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虚无主义在何处？既然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就“虚无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那么在这一章中我们就可以开始分析“虚无主义在何处”这个问题了。虚无主义不只是对生活本来就有意义的观念的拒 ，还能被视为一种回应焦虑的特定方式，而这种焦虑来自发现生活本来毫无意义的事实。虚无主义者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 望，不像犬儒主义者那样厌恶一切，不像凡事无所谓者那样超脱。虚无主义者可以是乐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富于同情心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幸福，就像童年那样快乐和无忧无虑，就像他们在发现生活缺乏意义前那样快乐和无忧无虑——他们曾认为自己长大后应该能从生活中发现这种意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虚无主义者回应生活的无意义性的方式如果被简化成一组单独事件，就不能被正确理解。一方面，虚无主义就像一种疾病，一种能够在个体之间快速散播、具有传染性的态度。另一方面，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传染性，是因为虚无主义的生活方式是虚无主义者生来就有的且和他人共享的生活方式的产物。
考虑到被一群不计后果的人包围的危险，我们可能会期待社会应该积极加入与虚无主义的斗争。尽管“虚无主义者”作为一个负面标签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但我们发现虚无主义的逻辑得到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支持。但虚无主义的传播可能不只由于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个体间的相互传染，还可能由于那种鼓励虚无主义态度的文化助长了其传染性。本章将要探讨的，正是这种文化影响。在电视上、教室里、工作中和政治事务中都可以发现虚无主义。
家里的虚无主义既然虚无主义来自摆脱对自由的焦虑的欲望，认为当代通俗文化会拥抱虚无主义便不会令我们惊讶了——如果我们求助于通俗文化是为了娱乐、舒适和消遣，那么通俗文化和虚无主义至少已经共享了减轻压力的目标。但通俗文化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它是否吸引虚无主义者，而是它是否有助于诱导人变得虚无主义。
父母们一直都在担忧通俗文化的败坏性影响，关心诸如看电视是否会让孩子变蠢或玩电子游戏是否会让孩子变得 加暴力这样的问题。这种关切主要考虑的是通俗文化的内容，而非消费通俗文化的设备。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屏幕前消磨时间已经变得如此平常，以至于我们不再质疑这种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只是质疑人们在看什么，而没有问过为什么。
作为一种休闲行为的观看，在屏幕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但因为有了屏幕，我们就不再需要去别的地方观看什么东西了。哲学家金特·安德斯在他1956年的论文《作为幻影和矩阵的世界》中指出，收音机和电视有助于创造他所谓“大众中的人”（the mass man）。收音机和电视节目让对话和他人的对话充斥整个家庭，却让消费这些节目的人的对话变得不仅困难还招人讨厌。还有，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观看屏幕，电视重新规定了整个家具的布局结构：人们不能面对面地坐着，而都面对着屏幕坐着。由于供人消费的事件都是为了消费而被记录和重演的，收音机和电视不仅让离开家去目击事件变得没有必要，还使得事件的演出按照消费的需要来记录和重演。于是，收音机和电视提供给我们的，并非真实生活的经验，而是一种伪现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伪生活（坐在他人旁边消费，而非和他人一起消费）中伪经历（坐在沙发里消费）这种伪现实（为了大众消费而上演的事件）。
对安德斯来说，真正值得争论的事情，是收音机和电视重塑了我们所认为的“经验”“交流”，甚至是“亲密”。我们和节目中人物形成关系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与舞台上人物形成关系的方式，因为收音机和电视让人物和我们近距离接触，以至于他们似乎就在对我们讲话，似乎他们让我们走进了他们家里，正如我们让他们走进我们家中那样。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他1954年的论文《怎样看电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这样的亲密关系让我们很容易就认同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尤其是在把他们置于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情境和熟悉的矛盾冲突中来描述时。尽管这些人物可能有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家庭和问题，但他们生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不同于我们的。
情景喜剧中的家庭或许会碰上麻烦，但不消30分钟（如果除去广告就剩下22分钟），麻烦就会解决。不管为了创造喜剧性和戏剧性的张力会有怎样的混乱突然暴发，这种混乱终将消失，并且似乎不会再次出现，而秩序终将恢复。程式化的节目让人觉得 舒适，因为它让我们觉得那些似乎令人担心的情境 终会 收场，让我们觉得我们行为的后果其实并不重要。正是这种对舒适的需要，把我们拉到屏幕前，去观看程式化的节目。
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节目是令人舒适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样的节目会对我们产生别的影响。阿多诺关注的是，在我们感到舒适的同时，这样的节目还会在我们内心引发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在每一集节目结束返回现实的时候。于是乎，电视不仅在娱乐我们，还在教育我们：维持现状是善；破坏现状是恶。
当然，在电视大受欢迎的时代，这样的分析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宜。安德斯和阿多诺在20世纪50年代观看的节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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