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东方编译所译丛) 国际政治探究 组织理论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制度为什么能够促成国际合作？

国家行为和偏好由什么决定，是制度还是文化？

来自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者，由此展开跨范式的第四次大论战。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研究纲领，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例如冲突与合作的互动，国内政治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制度的作用，世界观和因果信念对策的影响等）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本书对这些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探究，同时还从安全研究、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角度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察。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无论在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上都显得愈加成熟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研究纲领，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例如冲突与合作的互动，国内政治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制度的作用，世界观和因果信念对策的影响等）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本书对这些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探究，同时还从安全研究、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角度对其做了详细的考察。

彼得·卡赞斯坦  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著有《超越范式》《世界市场中的小国：欧洲的工业政策》等书。

罗伯特·基欧汉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著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权力与相互依赖》等书。

斯蒂芬·克拉斯纳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著有《国际机制》《主权：有组织的伪善》等书。

英文版序

《国际组织》辉煌五十年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

本期《国际组织》特刊回顾了这本杂志五十年的历程，尤其是过去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我们曾是《国际组织》编委会成员，故编辑部在1996年约我们三人创办一期五十周年特刊。大家会注意到这一特刊是第52期，1998年出版，而《国际组织》创刊是在1947年。这是因为学术思想的生成难以一蹴而就，所以特刊也就耽搁了一年的时间。过去几十年里，许多研究生的论文为求质量而一再拖延，如今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希望我们这一产品的质量能够弥补长时间“拖延”的过失。

三十年来，《国际组织》重点讨论了这样一些主题：国际政治经济（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组织》杂志中）；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国际制度的运作与变化方式等。不过，《国际组织》从来没有宣称何门何派为世界政治研究之正统。现实主义、理性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不同派别，各有千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压力与国内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安全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同问题，五彩纷呈。思想的交锋促进了学术问题研究的繁荣。

在本期特刊中，我们试图再现这种研究主题相似而学理思想纷争的情景，突出讨论几十年来《国际组织》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问题。我们并非试图纵览国际政治学的整个“领域”，更不会对诸多研究议题（无论是发展成长的议题还是萎缩消逝的议题）的孰是孰非妄加评论。对于有些议题，比如理性和战争、“民主和平”、威慑战略的成败、对外政策的决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和模型建立等，虽然十分重要，但我们采取了知而不议的做法，因为《国际组织》杂志没有着重讨论这些问题。关于这些议题的研究文献甚多，不乏富有启示意义的重要成果，但是，它们很少由《国际组织》杂志率先刊发。同样，我们自己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美国之外的学者所发表的、但没有在《国际组织》杂志中有所反映的大量成果。不过，我们意识到这些成果相当重要，而美国学者的研究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本期中选载了奥利·维弗尔（Ole Wver）的文章。这一论文根据欧洲传统，批判性地分析了美国的学术研究。总体上说，我们是依照《国际组织》重点讨论的议题，确定了本期的内容。这样做自然有得有失，但毕竟是遵循了《国际组织》的发展轨迹。

我们三人的文章《〈国际组织〉与世界政治研究》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不是作为《国际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发表这些看法，而是作为学者，回顾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三十年自己亲身经历的学术历程。在撰写这一论文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完全摆脱的困境。我们一方面试图坦诚直白地再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又希望客观公正地表述不同的研究传统。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局外之人。我们亲身体验了这一学术发展的历程，且各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们三人在某些学术论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因为我们在这些论战中各领一派；对于另外一些论战，我们的观点则是模糊的。虽然后一类论战同样重要，也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增进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但我们没有直接参与，观点自然难以清晰明确。根据大家对这篇论文初稿的反应，我们三人的文章似更易引发争论，而不是得到赞同。但毕竟我们三人所讲述的内容是别人无法讲述的，即便是我们三人分开来写，也无法与三人合写的论文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谨希望这篇论文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启迪大家的思考。

本期的目的是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开创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期收入的论文探讨了广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学术研究主线，展示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表现了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争鸣，显示了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切磋，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诸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权力与财富、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现象。我们作为政治学研究者，深知权力在学术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能以开放的心态表述各种不同观点。

本期围绕三组内容展开讨论。我们收入的论文根据《国际组织》历年所发重要论文的不同实质性观点或理论性思考问题，深入阐述了这些问题现时的“前沿研究状况”，这是本期的核心内容。为编好特刊，我们先请20余位多年为《国际组织》撰稿的知名学者提交自己的论文意向，其中16人提交了论文意向稿件。经过筛选，我们决定发表既创意新颖但又连理相关的论文。为了避免仅仅收入经常在《国际组织》发表论文的作者的文章，我们还特意选登了奥利·维弗尔、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约翰·奥尔森（Johan Olson）、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学者的论文。

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分是历史回顾，其中第一篇文章是美国学者的观点，第二篇文章是欧洲学者批判性的论述，与美国学者的观点相去甚远。第一篇就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论文，试图统述《国际组织》多年来发表的论文的主要学理思想，也希望辩证地分析这一学科多年来在不同观点的竞争中发展成长的历程。这些争论在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之间展开，虽然从未达到完全消除分歧的地步，但却丰富了我们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第二篇是奥利·维弗尔的论文。他从欧洲学者的视角，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学中一些含蓄的假定和内在的偏见。正是这些假定和偏见，使国际政治学成为“美国的社会科学”。1

第二部分的四篇论文反映了“理性主义”思想，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理性主义。其中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国际组织》重点讨论的两个内容：莉萨·马丁（Lisa Martin）和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的论文讨论了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的论文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关系。另外两篇论文，一篇是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对全球市场与国家政策之间关系的讨论，另一篇是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对经济和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三部分包含了从“建构主义”视角所撰写的论文。约翰·鲁杰（John Ruggie）的论文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与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合写的论文表现了作者与理性主义的分道扬镳，他们试图说明理性主义为什么不能充分解释世界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四部分的两篇论文以不同的方式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探讨了理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这正是目前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重点讨论了“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和“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并对历史有效性（historical efficiency）趋向平衡的假定提出了质疑。

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五部分，包括两篇论文，是从现实主义和经济学角度提出的批评。罗伯特·杰维斯阐述了为什么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研究中仍然具有意义。我们三人合写的文章认为现实主义的意义已不是那样重要，所以，杰维斯的文章与我们的文章形成了对照。巴里·艾肯格林对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进行了比较。他是经济学家，论文更具褒奖经济学的意思。

以上简单的综述表明，本期特刊的编纂目的在于将研究主题的趋同性与理论思想的多元性结合起来。理论思想的多元性可能比研究议题的趋同性更加显而易见，但存在一致的研究议题也是一个事实。作者们在讨论理论、方法、实体性知识、不同的原生性理论取向和具体的研究议程的时候，所强调的问题反复出现，就证明了研究议题具有趋同性质。有些问题在本期收入的论文中反复出现，比如理性的作用、不均衡权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全球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为特征的进程等等。我们希望并期待读者，尤其是研究生读者，能够发现这些议题之间的新的关联，能够对本期中的具体论点提出新的批评。

我们开始准备这一特刊的时候，希望能够将《国际组织》讨论的学理世界与现实的政策世界结合起来。但是，成辑之时，这样的结合却未能实现。虽然本期作者之中有的（比如约翰·鲁杰）已是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但他并没有试图将自己的学理研究（他在第三部分中的论文对此做了总结）与他在世界政治中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国际组织》所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呈现学理化状态，也越来越有意识地强调研究方法。最初这本杂志强调的是学理研究与现实政策的结合，现在这样的结合则是极其微弱，甚至全然没有，与政策相关的文章也越来越少。不过，在许多中心问题上面，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观点分歧却是相似的。比如，有人强调权力政治，有人则强调双赢机会；有人强调改变信念和目标的可能性，有人则强调物质性收益或更大的自我安全等。这可能反映了学理和政策两个领域中有着同步的思想发展，甚至还可能是学者落后于决策者。但是，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决策者面对无数的问题和紧迫的时间，往往会借用在高等学府中产生的知识资本，造就这些知识资本的恰恰是超脱现实政策问题而进行的学理研究。

在1997年8月召开的本期特刊作者研讨会上，大家对论文的初稿进行了讨论。我们三人作为编者对所有论文做出了评论。《国际组织》评审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在1997—1998年冬季也对一些论文做出了很有价值的点评。我们在此还要感谢对我们三人合写的论文提出建议的许多同事们，在论文的注释里，我们将对他们一一致谢。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准备这一特刊的过程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对别人的论文做出评论、对大家就论文的评论做出评论——这实在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要想写出一篇脉络清楚的综述绝非易事，其成败只能留给读者评说。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得以继续，而且得到了加强。我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已逾百岁，世界政治学是我们一直为之倾注智力和视为专业的领域。编完此书，我们却更加意识到，我们对于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领域是何等地缺乏理解，想到此时，仍不免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