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走后忘了记日子。 他只是喝酒,写纪念她的东西。然而,他诗里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不断涂抹改写,离真正的原型,离卡坚卡活生生的妈妈,离那正与卡坚卡在旅途中的拉拉,竟越来越远了。 日瓦戈一再修改的目的,是要把拉拉描绘得更准确可信。这同样也符合他追求内在含蓄的要求,不愿过于直率地袒露个人的感受,披露个人的真实往事,免得伤害直接参与其事其情的当事人。这样一来,切肤之痛、仍然揪心的尚未平复的情感,便从诗中排挤了出去。诗中催人血泪、使人悲痛的内容被取代,出现了一种平和广阔的气度。于是个别事件被提升为人人熟悉的普遍性。日瓦戈医生并未刻意追求这广阔的气度,它自然而来,好似拉拉从途中亲自寄来的一种慰藉,好似她发自远方的问候,好似她出现在梦境中,或是她的手在他额头上抚摸。于是他很喜欢体现在诗作里的这一引人向上的特点。 在哭忆拉拉的东西写毕之后,他又把不同时期的草稿,包括各种杂咏,遍及大自然、日常生活等等,都续写完成了,和往常一样,与这一工作同时,有许多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见解,涌入他的脑海。 他再次想到,对历史、对所谓的历史进程,自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在他眼里,历史犹如植物的生活。冬天在雪的覆盖下,阔叶林的秃枝细瘦可怜,像老人赘疣上的毛发。到了春天,几日之内林木就改换了面貌,变得高耸入云,在树叶遮盖的林子深处可以藏身。这一变化是靠运动实现的,就其速度的疾迅来说不亚于动物的运动,因为动物成长不能像植物那样快,再说植物的运动又从来无法窥见。森林是不能移动的,我们看不到它改变位置。任何时候我们看它,它总是在原地不动。我们看永远在发展、永远在变化而演变又难以窥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它们也同样是原地不动的。 托尔斯泰在否认拿破仑、统治者、统帅等的先锋作用时,没有把自己这一思想发挥到底。他所想的也正是这个,但没把它说透。谁也没能创作历史,历史是看不见的,正像看不见草怎样长大一样。战争、革命、沙皇、罗伯斯庇尔——这些是历史的自然刺激物,是它的酵母。进行革命的,都是善于行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自我克制的天才。他们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能够推翻一个旧秩序。变革延续几周,有许多情况是延续几年,而后人们却连续几十年、几个世纪崇拜这一导致变革的克制精神,把它奉为神圣之物。 接着对拉拉的哭忆,他也哀哭过梅柳泽耶夫镇那个遥远的夏季。那时,革命简直是从天国降临人世的上帝,是那个夏天的上帝;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愿发了疯,每个人的生活都各行其是,而不是为证实政策的正确性所安排的说明和图解。 在修改润色这些复杂的作品时,他又一次检查发现,艺术向来是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必需契机。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为了生存必须掌握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都是表现生存幸福的故事。上述这类思考和札记,同样也给他带来了幸福感,充满泪水的悲剧性的幸福感。正由于胸间充溢着这一幸福,他不胜疲倦,觉得头疼。 萨姆杰维亚托夫来看他,也带来了酒,并且讲了拉拉带着女儿随科马罗夫斯基离开的情况。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乘铁路上的检道车来的。他责备日瓦戈医生对黄马照料不周,就牵走了,尽管日瓦戈医生求他再等三四天。不过他答应过些时候亲自来接日瓦戈医生,带他离开瓦雷基诺。 有时他工作入了神,写着写着突然十分清晰地回忆起离他而去的女人,一片柔情无以排遣,越发感到失去拉拉之痛。小时候,在夏季美妙的大自然里,他有时在百鸟啼啭中幻想听到了故去母亲的声音。和那相仿,他的听觉习惯了拉拉的声音,同它融成了一体,所以现在也时而使他产生幻听。他的听觉,有时仿佛捕捉到隔壁屋中唤他的喊声:“尤拉!” 这一周里,他还出现过另一种性质的错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底下有个藏龙的深沟。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怪梦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突然,谷底闪现一束火光,传来放枪的声响。奇怪的是,这一意外事件刚过一分钟,日瓦戈医生竟又沉沉入睡,翌日清早把这全当成了梦境。 十五 不久以后的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日瓦戈医生的理智终于苏醒了。他对自己说,如果决心要千方百计自戕,那么可以寻找更为有效而更少痛苦的方法。于是他暗自决定,只要萨姆杰维亚托夫一来,他马上离开这里。 黄昏之前,天色还亮,他听到有人吱嘎吱嘎踩雪的声音,响声很大。这人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直奔这幢房子而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会骑马,过路的在瓦雷基诺一直没见过。“找我来的。”日瓦戈心想。“唤我回城,或是要求我回去。也许要逮捕我。可他们怎么把我带走呢?那也该有两个人呀。这是米库利齐恩。”他高兴地揣测着,似乎听出了来人的脚步声。暂时还费人寻思的来客,在门前没看到大锁头,发现门栓已被打掉,一时愣住了;然后他从容熟练地迈步进来,像主人似的打开一扇扇屋门,又细心地把门关好。 怪事发生时,日瓦戈医生正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房门。当他从椅上站起,转过脸来准备去迎接来客时,那人已站在门口,惊呆在那里。 “你找谁?”日瓦戈医生下意识地冲口而出,说不清是对谁说的,所以当那人没有回答时,他也并不觉得奇怪。 进来的是个魁梧壮实的人,面庞俊美,身穿短皮上衣、皮裤、暖和的羊皮靴,肩上挎了一支步枪。 只有陌生人出现时的这一瞬间,日瓦戈医生觉得意外,而他的到来,并非意外。屋里发现的什物和其他迹象,已使日瓦戈对此次邂逅有所准备。显然,来者便是房里储存的那些东西的主人。他的外貌,日瓦戈医生觉得见过、认识。看来客人也先有准备,知道房子有人住,表现得并不很惊讶。也许有人告诉了他,会在这儿看到什么人。也许他自己就认识日瓦戈医生。 “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日瓦戈医生绞尽脑汁在想。“上帝啊,我曾在哪儿见过他呀?这是真的吗?不记得是哪年,一个五月暖和的早上,在拉兹维利火车站上,那趟不吉利的政委的列车。那政委思想清晰,为人直爽,恪守原则,正直,正直,非常正直。是斯特列尔尼科夫!” 十六 他们已经谈了许久,足有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罗斯人,才会这么长谈,特别是那些担惊受怕和愁眉不展的人们,那些发狂和盛怒的人们。而在当时的俄国,所有人莫不如此。到了黄昏时分,外面天色变黑。 斯特列尔尼科夫和人谈话,和当时许多人一样总是兴奋地滔滔不绝。但这次他讲个不停,除那以外还有个人的原因。 他抓住日瓦戈医生,和他没完没了地谈着,害怕孤独的苦闷。他是怕良心的责备呢,还是怕萦回在脑海里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不满意自己而备受熬煎。这种不满使他厌恶自己,痛恨自己,恨不得羞愧而死。再不然,是他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改易的决定,他不愿总想着这个决定而孤身独处,于是借着同日瓦戈医生的长谈,尽可能推迟实现自己的决定。 不管什么原因,斯特列尔尼科夫隐瞒了令他不安的某种秘密,而在其余的一切方面,却不惜毫无节制地袒露心迹。 这是一种时代的病症,是一个时代的革命疯狂。所有的人,内心所想都不同于言辞和外在表现。谁也不是问心无愧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感觉自己一切全错了,是个隐蔽的罪犯,是个未被戳穿的骗子。只要一有机会,自我谴责就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人们搜索枯肠地诽谤自己,不仅出于恐惧,也由于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是出于自愿,像是生理上的沉迷状态,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狂热之中,一旦任这种狂热表现,便难以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