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史学家柴尔德传 解读柴尔德 [英]萨利·格林 著 张瀚墨 译 商务印书馆

• 包装：平
• 丛书名： 
• 开本：32
• 出版时间：2024-03-01
• 用纸：80g本白双胶纸
• 页数：315页

读者对象：对考古学、二战史以及冷战史感兴趣的大众读者，考古学学术史与欧洲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人员

相关推荐：

格林……的书是第一本柴尔德传，内容全面。特别是在描述生活细节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很生动，把人写活了。我觉得，即使今天，这本书也是一本好书。

——李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汉语学家）

编辑推荐：

★全面回顾柴尔德的人生经历

本书前溯至柴尔德的家族史，以柴尔德之死作结，以时间为线索详实叙述了他的出身、出生与成长，求学、求职到从政，以及作为他人生重中之重的作为考古学者的工作、生活与成果，乃至退休之后重返澳洲直到最后自杀之前的经历。通过对一段段经历的全面回顾，作者成功梳理出了柴尔德本人的完整生命史，对其学术思想、政治活动和生活经历均进行了总结。

★材料丰富，立体呈现柴尔德其人其事

虽然柴尔德在离世前销毁了大量个人手迹，但在柴尔德亲人故交的支持下，本书作者还是援引了大量信件、笔记等一手材料，结合不同时期书籍报刊的相关记述，为读者生动展示了柴尔德在时人眼中的形象。书后附录部分收录了柴尔德去世之前写下的重要遗书，更是了解柴尔德人生和理解其思想的重要材料。

★由点及面，透视时代暗流

本书以及本系列丛书既是对柴尔德本人的研究，也是对20世纪上半叶的考古学、历史学乃至知识界发展变迁的回顾。作者萨利·格林对柴尔德每个人生阶段的回顾与阐述，无一不与相应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彼此呼应；对柴尔德的深入解读，亦是对该时期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侧面剖析，暗藏着对时代、对历史的深刻洞见。 

内容简介：

维尔·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上半叶伟大、多产的史前史学家，他精通欧洲几乎所有语言，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开拓出一条影响深远、潜力无限的学术之路。柴尔德还热心政治，早年投身于工会运动，一生拥抱马克思主义。他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却也因自己的特立独行而饱受非议。

本书从柴尔德的家族身世写起，兼顾其生平、交际、作品及思想，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全面的传记。中译本完整附录柴氏《回顾》《展望》《告别》绝命三书，为读者更立体呈现这位考古学人独异而幽深的精神世界。 

作者简介：

萨利·格林（Sally Green），曾就职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著有《史前史学家柴尔德传》，该书是首部全面介绍柴尔德生平及学术的专著。

译者简介：

张瀚墨，祖籍山东烟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语文系早期中国研究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兴趣跨早期中国文、史、哲、艺术史等领域，尤其关注文本与考古语境下的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致力于对传统上彼此隔离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学、思想史、考古和艺术史等方面的整合研究。

丛书简介:

维尔·戈登·柴尔德，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20世纪伟大的人文学者之一，同时以热心政治、特立独行而著称。他曾远渡重洋，在书海与遗迹间追寻“文明的曙光”，也曾为工会运动积极奔走，一生孤独而执拗地以自己的方式拥抱马克思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留下一个异色的身影。故土山巅那决绝的纵身一跃，既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点，也成了冷战时代学界阴影深处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本丛书收录的四部著作，从不同角度对柴尔德进行了研究，它们将指引各位读者经由字里行间透视柴尔德的学术、政治与人生，品读柴尔德的斗争与沉默、希望与绝望，并从侧面理解史前史研究与考古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与发展。

目录：

致谢

前言

柴尔德家谱

导言

01 早年

02 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

03 澳大利亚：政治与偏见

04 转折点

05 阿伯克龙比考古教授

06 爱丁堡时期的著作

07 考古研究所

08 最后十年的著作

09 回家

尾声

附录1 绝命三书

回顾

展望

告别

附录2 柴尔德著作目录

索引

译后记：柴尔德之谜

试读章节：

02 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节选）

从很多方面来说，一战期间柴尔德在牛津的日子是他的成长期。那些年里他在学业上富有成果，激发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他将考古学视为了解古代社会的有效途径。这段时间里他和朋友们建立起来的友谊，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4年柴尔德22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读书，以修读古典考古学文凭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悉尼大学的伍德豪斯教授引导他进入牛津，但柴尔德选择女王学院，可能与亚述学教授赛斯（A.H. Sayce）有关，赛斯的研究涉及比较语文学的问题。1914年另一个同柴尔德一道攻读古典考古学文凭的学生叫琼·伊文思（Joan Evans)，后来被封为女爵士（Dame)。琼是十九世纪著名古物学家约翰·伊文思爵士（Sir John Evans）的女儿，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同父异母的妹妹。不过，他们两个除了是同学，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也没有发展成朋友。

虽然柴尔德一直没有满足古典考古学文凭的要求，但他在比兹利（J.D. Beazley)、迈尔斯（J.L.Myres）和马库斯·托德（ Marcus Tod）的课上获益良多。当时比兹利还只是一名来自基督堂市（Christchurch）的年仅30岁的助教，但他后来成了牛津大学古典考古学的教授。马库斯·托德与位于雅典的大英考古学校密切合作多年，1914年的时候在牛津讲授希腊碑铭学。柴尔德学习期间，古典考古学的教授是珀西·加德纳（Percy Gardner)，根据一个学生的描述，加德纳教授是“一个高个子的正派人”，“讲课时身穿那种一定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才有的硬翻领双排扣长礼服，以设法吸引我们注意力的那种单调的声音，永远带着无聊的神情向我们传授他渊博无比的知识”。正是在这些老师的指引下，柴尔德得以熟悉古希腊和罗马发现的古代文明的遗存。柴尔德在1957年去世前留下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告别辞》中说：“我在牛津大学接受的是古典学传统的训练，重视的是青铜器、陶俑和瓷器（至少是有装饰的），而石制和骨质工具则不被看重。”

柴尔德很幸运有迈尔斯教授和亚瑟·伊文思爵士做他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的导师。迈尔斯教授（后来被封为爵士）是威克海姆讲席教授（Wykeham Chair)，专治古代史，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且很乐于看到柴尔德身上也具有这些品质。尽管一战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里迈尔斯教授没有在爱琴海（Aegean）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但他后来对自己的学生保持积极的关注。他与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联系紧密，他的影响力让他的学生至少受益了十年。琼·伊文思后来回忆迈尔斯说：“他习惯教的学生，是那些已经有相当成就的古典学学者，而且他本能地通过荷马的方法来从事爱琴海考古学的研究。”从对柴尔德的古典学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是很理想的，而柴尔德也发现迈尔斯是一位能给人带来启迪的老师。

与迈尔斯教授相比，亚瑟·伊文思爵士则很不同。他是一个改革者，提倡对学校法规的考察和简化，鼓励科研，支持设立北方考古教授（Chair in Northern Archaeology）的职位。他对处于劣势者有着天然的同情，他卷入波斯尼亚政治事件的行为，对英国政府来说就有些尴尬。伊文思也坚信（后来柴尔德也是这样），政治的差异不应该限制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1916年他在给古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所作的报告中说：“英联邦与德意志帝国人民之间长时间的严重疏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去做导致双方学科——比如我们的领域——内相互交流之门关闭的事，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的研究领域远离人类情感领域，而只关注沉默的过去。”

亚瑟·伊文思爵士长期以来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考古学家，但1900—1908年间在克诺索斯对克里特（Crete）的发掘才真正让他赢得了公众的赞扬。他的发掘不但揭示了一个埋藏在地下的青铜时代文明——米诺斯时期（Minoan）的克里特文明，早于施里曼发现的迈锡尼（Mycenean）文明，属于后者的前身——而且清楚地揭露出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地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首次从历史的角度看到迈锡尼和克里特文明，而且通过参照测年所发现的从古埃及输入克诺索斯的器物，伊文思能够建立起克诺索斯时期的克里特文明与相关埃及王朝之间的共时关系。克诺索斯的发现丰富而惊人，包括漂亮的壁画——年轻男女跃过公牛——和成排的巨大储藏罐。这些成果似乎暗示，伊文思发现了克里特岛的王米诺斯（King Minos）的宫殿，让人身牛头怪物米诺陶（Minotaur）和他居住的迷宫的传说复活了。巴罗斯（R.M.  Burrows）所写的关于这一发现的通俗读物——《发现克里特》( The Discoveries of Crete)——的发表，一定吸引激发过（柴尔德）这位澳籍学生的想象力。

如今史前考古学是大家都熟知的科学性学科，大家可能难以想象仅仅在五六十年前情况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在柴尔德成长的年代，考古学还处在发展的初期，等他到牛津大学求学时，考古学才刚被认作是对研究人类历史有独特作用的独特知识分支；它植根于十八世纪的古物学，当时从域外收集古物是有钱人的消遣。当学者们将目光从古典思想转移，并将古大不列颠和德鲁伊教团简朴的文化遗留加以浪漫化的时候，浪漫运动的高涨就让更多人了解到考古学。那些被认为是史前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类似于巨石阵的巨石圈以及巨石墓——吸引了很多没钱去古希腊罗马地区旅行的人们的注意力。威廉·斯图克利（ William Stukeley，1687—1755）是英国浪漫时代考古的重要学者，与很多十八、十九世纪的古物学家不同，他的田野工作讲究方法，而且为发掘工作保留了详细的记录。

虽然十八世纪晚期见证了人们对自然史研究兴趣的增加，但作为史前考古学真正诞生之先驱的地质学领域的重要发展，却是在十九世纪才发生的。莱尔（Lyell）在他的《地质学原则》(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1833）里提出的均变论准则，为解释地质记录提供了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考古学家彭杰利（Pengelly）和布歇·德·帕修斯（ Boucher de Perthes）根据人类与某些灭绝动物的共存关系，证明了人类存在的古老。在此之前，汤姆森（C.J. Thomsen）于1819年依据三时代系统（Three-Age System）陈列丹麦自然博物馆的展品，对不同材料制成的历史文物按照石器、青铜和铁器的先后顺序进行了排列。这一方法的创新性在于，汤姆森根据钱币学研究中使用的标准，建立起工具类型的发展序列。尽管三时代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修正和打磨，但这是使用独立于文字材料之外建立起来的时间先后顺序系统研究上古时代的第一次，也是极其重要的尝试。

前言：

代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