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至少我认为，我从未进行过心理分析。）首先，我是天秤座。因此，在我的性格中，平衡与不平衡相互制衡。我父母在加勒比海旅居多年之后决定回到祖国，我就在此时出生了。由此，这种漂泊不定感一直让我对别处充满憧憬。
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 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我在里维埃拉，在那个 的小天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那里海湾拥着大海，崇山峻岭峥嵘而崔嵬，似天然屏障护佑着我。狭窄的沿海公路将我与意大利分隔开来，近在咫尺的国界线将我与世界分隔开来。走出那方天地是我在重蹈出生的创伤，只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成长于独裁时期，等我到了征兵年龄，战争全面爆发。我一直认为，和平自由的生活是一种脆弱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再次夺走。
在兵荒马乱中，政治可能成了我青年时代过多焦虑的来源。过多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其价值的事物而言。而看起来与政治相去甚远的事物，我则 多地考量它对人民和 历史（甚至政治）的影响。
战争甫告结束，我就感受到大城市的呼唤，这一呼唤比我故乡的呼唤还要强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米兰和都灵之间犹豫不决。选择都灵当然有其原因，而且并非没有后果。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因果，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我很快尝试了写作。发表对我而言很容易，我立即获得了支持与青睐；但是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说服自己这 非偶然。
我就职于一家出版社，所以我在别人的书上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自己的书上花费的时间多。对此我并不后悔：所有精力的消耗都是为文明社会而服务。恰巧，我从都灵那座严肃而悲伤的城市，经常也十分容易地来到罗马。（此外，我所听到的 不以否定形式谈论罗马的意大利人就是都灵人。）因此，罗马会成为我未来居住时间 长的城市，并且又无须问自己什么。
对我而言，理想的居住地应该是外国人生活得自在的地方，巴黎就是这个理想之地。我在这里娶妻成家，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我妻子也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一家三口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皆可改变，但我们内在的语言不会改变，甚至它所包含的内在是比母亲的子宫 加独特和 的一个世界。
我意识到，在这部自传中，我用了大量笔墨来讲述出生，以及出生后的几个阶段，现在我甚至倾向于 进一步地回到我出生前的世界。这就是自传对起源进行探索的风险。比如《项狄传》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其长辈的生平经历，而等到要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却无话可说了。（1980）1985年夏天，伊塔洛·卡尔维诺生命中的 几个星期，他在《美国讲稿》中如此热情洋溢地写道：写作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解释事物的感性方面”。这是一种具有遗嘱性质的陈述，同时也是在宣告自己忠于工作的原因。很少有作家会像卡尔维诺这样，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不断地对自己的创作意义发出疑问：可能的策略，选择的内在必要性、合理性和连贯性。这种对 的追求，这种确定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无穷系列关系的前提，正是“母胎里”就镌刻下的、卡尔维诺携带的遗传密码。这是来自父母双方以科学思维为 的密码：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正是因为共同的科研兴趣使得他们在一次科学交流中相识），舅舅埃菲西奥则是化学家。如果不从卡尔维诺父母出版的那几百本小册子开始讲述，那么就无从理解卡尔维诺。他将这些小册子存放在家中的一个具有“自由风格”的旧橱柜中。换句话说，我们要从这些丰富的出版物的摆放方式去理解卡尔维诺：他试图将顺序、名称、系列关系、因果关系等等框架归结为自然的连续组合创造，归结为永远变化发展的、持续而严格的实验，这一空间似乎受到某个幻想事件的无限灵感的支配。谈到家人的科学天赋时（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也 科学天赋，是 知名的地质学家，也是热那亚大学的教授），卡尔维诺用他那典型的自嘲式口吻评判道：“我是家族的败类，家族中 的文人。”事实上，他作为作家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追随父亲的脚步，力图将一种由 方法支配的反思和研究嫁接到文学这一古怪而多变的主干上。因此，这是在用其他语言，用同样取得丰硕成果的其他规则继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恰恰是科技兴趣与文学研究的交融成就了意大利二十世纪 真实的新兴作家——加达、卡尔维诺、普里莫·莱维，尽管他们的落脚点各有不同，但他们游刃有余地 了对现实的纯印象解读。
马里奥·卡尔维诺出身于圣雷莫一个古老的家族，但他对农业学的热情促使他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奔赴墨西哥与古巴，并在那里旅居三十年之久，在墨西哥首都担任农业实验站主任。
马里奥·卡尔维诺与妻子埃维莉娜（埃娃）·马梅利通过书信相识， 随后他短暂地回到意大利，二人于1920 年10 月30 日结婚，并在婚后一同前往古巴。马梅利一家祖籍萨萨里；乔万尼·巴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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