习惯及情感一脚踏进未被认同的、精神上深感陌生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中断、错位、不堪回首的刺痛和痛苦的体验。这种体验加剧了后殖民时期的残酷体验,但也使其具有了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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