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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版]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王路曼 著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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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王路曼著
    •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 出版时间: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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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王路曼著
    •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 出版时间:2022-08
    • 页数:261页
    • 开本:32开
    • ISBN:9788964031257
    • 出版周期:旬刊
    • 版权提供:商务印书馆

            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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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定价: 55

    ISBN: 9787100213349

    作者: 王路曼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22-08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一直以来,中文学界的近代史书写比较重于史实探索,而轻于理论分析。王路曼凭借其国内外不同史学体系的严格训练,出色地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联系起来。她提出“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理论范式,一方面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单一路径发展的想象,破除口岸与内陆的二元对立,细致分析了山西票号在全球资本背景下的地方发展历史;另一方打破单一的营利经纪人的分析视角,展现了山西票号作为家庭共同体的多元面向,讨论了票号家族在金融经营之外的政治、学术活动,丰富了我们对于山西票号历史的理解。
    晋商与票号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的传奇,他们曾经掌握清朝金融命脉,但却在历史巨变之中倏忽而逝。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在中国近代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中,传统的票号是否无可避免地要被现代银行取代?
    本书是英语世界全面研究清代山西票号的著作,力图超越长久以来西方学界抱持的刻板印象:“封闭的内陆”“帝制中国没有内生性资本主义”“传统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被现代银行替代”。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材料,细致地刻画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史和它所身处的内外制度环境,摒弃了单一经济视角,考察了票号所具有的家庭、经济、文化复合性的多重面向,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社会打开了新思路。
    导论
    一章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票号、内陆与通商口岸
    第二章晚清时期中国汇兑业的机制与要素
    第三章国家视角下的山西票号:1850—1895年间的市场、省份与国家
    第四章国家财政集中化时代(1895—1911)的票号
    第五章家庭视角下的“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票号作为企业与家庭的历史
    结语
    附录山西票号基本信息
    参考书目
    致谢
    专家荐意见一杜博思
    专家荐意见二燕红忠
    王路曼,1983年生,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常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曾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历史系助理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曾在中英文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书评,并在2015年以来担任美国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及Twentieth-Century China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期刊评审。
    第三章国家视角下的山西票号:1850—1895年间的市场、省份与国家
    市场的胜利:汇解
    票号之所以能以私营金融机构的身份参与公共金融以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扩张,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自由主义而非政治性的庇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完全战胜了国家。票号在为政府经营汇兑业务后,迅速成为全国性有着显赫地位的金融机构。这其实是一场涉及三方的政治经济斗争的结果。参与这场斗争的三方,分别是:朝廷、省级官员,以及作为私人金融机构的票号。
    需要指出的是:从1862年清政府事实上允许省府官员使用汇解,到1905年中国一家中央银行建立,清朝中央政府从未把使用私人信用票据视为递送税银的合法程序。相反,朝廷在1864、1876、1884、1899年分别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省级政府过度依赖私人金融机构处理税银的情况。但因为省级官僚的暗中抵抗,这些努力终都付诸东流。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清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清政府奉行的松散的财政管理体系,愈发不能应对这种快速增长。考虑到这一情况,省府官员愈发理解票号颁发的汇票不仅遵循着市场的逻辑,以更好的手段调节各地银两的分配,更能以比政府的行政命令快得多的方式递送税银。
    在19世纪60年代,省级官员作为中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为直接的中间人,要面对三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清朝中央政府创立新的财政管理制度,否则一可行、能够确保准时递送各省税银的,只能是通过私人金融机构且依赖其发行的信用票据来进行的汇解。现在来谈谈方才说过的三种挑战。首先,随着清朝进入王朝衰落期,社会变得愈发不稳定起来。虽然清朝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但是捻军和西北内乱持续在全国范围内扰乱委解,大大增加了税银遭到抢劫或被迫延迟上交的风险。以浙江巡抚马新贻1867年的一份奏折为例:当时,朝廷一次采取行动反对私人汇兑税银。马新贻在奏折中告诉朝廷,在捻军起义的情况下,地方官员陷入这样一种道德两难,即继续采用传统汇解还是通过汇兑实现税银的准时上缴。他写道:“臣查浙江距京较远,陆路应由江苏、山东、直隶行走。现在捻匪窜扰楚疆,北路已无可通行,本不能再行汇兑。第以委员一人赍银巨万,跋涉长途,殊难放心。况今届藩运二库同时起解京饷10余万两,为数不少,昭人耳目。传闻清江以北,伏莽尚多,纵或匪捻不来,而土寇亦甚堪虞,脱有事故,即将该委员严参治罪,于事亦属无济。臣再四思维,与其心存侥幸,熟若慎重在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筹饷维艰,准将浙江省本年奉拨京饷银两,循旧暂行汇兑,以免疏虞。”
    在众多省级官员中,并非只有马新贻一个人需要持续依赖私人金融机构来汇兑税银。譬如两广总督瑞麟、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呈给朝廷的奏折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心。具体说来,因为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叛乱频仍,所以相比于借陆路和海路实施的传统委解,通过票号递交京饷和其他官款,在事实上是安也是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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