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与世界》中收集的文章,为研究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精彩的多途径和诸方法。它们远胜于通过各种单一途径,即仅从世界或国际系统、从泛泛的演变趋势、从人口统计学或经济发展潮流等单一的视角,来分析世界史。
头两篇论文《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和《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史系统的比较性研究的功力。论文以帝国的形成——特别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所构成的欧亚基本现实这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强调研究世界上不同地区同阶段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发展不仅基于各社会各文明同时存在的问题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当时各社会文明的互相关联之中。而共同具有的问题和各社会文明之间的关联却并未使其本身丢失各自的独特性。本文至关重要的贡献,正如我们在总序中已经说明的,在于采用各种独特的方式对17世纪欧洲各国与中国出现的危机进行分析,而这一历史危机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与旷久之作用,波及当代。
貌似相同的社会或文明间关联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在魏斐德的《中国之鉴》一文中得到详细分析。魏斐德在其中指出,17世纪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即各种社会文明,它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影响,而且还因此构成了对基本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自我感知和理解。
这般相互影响和作用,至少在初始阶段,并不见得引起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框架方面共同的现代化发展。而更可能是:各自对根植于自身文明制度相对而言的共同问题有了认识,并对这些问题彼此进行估价。事实是,仅在西方帝国主义和经济扩张最初的现代冲击下,相对的相互作用和话语才发展起来,从而使实力、霸权对抗以及相互挑战这些构成世界画面的基本成分得以强化。
该章中的《小议列文森的官僚体系一君主对立关系主题的发展》一文在某种程度上对各社会及文明所存在的共同的可比性问题提供了“答案”。魏斐德的研究证明,君主政体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对立性,对于所有帝国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以及穆斯林诸国等。但是,各国家对待这类关系和对立性的方法则各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自文化和所形成的基本体制的影响。在中国,君主政体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关系和对立性的发展,基本沿儒家思想原则延伸,因而必然与基督教或穆斯林差别很大。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和基本的中国帝王制度机构明显地形成了核心文明要素,也就是核心文明中的预言性成分。中国历史中,儒家的超凡思想因素得到强化,而鲜明的政治成分则趋于销声匿迹,正如魏斐德在该文集的其他章节中,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参政和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有关历史事件考证所揭示的那样。
各社会和各文明间相互评估的至关重要性,也体现在西方国家用具体的西方经历作为视角对中国加以分析这一点上,这在关于列文森的精辟分析中充分体现出来。在这些章节中,魏斐德同时指出了当时在研究和解释国人特殊性时所遇到的相关限制。类似的问题,魏斐德在其他章节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考察。
因此,本章收集的论述对世界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独特性在于对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资源的流向、各社会与各文明间的平行结构与系统间的发展及产生的问题以及各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体系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做了研究。这些解决方法在特定文明环境中,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带来相互理解合作或承上启下的协作关系,依次地,还可能导致新的世界秩序和结构的产生。
徐有威 李嘉冬译
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
(1997年)
人们怎么区别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因素是什么呢?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中国以往的模式》一书中给了我们答复: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他的解释基于技术决定论,即军事装备和政治手段决定了一个帝国的疆界与寿命。如果与罗马帝国做大致的平行对比的话,这种解释对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还可以适用。但在公元4世纪之后,这个解释就不足以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把技术看成是最重要的因素,伊懋可忽视了关于“统一”这一意识形态的或规范性的概念的重要性,而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上曾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化概念。
“天下”,中国的天朝——建立在中国传统秩序中心的帝国,用强调中国文明化过程中的统一作为对它的解释似乎太简单了。但这种理解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认识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然而,与此相比,在欧洲,类似庞大的欧亚移民和蛮人入侵却降伏了罗马帝国的统一,并导致了它的肢解——中世纪的特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世界上的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变大了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与其说与伊懋可相近,不如说是对已故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思想的延伸:他在解释为何中华帝国得以在公元589年即隋朝(581-618)时能够真正重新统一,而公元800年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只不过代表了其帝国的一小部分统一的原因时,强调了文化、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欧洲接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而中国在经受了368年的分裂后,这时却在政治上得到统一,这个统一以王位为标志。
当然,隋朝很快崩溃了。它使当代的史学家们想起了短暂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秦朝的暴戾统治便修建长城、大运河这类巨型的公共事业成为可能,但它最终让位给汉朝。如同秦朝,隋朝被一个更祥和的唐朝(618-907)取代,它受益于先前的统一度量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高潮:它的疆界覆盖了中亚的许多大草原,它的文化模式被整个东亚地区模仿,尤其是古代日本国家的建立更是以它为范。唐朝广泛地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物质贡献。
从这个统一再现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主题模式并非是本质上的分裂,或者从古典的辉煌衰退到中世纪的制度,然后又因宋朝的商业及资本主义的兴隆而出现复兴。相反,它的模式是再现与重演,是反复创建王朝的一个循环。于是,在广义和引申意义上说,中国历史是螺旋形地重建——上升、衰落、崩溃,然后是类似的重建。
这很像中国教科书上讲的中国历史,但它能继续说明问题——哪怕仅仅因为它代表了传统君主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基调。南宋(1127-1279)被蛮人征服之后,在元朝(1279-1368)由蒙古人统治时尤其如此。正是当帝国的统治概念成问题了,统一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模式。
对当时和后来的儒家历史学者们来说,蒙古人的统治是一个重要题目。帝国治理的本意在于通过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来统一天下。从理想出发,统一与威力相互关联。然而,难道元朝帝制(特指蒙古人的矮马和波斯人的官僚)没有向我们显示国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并不具备特殊的威力吗?
儒家对事物顺序的观点是,统一和威力二者应该并携。统治者治理天下并统一帝国。当道德统治与政治和军事统一相结合,帝王便赢得王国,而一统天下。然而,可以证实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阶段,清朝,它自圆其说地实行了统一,好像统一本身便证实了其威力的存在。
P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