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焦灼 [正版]心灵的焦灼茨威格著奥地利文学德语文学张玉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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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焦灼》，又译《爱与同情》，是茨威格生前出版的唯一的长篇小说，描写青年军官霍夫米勒和残疾少女艾迪特的感情悲剧。

斯·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和平主义者。纳粹上台后，流亡英国、巴西。其小说以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见长。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旧书贩门德尔》《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巴尔扎克传》《约瑟夫·富歇》等。

   茨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德语作家。

译者简介：

张玉书（1934—2019），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德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译有海涅的诗歌和《勒格朗集》《论浪漫派》，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巴尔扎克传》《昨日世界》《约瑟夫·富歇》《良心反抗暴力》《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席勒的《强盗》《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奥尔良的姑娘》《图兰朵》《威廉·退尔》等。编有《海涅文集》《席勒文集》《茨威格小说全集》《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茨威格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张玉书先生的努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

茨威格的文字异常敏感和细腻。

                                     ——毕飞宇

茨威格在全世界所赢得的声誉实至名归……他最让我欣赏的一点就是其独特的天赋，能够凭借心理上和艺术创作上的技巧令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和人物形象变得栩栩如生。

评价茨威格毕生的作品并非易事，是得倾其毕生所能方可完成的任务。

                                               ——托马斯·曼

 茨威格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

                                       ——余华

关于《心灵的焦灼》

    法西斯上台后，由于茨威格是犹太血统，他的著作竟被斥为毒品，列为禁书，遭到焚毁。他在一九三八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也就不大为读者所熟悉。

为了纪念茨威格逝世四十周年，我在一九八一年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赶译这部长篇小说，介绍给读者。翌年，一九八二年，正好是这位著名作家逝世四十周年，《心灵的焦灼》的中译本面世，受到读者欢迎。二十多年来，这部长篇小说再版多次，二○○一年，台湾志文出版社也印行了这个译本的繁体字版，从此海峡两岸的茨威格读者都得以欣赏这部长篇小说。

《心灵的焦灼》情节并不复杂。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疾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小说便围绕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发展冲突、刻画人物。作者借小说中人物康多尔大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这段话作为小说的题解，放在全书的前面，可以看作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作者指出，同情别人并不像霍夫米勒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真正表示同情必须有尽责任、做牺牲的思想准备。因为接受同情者并非木偶，只会消极地接受别人给予的同情而没有自己的内心活动。书中的艾迪特之所以接受霍夫米勒的同情，是因为她觉得这同情之中含有爱情。她自己爱上了霍夫米勒，她认为霍夫米勒也一定是出于爱情才这样始终如一地向她表示同情。霍夫米勒原来以为自己是出于侠义之心、高尚动机去同情弱者，所以心安理得。等他一旦发现艾迪特倾心于他，不觉惊慌失措，因为他并无进一步发展两人关系的思想准备。倘若在正常的情况下，和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结婚也无不可，更何况艾迪特娇美秀丽、楚楚动人，霍夫米勒对她也并不是毫不动心。再说封·开克斯法尔伐是个百万富翁，富甲一方，有财有势，这门婚事也不无诱人之处。可是不巧的是，霍夫米勒打听到，这位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其实是个暴发户，并非真正出身世家望族。他原本是个农家子弟，出身贫贱，做过小伙计，当过经纪人，放过高利贷，通过不甚光彩的手段发家致富，虽然后来改名换姓，甚至取得贵族称号，但是这段不体面的历史和卑微的出身依然像个阴影似的笼罩在他头上。尤其严重的是，他还是犹太血统，这就更加为人所不齿。作者把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在这个行将崩溃的庞大帝国里，封建的门第观念，潜在的排犹势力十分强大，难以抵挡。而军官阶层，尤其是骑兵军官，却被视为社会的精华、帝国的支柱，地位优越，盛气凌人，成为人们艳羡和尊敬的对象。他们自己也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于是在艾迪特和霍夫米勒之间便出现了一条奇怪的简直难以逾越的门第悬殊的鸿沟。在艾迪特家里，一些年轻人无拘无束，感情交融，互相爱慕，这是个与世隔绝、自成天地、具有牧歌情调的理想世界；而在霍夫米勒的军营里，在他团队的伙伴中间，却是个讲门第、论出身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一位名叫巴林凯的退职军官流落他乡，落魄潦倒，最后和一位富孀结婚，却被人斥为“卖身”，军官阶层的傲慢偏激可见一斑。霍夫米勒周旋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也就分裂成两个自我，在内心深处争斗不已，诚如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

    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艾迪特个性刚强，虽然身体病弱，却是个烈性女子。她明确表示，仅仅为了她倾心相爱的人，她才愿意接受治疗。倘若霍夫米勒并不爱她，她觉得生不如死，宁可立即结束生命，了此残生。霍夫米勒明知艾迪特并无痊愈的希望，如果他出于侠义精神继续对她表示同情，就得承担责任，做出牺牲，不顾伙伴和家人的议论讪笑，接受她的爱情，同意这门婚事。倘若拒不接受她的爱情就不啻宣判她的死刑。艾迪特的生死取决于霍夫米勒向她表示的同情究属何种性质。由此便导出全书的悲剧结尾。

    茨威格在本书里采用的是他十分擅长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本世纪初奥地利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开始采用、后来为乔伊斯、伍尔夫加以发展的“内心独白”（即“意识流”）的手法。如果说，心理分析是对灵魂的剖析，那么内心独白便是灵魂的自我披露。施尼茨勒说过：人的灵魂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家就致力于人们灵魂的发掘和刻画。在这类小说里，没有传统小说中必不可少的那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和事件背景全都告诉读者，而是由书中的主人公现身说法自我交代，或者以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让读者瞥见人物灵魂深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颤。《心灵的焦灼》这部长篇小说的特点和茨威格中篇小说中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马来狂人》等一脉相承。它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来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

    这部小说的结构依然是茨威格惯用的倒叙法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由一个当作家的“我”的开场白，引出了霍夫米勒的自述身世。故事乍一看来，平铺直叙，没有惊心动魄的宏伟场景，没有骇人听闻的怪异事件。这场悲剧的造成是由于心灵的危机、内心的矛盾，而不是宵小作梗，恶人暗算，厄运使然。很难说谁是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谁是阴险狡诈的反面角色。茨威格让我们看到，写小说并不是非要捏造出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不可。那种非黑即白的状况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小说中也大可不必。那样的典型描写颇有脸谱化公式化之嫌。茨威格对艾迪特是倾注了满腔同情的。他把这个受到命运残酷打击、恶意拨弄的姑娘写成一个天真无邪、美丽可爱的少女，但是保留着高傲、任性等贵族小姐的特色，稍不顺心便大发脾气，因此在霍夫米勒悔婚之后，她才会痛不欲生，愤而自尽。但是在茨威格的笔下，霍夫米勒也并没有被写成天生的恶棍，恣意玩弄女性的感情。他有正义的冲动、行善的愿望，在军官阶层中应该说还是个佼佼者，所以被人看成“奇人”，侠义的少年，高尚的善人，而且对艾迪特除了同情之外，也确有几分真挚的柔情。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经过几番动摇彷徨，最后订婚、悔婚，决定自杀，匆匆出走，抱恨终天。这一切都是出于性格上的弱点而不是由于邪恶的动机。本来，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要求人不受环境、不受社会舆论、不受阶级成见的影响而单凭自己的感情行事。这就产生了许多悲剧，有的是因为屈服于社会舆论而遗恨终生，有的则是因为反抗社会舆论而遭到不幸。茨威格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外界的影响如何激起主人公心里汹涌的波涛，内心的潮起潮落如何左右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心灵的危机如何最终铸成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剧命运。

    茨威格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回忆录《昨日世界》里谈到，他之所以长期以来只写中短篇小说而不写长篇小说，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才力不济，难以驾驭篇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这自然是他自己的谦辞。他在这同一本书里介绍自己写作经验的几段话，也许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好的回答。茨威格说，他的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个人的怪毛病，也就是：我作为读者缺乏耐心，脾气急躁。一部长篇小说、传记，或者一篇论战文章里，任何离题万里、繁复堆砌、夸张过分的文字，任何含糊不清、多余饶舌、徒使情节延宕的段落，都叫我生气。只有一页页读过去、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口气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才给我充分的享受。落到我手里的书，十之八九，我觉得都因为充满了画蛇添足的描写，喋喋不休的对话，毫无必要的次要人物而失之庞杂，因而不够紧张，不够生动活泼。甚至最著名的古典杰作里面，也有许多枯燥、拖沓的段落，我读起来很不舒服。” “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势必在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儆，教育自己要特别警惕。”所以他宁可把素材压缩成中篇而不愿使之膨胀成长篇。像他自己说的：“如果说我深谙什么绝技，那么这个绝技就是割爱。因为如果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进了字纸篓而只有两百页作为筛滤后的精华留下，我也绝不抱怨。”

    我们不妨用茨威格自己的写作原则来衡量他这部长篇小说，看它究竟是否情节始终高潮迭起，激动人心。有些评论家指责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开克斯法尔伐的身世和退职军官巴林凯的历险奇遇这两段文字颇有旁生枝节、喧宾夺主之嫌。然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描写开克斯法尔伐的身世是为以后霍夫米勒的内心斗争作深刻的心理准备，而巴林凯的插曲则是为霍夫米勒的最后变卦埋下伏笔。这样看来，这两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不应受到“割爱”的命运。至于这本书是否能给读者以艺术享受，读者读完之后，掩卷沉思，自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茨威格生前只发表了《心灵的焦灼》这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写信告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我此刻正在写一本非常沉重，但并不冗长的心理小说，它的书名将是《同情杀人》，它将描述软弱，描述那种不愿作出最后牺牲的不彻底的同情，远比暴力更加致人死命。这是回归到您的世界，这本书一直延伸到医学范围——这是我的安慰。”翌年，这部长篇小说发表，这就是《心灵的焦灼》。茨威格把人的同情心选作这部小说的主题，绝非偶然。早在青年时代，当他还在柏林求学的时候，他就满怀同情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去了解那些被社会摈斥、为人们唾弃的社会渣滓的命运。他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蘸满同情之笔描写这些不幸的人的身世和遭遇，谴责那些软弱无力的懦夫，他们有同情心，却不彻底，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正如他自己所说，“软弱，”“不愿作出最后牺牲的不彻底的同情，远比暴力更加致人死命。”我们看见这些懦夫在和自己的心灵，和社会偏见苦苦地搏斗，终于遭到失败。他们想爱，又不敢爱，想行善，又不敢行善，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等到痛下决心，已为时过晚。茨威格着力的是心理描写，“这是回归到您的世界”，这便是弗洛伊德研究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本书一直延伸到医学范围”，这便是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医生所从事的心理学的范围。但这并不是一本研究心理学的著作，而是对促使这种悲剧产生，使人遭到不幸命运的时代和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茨威格的同情心进一步发展，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和罗曼·罗兰一起，呼吁交战各国的人民捐弃民族偏见，摆脱沙文主义的影响，停止仇杀，互相和解。他满腔热情地写出了他的名著《三大师》，赞扬敌对国家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实际行动号召民族亲善，反对战争。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彤云密布、危机四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茨威格写作这部以同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自然还有更深的意思，那就是启迪人的良知，要他们勇于行善，广布同情，以制止邪恶的法西斯匪帮用蛊惑人心的反动理论和欺骗宣传积极准备的大规模战争。茨威格是个历史学家，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写过《玛丽·安托瓦内特传》《玛利亚·斯图亚特传》《约瑟夫·富歇》等一系列历史传记小说。他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写的是民众的心理学、时代的心理学、社会的心理学。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沙文主义的狂热和排犹主义的情绪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们早就像毒菌似的侵蚀了社会的肌体和人们的思想，只等一根火柴便可激起燎原大火。倘若它们不是蛰伏很深，蔓延很广，希特勒怎能一声令下就使全国的犹太人惨遭灾难，被送进集中营、关进炼人炉，六百万生灵化为飞灰烟尘！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赞成这样的暴行，心甘情愿地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然而面对政治的高压，排犹的狂热，人们大多慑于声威，迫于形势，装聋作哑，委曲求全，默默地容忍了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要在战争叫嚣中反战，在排犹主义的狂热声浪中呼吁捍卫人道主义，均须有过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效法卡珊德拉，预言众人热衷的壮举乃是疯狂、终将幻灭，比随声附和、随波逐流，不知需要多少倍的胆识。

    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中给我们刻画了一个被视为勇士的怯懦者的形象作为众人的鉴戒。然而他在这里发出的反战的呼声终未被众人听见。第二年便爆发战争，这一次战争更为惨烈，屠杀更为残暴，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茨威格自己早已预见到法西斯就是战争，法西斯势必迫害犹太人和进步人士，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便去国离家，流亡英国，并且取得英国国籍，后来定居巴西。但是对不幸的人充满同情的茨威格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安全便心安理得。他在故乡的亲友被送进集中营，他如此依恋、如此热爱的“昨日的世界”已在冲天战火之中沉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在狂轰滥炸之下丧生。他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听到新加坡沦陷的消息之后，便在巴西和他夫人双双服毒自杀，留下了一封凄恻动人的绝命书，祝愿所有的朋友“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他这个“过于性急的人却要先他们而去了”。

    这个对普天下不幸的人满怀同情，对人类充满热爱的作家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的为人值得尊敬，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他不是一个战士，没有战斗到旭日东升，没有亲眼看见正义战胜邪恶。但是他的作品中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定会鼓舞一代代新的为正义事业而战的斗士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斗志去战胜邪恶、迎接曙光。

                                          张玉书

                                      二○○六年一月十一日蓝旗营

精彩内容节选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施与人者，天必与之”，格言集上的这句箴言，每个作家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义予以证实：“讲了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讲故事给他听。”通常人们总以为，在诗人的头脑里，想象力运转奔驰，一刻不停，诗人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里不断地杜撰出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这种想法，其实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事实上，只要诗人观察和谛听的本领日益增长，接连不断地总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复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只消把这些向他涌来的人和事予以再现就行了。经常试图解释别人命运的人，定会有许多人向他叙述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从头到尾几乎原封不动由别人以书中复述的形式说给我听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近到维也纳去，这一次因为事务庞杂，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满心以为，这家饭馆早已不是时髦酒家，问津者想必寥寥无几。可是我刚踏进门去，就懊恼地意识到我估计错误。在近门的第一张桌子旁边就有个熟人站起身来，用各种手势表现出他真诚的快乐。当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忱。他邀请我在他身边坐下。如果说这位热心的先生是个令人不快或者招人讨厌的人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不过是死乞白赖硬要结交朋友的那种人。他们像孩子集邮那样孜孜不倦地积攒朋友，因而对他们收集的朋友当中的每一种样品都怀有特殊的骄傲。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是个知识渊博、办事干练的档案管理员，这个职务反倒成了他操的副业。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则仅仅限于这样一种微小的满足：碰到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每一个人名，他都能怀着虚荣心，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补上一句：“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还跟他见过面呢。”或者“我的朋友A君对我说，而我的朋友B君认为。”就这样一口气顺着字母表把他的朋友挨个介绍。在他的朋友们发表的新戏初次公演的时候，他总是忠实可靠地鼓掌喝彩，第二天早上准给每一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祝贺。他绝不忘记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报上发表的使人不悦的评论他总瞒着不让朋友知道，而赞扬的评论他便出于好心关注一一寄给朋友。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诚意地对人热心。要是你偶尔求他帮个小忙，或者能让他把朋友熟人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的珍藏馆增添一件新的珍品，他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位“百有份”朋友作进一步的描写（趋炎附势之辈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维也纳人通常用“百有份”这个轻松的讽刺字眼来概括他们当中那些心地善良的清客类型），因为谁都熟悉他们，大家都知道，你要是态度不粗暴，是无法抵御他们来亲近你的那些举动的。这些举动本身无害，而且动人。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在他身旁坐下，天南海北地瞎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绅士走进饭店。他身材颀长，脸色红润年轻，可是两鬓斑白，十分刺眼，看上去非常引人注目。他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一望而知他当过军人。我邻座的朋友以他典型的巴结劲跳起身来忙着招呼。那位先生对他这热乎劲的回答，与其说是彬彬有礼，毋宁说是满不在乎。侍者急忙快步赶来，那位新来的客人还没点菜，我这位“百有份”朋友已经挪近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早已深知他这种收藏家的骄傲，他收藏中每一件稍微有趣一点的样品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唯恐他长篇大论地解释个没完，所以我只是冷淡地说了句：“不知道。”表示兴趣不大，一面继续切我的巧克力蛋糕。可是我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使得这位攀高枝拉关系的能手更加兴奋。他小心翼翼地用手遮着嘴，轻声轻气地对我说：“这位就是陆军总监部的霍夫米勒啊，您知道吧？他在打仗的时候荣获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这个事实似乎并未像他预期的那样使我深受震动，于是他便以一种爱国主义读本中弥漫着的热忱开始向我详细叙述，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建立了什么样的赫赫战功：起先在骑兵中作战，后来在彼阿维河上侦察飞行的时候，独自击落三架飞机，最后在机枪连里，他占领并且坚守一段阵地达三天之久。所有这一切经他一讲，又平添许多花絮，我在这里都略而不提。讲述过程中他一再表示无比惊讶：我对这位杰出人物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卡尔皇帝曾经亲自把奥地利军队中最稀罕的勋章授予他，以资褒奖。

我不由自主地受他诱惑，举目向邻桌望去，以便隔着两米远的距离观察一下这位一度盖上历史印记的英雄人物。可是我从那里碰上了一道严峻愠怒的目光，似乎想说：那个家伙向您胡诌了什么关于我的事情了吗？我脸上没什么可看的！与此同时，这位先生作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友好的动作，把椅子往旁边一挪，断然地把脊背朝向我们。我有些不好意思，收回我的目光，从此不再瞅他，哪怕只是出于好奇也决不去瞟一眼那张桌子的桌布。不久我就向我那位善良的饶舌朋友告辞，可是在我跨出门去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马上换了个座位，坐到他的主人公那里去了，大概是以同样的热心向那位介绍我，就像他向我介绍那位一样。

这就是全部经过。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如是而已。这种萍水相逢的匆匆一面照理我一定会很快忘记，可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就在一个小型晚会上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位不久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先生。不过这次他穿着晚礼服，这就比他穿那身更像运动服的家常便服更加引人注目，更加风度潇洒。我们两个都竭力掩盖脸上的微笑，大凡在一群人当中有两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他们脸上就会露出这种诡秘的微笑。他也一眼认出了我，就像我认出他一样，很可能我们两个都同样想起了昨天那位企图给我们拉上关系，可惜遭到失败的朋友，并且为之忍俊不禁。我们起先都避免互相交谈，事实上要交谈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身边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讨论。

如果我提一笔，这次讨论是在一九三八年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也就事先泄露了讨论的题目。编年史家们日后记载我们这个时代，将会确定，一九三八年，在我们这个惊慌失措的欧洲，每一个国家，人们每一次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推测新的世界大战是否可能爆发。这个题目不可避免地吸引着每次聚会的人们。人们有时候有这种感觉，仿佛并不是活生生的人在估计和希望中反映出自己的恐惧，而是气氛本身想借助语言震颤扩散，这种气氛实际上是一种激动的时代之风，蕴藏着秘密的紧张情绪。

主人引导着这次谈话，他的职业是律师，天生喜欢强词夺理，他以流行的论据证明着流行的胡言乱语，什么这一代新人深知战争是怎么回事，决不会毫无准备糊里糊涂地投入一场新的战争，就像参加上次大战那样。早在动员参军的时候，步枪就会向后开火，特别是像他那样的前线老兵，谁都没有忘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几万几十万个工厂里正在生产炸药和毒气，而他却以虚夸的、蛮有把握的口气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地否定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像他食指轻轻一弹抖落了他烟头上的烟灰一样。这种神气使我恼火。我以相当果决的口气答道，我们不能老是相信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些指挥战争机器的机关和军事部门也同样没有睡大觉，趁着我们用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来自我陶醉的时候，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段和平时期，事先就把群众严密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把群众武装就绪并掌握在手里。就在现在，还在和平时期，由于宣传工作日趋完善，民众当中的奴性已经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们必须清楚看到这一事实，只要无线电把总动员令下达到各家各户，从这一刻起，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人在今天不过是一粒灰尘，他的意志根本不再算回事了。

不言而喻，大家都一致反对我，因为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是，人们自我麻醉的欲望想要摆脱内心深处明明已经意识到的种种危险，最喜欢采用的办法总是竭力否认这些危险。再说隔壁房间里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晚餐，我的这种警告碰到廉价的乐观主义，势必听上去很不讨人喜欢。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荣获玛丽亚·特蕾西亚骑士勋章的先生这时挺身而出支持我的论点，刚才我还本能地误认为他是我的一个对手呢。他神气激烈地说，人不过是件东西，今天这时势居然还把人的愿望也考虑在内，这纯粹是胡言乱语。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将是机器，人只不过沦落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已。早在上次大战的时候，他在战场上就没有遇到过多少明确肯定战争或者明确否定战争的人。大部分人都像是一股灰尘被风刮起似的卷进了战争，然后就像卷进了大旋风似的陷在战争之中，每个人都失去个人意志，颠来倒去，给晃得昏天黑地，宛如大口袋里的一粒豌豆。总的说来，因为逃避现实而遁入战争的人数也许会比逃出战争的人数更为可观。

我感到意外，侧耳倾听，尤其是他往下说时的激烈神气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要自我欺骗。如果我们今天在某个国家为异国他乡进行一场战争——譬如说为一场在波利尼西亚进行的战争或者在非洲哪个角落进行的战争——擂鼓招兵，定会有成千上万人闻声跑来，也不清楚跑来干啥，说不定只是因为乐于逃避自己或者逃脱不愉快的环境。然而真正为反对一场战争而进行的抵抗，我只能说相当于零。个人反抗一个组织总比随波逐流要求更多的勇气，也就是个人的勇气，在我们这个组织日益完善，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这类勇气已经绝迹。我在战争中几乎只遇到群众性的勇气，也就是排在队伍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要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概念，就会发现稀奇古怪的成分：含有很多虚荣心、许多轻率甚至无聊，尤其含有许多恐惧，是的，生怕落在人家后面，生怕被人耻笑，生怕单独行动，特别是生怕和群众性的热情相对抗；那些在战场上公认为最勇敢的人，其中大部分在我后来私人接触的时候，作为平民全是些相当成问题的英雄。”“请您注意，”他彬彬有礼地转过脸去对主人说道，主人则做了一个鬼脸，“我自己也绝不例外。”

我喜欢他说话的这种态度，我很想向他走过去，可是这时女主人已经在招呼大家进晚餐。我们两人的座位隔得很远，无法再交谈。一直到大家动身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衣帽架旁才又碰在一起。

他对我微笑道：“我想，我们共同的保护人已经间接地为我们介绍过了。”

我同样微笑道：“而且介绍得颇为详尽。”

“他大概大大地吹嘘了一番，我是一个多么骁勇善战的阿喀琉斯，而且大大地炫耀了一番我的勋章。”

“差不多。”

“是的，他对我的勋章感到无比骄傲，就像对您写的书那样骄傲。”

“可笑的怪人！不过比他恶劣的大有人在。话说回来——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走几步。”

我们一同往前走。他猛的一下子转过脸来对我说道：

“请您相信我，要是我说，几年来，我为这枚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受的罪比什么都厉害，这可的确不是说漂亮话，这枚勋章不大符合我个人的口味，我嫌它太显眼。不过，说老实话，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把它挂在胸前的时候，我起先当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我毕竟是从小受军人教育长大成人的，在士官学校听人说起这种勋章就像听一则传奇似的。这种勋章每次战争也许只有十几个人能得到，所以的确像是一颗福星从天降落。不错，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这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一下子就站在全线官兵前面，大家都侧目而视，陡然间，你胸前有个东西耀眼生辉，活像个小太阳，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皇帝陛下和你握手表示祝贺。可是您瞧，这种褒奖只有在我们军人世界才有意义，才算数，等到战争一结束，还一辈子作为一个盖了戳的英雄走来走去，未免可笑，因为你不过有那么一次的确很勇敢地行动了二十分钟之久——也许并不比上万个别的军人更勇敢，你只不过比他们运气好，让人看见了，说不定还有更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你是活着回来的。人们到处都盯着看这块小小的金属片，然后满怀敬畏之情抬起眼睛来瞅我，这样过了一年，我可真的受够啦，我不愿再做一个活动的纪念碑到处游荡。这样没完没了地引人注目实在叫我冒火，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一结束我马上解甲归田的决定性的原因之一。”

他的步子越走越急。

“我说，这是原因之一，但是主要的却是私人的原因。这个原因您也许会更加容易理解。那就是我怀疑自己的资格，反正彻底怀疑我的英雄行为。我自己总比那些瞪着眼睛傻看傻瞧的陌生人知道得更加清楚，佩戴这枚勋章的那个人绝非英雄，甚至可说正好是英雄的反面。有些人想要脱出绝望的境地，因而狂热地投入战争，我就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是忠于职守的英雄，毋宁说是怕负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您的感觉如何，我至少觉得头戴祥光和圣人光圈这样的生活是极不自然、难以忍受的。自从我用不着在我的军装上面挂着我的英雄业绩招摇过市以来，我真觉得如释重负。要是有人把我往日的光荣抖搂出来，我现在还会火冒三丈的。我何必不向您承认呢，昨天我差一点要走到您的桌边向那个饶舌的家伙嚷嚷，他要吹牛让他拿别人去吹，别吹我。整个晚上您那充满敬意的眼光一直叫我心里难受，为了更正这个饶舌的家伙的胡言乱语，我恨不得强迫您听我说，我是如何通过曲折的道路才当上这个英雄的——这是一段离奇的故事，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勇气往往不是别的，恰好是真正的软弱。反正，就是现在叫我把这故事坦率地讲给您听，我也毫无顾虑。一个人生活中二十五年前发生的往事，已经和他不再相干，早已是另一个人的事情了。您现在有空吗？您听着不觉得无聊吧？”

不用说，我当然有空；我们在早已阒无人迹的街道上踱来踱去，走了好久。接连几天我们还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他讲的故事，我只作了很少的改动，无非是把骠骑兵改成轻骑兵，把军营的位置在地图上挪动一下，以便叫人难以辨认，并且出于深谋远虑，预先把所有的真实姓名都划掉。但是本质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添枝加叶，现在不是我，而是讲这故事的人开始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