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故宫的书法风流 祝勇在故宫藏品中感受汉字书写之美 宝藏的前世今生 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 上新了故宫总编剧

基本信息

商品名称：	故宫的书法风流(精)	开本：	32开
作者：	祝勇|责编:赵萍//薛子俊	页数：
定价：	128	出版时间：	2021-06-01
ISBN号：	9787020169795	印刷时间：	2021-06-01
出版社：	人民文学	版次：	1
商品类型：	图书	印次：	1

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出版《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
    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历史的拐点》《苏东坡》、北京电视台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 季）总编剧， 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 典藏作品”。

内容提要：

◎在故宫藏品中，品汉字书写之美，感悟“千古风流人物”◎ 宝藏的前世今生，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收录 故宫及海内外博物馆近百幅书法高清详图，全彩印刷，精装典藏祝勇用诗意的语言、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以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怀素、张旭、蔡襄、蔡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选取 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了这些书法家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
    关于“故宫”，祝勇这么说：六百年的宫殿（到2020年，紫禁城刚好建成六百周年）、七千年的文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就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地注视和倾听。
    关于“书法”，祝勇这么说：书法，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世界上 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看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还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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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章 汉字书写之美
章 李斯的江山
第二章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第三章 纸上的李白
第四章 血色文稿
第五章 吃鱼的文化学
第六章 蔡襄以及蔡京
第七章 欧阳修的醉与醒
第八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第九章 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第十章 他的世界里没有边境
第十一章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第十二章 挑灯看剑辛弃疾
第十三章 西线无战事
第十四章 崖山以后
图版目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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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页：

李斯的时代，是小篆的时代。此前，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广义地说，大篆就是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图1-1］）、石鼓文和甲骨文。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件先秦石鼓（ 又称“ 陈仓石鼓”［图1-2］）上，可以看见中国 早的石刻文字［图1-3］，被称为“篆书之祖”，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 文物”。这十只先秦石鼓，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每个石鼓上镌刻的“石鼓文”，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大篆，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它上承秦公簋（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 博物馆）铭文，下接小篆，是中国文字由大篆向小篆衍变，在尚未定型时期的过渡性字体，结体促长伸短，字形方正丰厚，笔触又圆融浑劲，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透露出秦国上升时期强悍雄浑的力量感。
    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画烦琐华丽，巧饰斑斓。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 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的视野中。
    这种小篆字体，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 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 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整体上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睥睨天下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大禹就已经把自己的功绩刻写在石头上了——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组文字，从此成为后世金石学家们终生难解的谜题。大禹的行动说明，文字不只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也是华夏政治的核心。美术史家巫鸿说：“从一开始，立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纪念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碑定义了一种合法性的场域（legitimate site），在那里‘共识的历史’（consensual history）被建构，并向公众呈现。”华夏词库里的很多词语，或许因此而生成，比如树碑立传，比如刻骨铭心。
    被大禹镌刻的这块石头，被称作《禹王碑》。人们发现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岣嵝碑》。这应该是中国 古老的铭刻，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个字，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三年，也只认出三个字。唐朝时，复古运动 韩愈曾专赴衡山寻找此碑，却连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失望之余，写下一首诡秘的诗作——《岣嵝山禹王碑》。当然，对于这一神秘物体的来历， 的历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即使从唐朝算起，这块铭刻也足够久远了。
    帝王们把各自的历史凝固在石头上，试图通过石头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强化自身的威权。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文字的运用上，秦始皇比大禹还要聪明，因为对他来说，文字不只是为了抵抗忘却，也是他操控现实政治的工具。秦始皇用标准化生产的方式 制了长城和兵马俑，他当然对工具的意义了如指掌。他知道文字是文化的基本材料，只有把文字这件工具标准化，他才能真正驾驭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因此，在夏禹那里，文字是死的；而在秦始皇手中，文字是活的，像他的臣民一样，对他唯命是从。
    文字也是一个“国”。“中国”的“国”字，里面包含着一个“戈”字，后来变成“玉”，其实后者 能概括中国的性质。“玉”是什么？“玉”是文化。真正的“国”，却不是由 ，而是由文化构建的。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文字。那时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 观念，那时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因为它从来没有一道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国的疆域，其实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时代，小篆，就是这 的界碑。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文化是 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 ，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共同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 的 遗产。
    —— 章：李斯的江山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 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 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 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四十二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
    魏晋名士尚酒， 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 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卷《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卷《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乃至百遍，都达不到 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 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 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 成谜。”——第二章：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颜真卿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写下《祭侄文稿》的。书法 有名的书法家其实都是“兼职”，都不“专业”，否则他们就沦为了技术性的抄写员—— 一个被他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因此，假如有一个“书法史”存在，它也是和“政治史”“思想史”混在一起的。以唐朝而论，无论皇帝，还是公卿大臣，大多书法 ，他们书写，并不是为了出“作品”，而是为了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都是在某一事件的触发下写成的，都有偶发性，在偶然间，触发、调动了书写者庞大的精神和情感系统，像文学里的意识流，记录下他们的心绪流动。
    颜真卿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心，用他的全部生命在写。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手里的笔，让积压在心头、时时翻搅的那些难言的情愫，都通过笔得到了表达。
    语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复杂的情感，语言越是难以表达，但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古人都交给了书法。书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语言，但书法又是 文字， 语言的，书法不只是书法，书法也是绘画、是音乐、是建筑——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总和。书法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或许，在古人眼中亦如是），书法是一切艺术中核心的，也是 级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它就是生命本身。
    就此可以理解，弘一法师李叔同， 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 ，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近代文艺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身为中国近现代艺术 的全能型选手、夏丏尊眼中的“翩翩之佳公子”“多才之艺人”，遁入空门之后，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渐渐禁 ，唯有书法不肯舍弃。他的书法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融汇在他的笔墨中，使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在面对他的书法时，都忍不住惊呼：“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他圆寂的时候，应当是不著一字的，在我看来，那才算得上真正的潇洒，真正的“空”，但他还是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字，容纳了他一生的情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李叔同的心里，书法在他的心里占据着多么不可撼动的位置， 能表达他心底 复杂情感的，只有书法，在他眼里，书法是艺术中 的艺术。
    当然，只有汉字能够成就这样 的艺术，拉丁字母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艺术，这也是西方人很难读懂中国书法，进而很难读懂中国文化的原因。他们手里的笔不是笔，是他心脏、血管、神经的延伸，是他肉身的一部分，因此，他手里的笔不是死物，而是有触感，甚至有痛感的。只有手里的笔，知道书写者心底的爱与仇。
    同理，《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我说它是“超书法”，是因为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 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第四章：血色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