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江晓原著 江晓原教授新作贯通中西论中国古代伟大成就熔古铸今发文化自信新见中 书籍

　　☆ 科技史名家江晓原贯通中西，论中国古代技术伟大的成就

　　《周髀算经》中为什么会蕴藏着惊人的宇宙学说？谁告诉了中国人寒暑五带的知识？古代中国宇宙有希腊影子吗？钓鱼城和都江堰的伟大工程，为什么说现代科技都只能望其项背？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江晓原教授以汇通古今的视野、兼修文理的学识，与读者一起走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共同探讨何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 熔铸古今，以传统文化的自豪与自信独树新见

　　中国被赋予的“四大发明”名副其实吗？什么才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的三大奇器和司南，以的科技成果，能成功复制出吗？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中医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医？……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以颠覆性的观点戳破古代科技神话，以独到新见回应“李约瑟之问”是伪命题。

　　☆ 深入浅出，独到犀利，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

　　本书从中国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讲述关于技术、工程、天文、地理、医学、文化等相关故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惬意消闲中开阔视野，掩卷遐思间发人思考，是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当代名家研究讲解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导言：换一种思路看待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1

辑一

钓鱼城：战争史诗中的技术/11

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15

《营造法式》：古代*部建筑工程官方规范/19

火药及其西传：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23

司南：迄今为止只是一个传说/28

造纸：优先权争夺中的求全之毁/34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40

重新评选中国“四大发明”/50

三大奇器及其复制：水运仪象台、候风地动仪、指南车/55

水运仪象台：神话和传说的尾巴/60

郑和下西洋/66

珠算及其命运/75

辑二

《周髀算经》中惊人的宇宙学说/81

谁告诉了中国人寒暑五带的知识？/87

古代中国宇宙有希腊影子吗？/92

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99

望远镜在中国的早期谜案和遭遇/106

为什么孔子诞辰可以推算/111

周武王伐纣时见过哈雷彗星吗？/116

梁武帝：一个懂天学的帝王/122

回到明朝看徐光启/128

疯狂的恶棍与天才数学家：秦九韶与一次同余式理论/138

勾股定理：陈述与证明，特例与通例/143

古代历法：科学为伪科学服务？/148

天文年历之前世今生/152

日食的意义：从“杀无赦”到《祈晴文》/157

再谈日食：科学意义之建构与消解/163

辑三

《黄帝内经》：中医究竟是什么？/171

那部传说中的千年秘籍《医心方》/177

中国炼丹术：永生、黄金和性爱/182

上古长寿之谜：西方和东方的故事/194

我们的身体是“客观存在”吗？/200

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发微/206

尾声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争论及其意义/215

精彩章节（1）

司南：迄今为止只是一个传说

司南神话的基础

　　随着前些时候围绕候风地动仪真假问题的争议，这个曾出现在中国中小学课本中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基本上可以认定只是一个古代的传说。许多年轻人曾对这件器物的存在深信不疑，现在他们颇有上当受骗之感。

　　2010年底，我应邀评议一套新编的小学《科学》课本，发现另一件中国古代器物——司南——也出现在课本上：“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制作了司南。将一块天然磁石雕磨成匙状，让它在刻有方位的水平底盘面上自由地转动，结果磁石的匙柄总是指向南方。”当时我建议再版时将这上面引的这段话去掉，或者至少将司南的插图去掉，因为预感到司南将成为紧随地动仪后下一个进入公众视野的争议对象（学术界的争议此前就有）。没想到这种预感竟如此准确——这样的争议文章在2011年1月的《看历史》杂志上就出现了。

　　为什么司南会成为下一个进入公众视野的争议对象？这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当地动仪神话垮掉之后，和它同类的司南神话就很难独善其身。更何况仅就古代文献依据而言，司南还不如地动仪可靠。

　　建构司南神话所依据的历史文献，*重要的是如下两条：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韩非子·有度》）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论衡·是应篇》）

　　为了将司南——它被视为后世指南针的基础——的历史提前到汉代乃至先秦，从而确保中国“四大发明”的优先权，上面这两条史料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两条史料都有严重问题。它们都可以（甚至应该）作别的解释。

　　《韩非子》中的那一条，明显是在讨论人主如何保持权柄不让臣下犯上，“端朝夕”是指严肃君臣之礼——早上人主召见臣下。故此处“司南”显然是指“规章”、“礼制”之类的抽象事物。

　　《论衡》中的那条，在宋代版本中“司南之杓”作“司南之酌”，而“酌”可以解释为“用”；更成问题的是“其柢指南”中的“柢”，意思是一段横木。于是这段话就可以释读为：“使用司南时，将它放在地上，那段横木指向南方。”这样的“司南”是什么？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指南车”，而不是能指南的磁石勺子。

究竟有没有人造出过一具真的司南？

　　那么这个多年来一直出现在中小学课本中的“天然磁石勺子”的司南图像，究竟从何而来的呢？它来自科技考古专家王振铎（1911—1992）的假想。

　　王振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中央研究院委托研制中国古代科技模型；50年代起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等职。和一些古人一样，他是相信司南神话的。他从1945年即开始复制司南，依据的就是《论衡》中的那条记载——他用的是明版的文本“司南之杓”，所以他将司南假想为一个能指南的磁石勺子。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王振铎报告说他用天然磁石制成了司南：“琢珑成司南后，置于地盘（仿自刻有方位的古代式盘）上投转之，……其杓指南。”

　　我以前曾将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奇器”，如果加上司南，可称“四大奇器”。这四大奇器王振铎全都复制过。尽管究竟怎样才算“复制”其实是有疑问的，但王振铎当时的权威和名声已足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论文中的报告。一个有力的例证，是中国在1953年发行邮票《伟大的祖国》（特7.4，全套4枚），其中*枚即为司南，说明文字为：“司南·指南仪器·战国（公元前三世纪）”。发行邮票是“国家行为”，通常意味着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

　　发行邮票当然会对公众产生广泛影响，而在学术界，王振铎复制司南的报告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可。比如，在李约瑟原著、罗林改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就肯定了王振铎“用天然磁石做成的指南勺”，并说“他所用的磁石来自汉代人几乎肯定也能找到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85页）。又如，在戴念祖等著的《中国物理学史》中，专为司南设立了一小节，结论是：“司南诞生于汉代，或更早的战国时期。自汉以降，司南屡被制造并被用作定向仪器。”（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204页）

　　但是，195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访问苏联准备礼物时，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制作一具司南，谁知用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却无论如何无法指南。主要原因是，即使将磁石加工得极为光滑，并且将地盘的材质从木质换成青铜，天然磁石的磁力仍远不足以克服磁勺和地盘之间的摩擦力。*后只好用电磁线圈给磁勺充磁，它才能够指南。虽然这具司南还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苏联，但战国或汉代当然不可能有充磁的电磁线圈，所以它已经不是真正的“复制”了。

　　当时王振铎正担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他1947年论文中报告的那具天然磁石制成的司南，究竟在哪里呢？杨东晓发表在《看历史》上的文章中说：“这把能指南的天然磁勺，除了在论文中出现过之外，却再也没有音讯。当《看历史》杂志记者向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孙机求证时，孙机表示，国博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见过这把天然磁勺。”后来博物馆中的司南陈列品，则都是用充过磁的金属制成。

　　其实，对于王振铎复制成功天然磁石司南的疑问，即使在上述两种肯定司南复制的学术著作中，也不无蛛丝马迹。李约瑟说“指南勺不可能是用磁化了的铁制成的”；戴念祖则说“王振铎复制司南太考究，以致其复制品的剩余磁性极弱”。他们为何要这么说？这是委婉的暗示吗？

中国科学史上“四大奇器”之命运列表

　　对古代仪器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 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比如司南要能指南，候风地动仪要能反映地震，水运仪象台要能靠水力驱动并完成自动报时和天象演示。

　　二、 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比如用电磁线圈对磁勺充磁，或在水运仪象台内部安装电动机。

　　按照上述两个条件，司南违反了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违反了*条。前不久又有人高调宣布“复制”候风地动仪成功，但是此后地震频仍，2011年的日本地震达到9级，为何不见该地动仪成功反映的报告？至于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历史文献记载中水运仪象台高约12米，王振铎复制品缩小为五分之一），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也至少违反了*条。只有指南车，上述两个条件都能满足。

　　如将“四大奇器”合而观之，情况可归纳如下表：

　　故本文的结论是：“四大奇器”之中，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曾有过其物，其神奇功能也只是传说。

　　除非今后出土了司南实物，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方有可能改变。

精彩章节（2）

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

中国古代地圆学说的文献证据

　　标题中的问题，是在明末西方地圆说传入中国，并被一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之后，才产生的。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中国学者热衷于为祖先争荣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众口一辞的“有”。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一点复杂，并非简单的“有”或“没有”所能解决。

　　认为中国古代有地圆学说，主要有如下几条文献：

　　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庄子·天下篇》引惠施）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东汉时张衡《浑仪注》）

　　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三国时王蕃《浑天象说》）

　　惠施的话，如果假定地球是圆的，可以讲得通，所以被视为地圆说的证据之一。后面两条，则已明确断言大地为球形。所以许多人据此相信中国古代已有地圆学说。

　　但是，所谓“地圆学说”，并不是承认地球是球形就了事了。

西方地圆学说的两大要点

　　在古希腊天文学中，地圆学说是与整个球面天文学体系——该体系直到两千多年后的现代天文学中仍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地圆说实际有两大要点：

　　1.大地为球形；

　　2.地球与“天”相比非常之小。

　　*点容易理解，但第二点的重要性就不那么直观了。

　　在球面天文学中，只有极少数情况，比如考虑地平视差、月蚀等问题时，才需要考虑地球自身的尺度，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忽略地球自身尺度的，即视地球为一个点。这样的忽略不仅完全合理，而且非常必要。这只需看一看下面的数据就不难明白：地球半径与地日距离两值之比约为1∶23456。而地日距离在太阳系大行星中仅位列第三，太阳系的广阔已经可想而知。如果再进而考虑银河系、河外星系等，那就更广阔无垠，地球尺度与此相比，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古希腊人的宇宙虽以地球为中心，但他们发展出来的球面天文学却完全可以照搬到日心宇宙和现代宇宙体系中使用——球面天文学本来就是测量和计算天体方位的，而我们人类毕竟是在地球上进行测量的。

　　再回过头来看古代中国人关于大地的观念。古代中国人将天地比作鸡蛋，那么显然，在他们心目中，天与地的尺度是相去不远的，事实正是如此。下面是中国古代关于天地尺度的一些数据：

　　《尔雅·释天》：天球直径为387000里；地离天球内壳193500里。

　　《河洛纬·甄耀度》：天地相距678500里。

　　杨炯《浑天赋》：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万一千余里。

　　以《尔雅·释天》中的说法为例，地球半径与太阳——古代中国人认为所有日月星辰都处在同一天球球面上——距离之比是1∶1。在这样的比例中，地球自身尺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欧洲天文学，其中当然有地圆之说，虽然他们很少正面陈述地球与天相比甚小这一点，但因为在西方天文学传统中一向将此视为当然之理，自然反映于其理论及数据之中。例如《崇祯历书》论五大行星与地球之间距离，给出如下数据：土星距离地球： 10550倍地球半径；木星距离地球： 3990倍地球半径；火星距离地球： 1745倍地球半径……。这些数据虽与现代天文学的结论不甚符合，但仍可看出在西方宇宙模型中，地球的尺度相对而言非常之小。又如《崇祯历书》认为，“恒星天”距离地球约为14000倍地球半径之远，此值虽只有现代数值的一半多，毕竟并不离谱太远。

　　非常不幸的是，不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就无法发展出古希腊人那样的球面天文学。学者们曾为古代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现代天文学找过许多原因，诸如几何学不发达、不使用黄道体系等，其实将地球看得太大，或许是致命的原因之一。然而从明末起，学者们常常忽视上述重大区别，力言西方地圆说在中国“古已有之”，许多当代论著也经常重复与古人相似的错误。

中国人接受地圆观念的困难

　　有一些证据表明，西方地圆观念在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已经多次进入中国。例如，隋唐墓葬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其上多铸有地球图形。有时地球被握在君主手中，或是胜利女神站在地球上，有时是十字架立于地球之上，这就向中国人传递了大地为球形的观念。又如，在唐代瞿昙悉达翻译的印度历法《九执历》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太阳在月面所投下地球阴影的半径，这就意味着地球是一个球形。再如，元代西域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元世祖忽必烈进献西域仪象七件，其中就有地球仪。

　　明末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地圆观念，曾受到相当强烈的排拒。例如，崇祯年间刊刻的宋应星著作《谈天》，其中谈到地圆说时说：

　　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

　　宋氏所引西人之说，显然来自利玛窦。而清初王夫之抨击西方地圆说甚烈，他既反对利玛窦地圆之说，也不相信这在西方古已有之。至于以控告耶稣会传教士著称的杨光先，攻击西方地圆之说，更在情理之中，杨氏说：

　　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

　　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中国学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某种知识“同构”的过程。现今学术界公认比较有成就的明、清天文学家，如徐光启、李天经、王锡阐、梅文鼎、江永等，无一例外都顺利接受了地圆说。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地圆说所持的理由，比如向北行进可以见到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增加、远方驶来的船先出现桅杆之尖、月蚀之时所见地影为圆形等，对于有天文学造诣的学者来说通常很容易接受。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如何对待西方地圆说，有一典型个案可资考察：

　　秀水张雍敬，字简庵，“刻苦学问，文笔矫然，特潜心于历术，久而有得，著《定历玉衡》”——应是阐述中国传统历法之作。朋友向他表示，这种传统天学已经过时，应该学习明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建议他去走访梅文鼎，可得进益。张遂千里往访，梅文鼎大喜，留他作客，切磋天文学一年有余。事后张雍敬著《宣城游学记》一书，记录这一年中研讨切磋天文学之所得，书前有潘耒所作之序，其中记述说：

　　（在宣城）朝夕讲论，逾年乃归，归而告余： 赖此一行，得穷历法底蕴，始知中历、西历各有短长，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废。朋友讲习之益，有如是夫！复出一编示余曰：吾与勿庵（梅文鼎）辩论者数百条，皆已剖析明了，去异就同，归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决不敢从。与勿庵昆弟及汪乔年辈往复辩难，不下三四万言，此编是也。

　　《宣城游学记》原书已轶，看来该书主要是记录他们关于地圆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以梅文鼎之兼通中西天文学，更加之以其余数人，辩论一年之久，竟然仍未能说服张雍敬接受地圆概念，可见要接受西方地圆概念，对于一部分中国学者来说是何等困难。

精彩章节（3）

我们的身体是“客观存在”吗？

医学与人类身体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的身体或许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承认为一种“客观存在”了。这种观念主要是由现代西方医学灌输给我们的。你看，“现代医学”有解剖学、生理学，对人体的骨骼、肌*、血管、神经等，无不解释得清清楚楚，甚至毛发的构成、精液的成分，也都已经化验得清清楚楚。虽然医学在西方并未被视为“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经常是并列的），但西方“现代医学”在大举进入中国时，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西医被营造成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并且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诋毁它的竞争对手——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宣传策略总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公众层面，尽管严肃的学术研究经常提示我们应该考虑其他图景。

　　关于人类身体，我们的大部分公众，其实都是偏听偏信的——我们已经被西医唯科学主义的言说洗脑了，以至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关于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医疗的故事只有一个版本，就是“现代医学”讲述的版本。他们从未想过，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版本，比如还可以有中医的版本、藏医的版本、印第安人的版本，等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不同版本，还很难简单判断谁对谁错。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人类迄今为止对自己的身体实际上了解得远远不够。西医已有的人体知识，用在一具尸体上那是头头是道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生命是一个奇迹”（这是西方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活人身上到底在发生着哪些事情，我们还知之甚少。而西医在营造自己的“科学”形象时，经常有意无意地掩盖这一点。

　　二是一个经常被公众忽略的事实——以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是依靠中医来呵护的。当西医大举进入中国时，在中医呵护下的中华民族已经有了四亿人口。仅仅这一个历史事实，就可以证明中医也是卓有成效的。由此，中医关于人类身体故事的版本，自然就有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

身体的故事是一个罗生门

　　2002年，在由我担任地方组织委员会*的“*0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是我们邀请的几位特邀大会报告人之一，当时他的报告颇受好评。这是一位相当西化的日本学者，他用英文写了《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同时他又是富有文学情怀的人，所以这样一本比较古希腊医学和古代中国医学的学术著作，居然被他写得颇有点旖旎风*光景。

　　在《身体的语言》正文一开头，栗山茂久花了一大段篇幅，复述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一篇小说的故事。芥川这篇小说，因为被改编成了黑泽明导演的影片《罗生门》而声名远扬。大盗奸武士之妻、夺武士之命一案，扑朔迷离，四个人物的陈述个个不同。“罗生门”从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典故，用来表达“人人说法不同，真相不得而知”的状况。在一部比较古希腊医学和中医的著作开头，先复述“罗生门”的故事，就已经不是隐喻而是明喻了。

　　栗山茂久对于中医用把脉来诊断病情的技术，花费了不少笔墨，甚至还引用了一大段《红楼梦》中的有关描写。这种技术的*程度，曾经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栗山茂久也说：“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身体的方法和描述身体的语言，都是大不相同的。

　　作为对上述原因的形象说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国和欧洲的两幅人体图：一幅出自中国人滑寿在1341年的著作《十四经发挥》，一幅出自维萨里（Vesalius）1543年的著作《人体结构七卷》（Fabrica）。他注意到，这两幅人体图*的差别是，中国的图有经脉而无肌*，欧洲的图有肌*而无经脉。而且他发现，这两幅人体图所显示出来的差别*晚在二、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

　　确实，如果我们站在所谓“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来看中医的诊脉，它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够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能的、无法解释的。

　　我们从这些例子中看到，双方关于身体的陈述，是如此的难以调和。再回想栗山茂久在书中一开头复述的《罗生门》故事，其中的寓意就渐渐浮出水面了。栗山茂久的用意并不是试图“调和”双方——通常只有我们这里急功近利的思维才会热衷于“调和”，比如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栗山茂久只是利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材料来表明，关于人类身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罗生门”。

怀孕是另一个罗生门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科学主义话语体系中培育起来的关于身体故事只有“现代医学”*版本的观念，而正是这种版本的*性，使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客观存在”。如果说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关于身体认识的版本*性，那么克莱尔·汉森（Clare Hanson）的著作《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更为详细的个案。

　　怀孕作为人类身体所发生的一种现象，当然也和身体的故事密切相关。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身体故事的一部分，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版本；而且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这个故事在不同时期的版本也会不同。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众受到的教育，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图景：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怀孕分娩的故事版本作为“迷信”或“糟粕”抛弃，然后接受“现代医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提供的版本，作为我们的“客观认识”。

　　应该承认，这个图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不能说不是成功的。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怀孕分娩的故事也自有其版本，那个版本虽与“现代医学”的版本大相径庭，但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时中国已有四亿人口这一事实，表明那个版本在实践层面上也不能说是失败的。推而论之，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只要没有人口灭绝而且这种灭绝被证明是因为对怀孕分娩认识错误造成的，那么他们关于怀孕分娩故事的版本，就都不能说是失败的。

　　一个具体而且特别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产妇自古以来就有“坐月子”的习俗，而西方没有这样的习俗。不久前还有*的科学主义人士宣称“坐月子”是一种“陋俗”，在应革除之列。因为按照“现代医学”关于人类身体的统一版本，中国女性和西方女性在生育、分娩、产后恢复等方面没有任何不同。

　　让我稍感奇怪的是，“现代医学”在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几乎一切内容都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否定或贬抑，惟独在“坐月子”这个习俗上，中国的西医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如果将这个现象解释为西医“入乡随俗”，那么它同时却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西医的“科学”形象——因为这等于同一个人，讲同一件事，但面对西方人和面对中国人却讲两个不同的版本，这样做就破坏了关于身体故事的版本*性，从而也就消解了“现代医学”话语中关于人类身体的客观性。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是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技史大家江晓原先生在数十年对中外科技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工程技术、天文地理及医学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所做的系统思考和阐述。通过系统研究，江晓原教授以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以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求真精神，避开“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伪命题，与读者共同探讨何为“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

　　江晓原教授以贯通中西的视野、熔铸古今的学识，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出发——《周髀算经》中为什么会蕴藏着惊人的宇宙学说？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中医究竟是什么？——讨论中国古代的伟大成就，精详考辨，去伪存真，有破有立中启迪读者何为对待传统文化的应有态度。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首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yi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等90余种，并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