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制造非遗 :《山鹰之歌》与来自联合国的其他故事 (冰岛) 瓦尔迪马`哈夫斯泰因 闾人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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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物质遗产是系列电影，那么本书就是关于如何制造非遗的纪录片，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有趣

在一定程度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就是保护本土的实践形式、表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美学

非遗的概念和国际公约要提高社会的反思意识，教会人们如何理解、如何评价自身的实践形式

起源于南美洲克丘亚地区的民间音乐《山鹰之歌》，曾被保罗·西蒙翻唱，收入他的专辑《忧愁河上的金桥》，为全世界所熟知；《山鹰之歌》也曾作为人类音乐的代表，被星际飞船“旅行者”号带入太空，传送给设想中的外星智慧。围绕它的版权之争纷繁复杂，被拍成了同名的纪录片，甚至引起了外交争端……

在《制造非遗》中，民俗学学者哈夫斯泰因讲述了多个同样引人入胜的故事，它们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遗产保护有关。立足民族志的传统，作者深入这些故事，揭示了罕有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背景，令人更好地理解UNESCO、非遗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全球影响。本书超越了妥协和团结的官方叙事，邀请读者见证幕后的外交角力、同盟的建立和打破、对抗和抵制，它们一同形塑了非遗保护的公约和概念。

瓦尔迪马•哈夫斯泰因（Valdimar Hafstein）是冰岛大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学和博物馆等方面的研究。他是UNESCO冰岛国家委员会前主席，曾任国际民族学与民俗学会会长，在非物质遗产、文化财产、国际遗产政治、民俗、传统知识版权等领域著述颇丰。

中文版序非物质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者的使命

序曲一个民俗学学者的自白

第一章导论 ——制造遗产

第二章制造威胁 ——山鹰之行

第三章制造名录 ——医院里的伴舞乐队

第四章制造社群 ——保护作为剥夺

第五章制造节日 ——再观民俗学化

尾声非物质遗产作为诊断，保护作为治疗

结论如果非物质遗产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是什么？

致谢

译后记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制造威胁——山鹰之行

(节选)

这是一本关于非物质遗产的书——关于一个新的概念和范畴是如何产生并在世界上运作的。它是一本关于民俗的书，关于文化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以及当它们被列为非物质遗产时发生了什么。它也是关于非物质遗产如何被制造，以及如何在其权限范围内制造、形塑与改变文化表达形式和实践形式的。本书从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多样、引人入胜，讲述了非物质遗产的起源，以及它是如何被列入国际议程的。

故事由一封信开头。在这封信之前，则是一首歌。我们很快就会深入其中。信封的右上角写着地址和日期：拉巴斯，1973年4月24日。这封信是玻利维亚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它一开始便宣称：

我部仔细地对关乎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的现有文件进行了审察。这个审察发现，所有现有机制都旨在保护物质的对象，而非诸如音乐和舞蹈等表达形式，在商业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后者现在正遭受着最严重而隐蔽的商业化和外流。

我曾听到很多人提及这封信，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管理员的帮助下，我颇费周折地从该组织巴黎总部地下室的档案中翻出了这封信。信很简短，但附有一个详细的备忘录。在信中，玻利维亚的部长向国际社会强调，采取行动已刻不容缓：

民间艺术的价值亟待重估，因为消费市场的剧烈入侵正在使情况越来越糟，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

…… ……

注意部长信件和备忘录中关于侵占的哀怨之词，“外流”“入侵”“盗用”“掠夺”“调换”“窃取”“秘密转移”“丧失”“篡夺”，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蓄意的非自愿跨文化过程”，这些词在其他语句中随处可见。

外流是其中之一：问题出在外国人身上。换言之，这是一个民族问题——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因此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边界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员、代表、外交官和专家用这封玻利维亚来信，解释我们何以如此（在办公室、会议室、咖啡间或电话会议中工作），或强调如此久矣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便是工商管理的学生所说的“有组织的故事讲述”。民俗学者称之为“因原叙事”，也就是对事物形成过程的描述。

和其他组织一样，讲故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司空见惯。在外交界走动或阅读该组织如何在自己的出版物中介绍自身及其工作时，会遇到其他关于起源的官方故事，叙述、解释并证明该组织另一些努力。关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故事，讲述了在阿斯旺大坝将努比亚河谷变成一片汪洋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比亚运动”中的国际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如何拯救阿布辛波神庙和其他古迹，它是“国家理解了遗产的普世特性及其保护的普世价值后，国际团结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些古迹被重新安置在洪水无法到达的纳赛尔湖岸边，以及位于喀土穆的苏丹国家博物馆中，这些抢救工作的成功，证明了国际合作之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当然，还有更多的内容。居民被迫迁移，他们的村庄被摧毁，这些未被讲述。土坯建筑的消失也是如此，这种风土建筑依赖的尼罗河淤泥不再淤积，而是被大坝所阻隔。更大的政治背景对理解努比亚运动的“遗产外交”也至关重要。恰如蒂姆·温特所言，“苏联援建的大坝导致河谷南部洪水泛滥，与此同时，阿布辛波则为很多西方联盟在外交上的集思广益提供了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项目后来被称为‘国际团结的胜利’”。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心策划下，国际社会曾于1966年再次聚集在一起，使威尼斯的建筑遗产免于因大洪水而沉入地中海。在讲述《世界遗产公约》的起源时，这些运动一再被提及：故事是这样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创建了这个公约，以确认由“拯救努比亚”和“拯救威尼斯”运动所促成的合作承诺。通过成为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他们承诺继续共同努力，拯救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遗产。

让你想起了什么？大洪水来了，建造一个方舟吧！从朱苏德拉传说（公元前17世纪）中的苏美尔洪水神话，到吉尔伽美什（公元前13至前10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再到《创世记》（公元前15至前10世纪）中亚伯拉罕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故事，大洪水是创世神话的常见母题，讲述世界和人类的由来。在西亚传统之外，洪水一直是传统起源故事的一个特征，这些故事广泛流传于非洲东西海岸的马赛人和约鲁巴人、北美的霍皮人和因纽特人、南美的印加人和图比人之中，流传于夏威夷、马来西亚、朝鲜和中国的民众之中，也存在于印度、挪威和希腊神话中。实际上，正如民俗学学者阿兰·邓迪斯指出的，“大洪水神话是已知传播最广的故事之一”。联合国的故事讲述与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对大洪水母题的调用，赋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同于《创世记》中的诺亚的主人公角色，后者肩负着创生整体的使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世界遗产公约》作为自己的方舟。

作为起源故事，这些叙事奠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喜欢在其中描述自己的努力的基调和风格。和其他诸如亚当与夏娃、苹果与蛇及人类的堕落等起源故事一样，关于玻利维亚来信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关乎其主题的重要东西：人的状况，以及非物质遗产。凭直觉就知道，它就是起源故事唤起的一种普遍期望（很像口头程式的“从前”或“一只鸭子走进酒吧”唤起的普遍期望）。这些重要的东西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在那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解释玻利维亚部长写这封信的动机的因原叙事诸版本中，它被直白地呈现出来。

现在回到《非物质遗产公约》的起源故事，故事情节由此变得复杂。我们在玻利维亚的信和对它的各种引用上打住，但联合国讲述的故事却继续在情境中为这封信设置了情节。回到外交信使把信件送到巴黎的三年前，一首歌闯入了联合国故事。

1970年，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发行了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的专辑。这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标志着13年来的成功合作就此结束。专辑的封面是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的《山鹰之歌》，并注明是“18世纪秘鲁民歌”。《忧愁河上的金桥》获得了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奖，并很快登上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的第一名，而且连续六周蝉联榜首。它还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专辑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忧愁河上的金桥》是西蒙和加芬克尔最畅销的专辑，至今仍然是史上最畅销的专辑之一，仅在美国就售出800多万张。

《山鹰之歌》是其中最畅销的单曲，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同年晚些时候，佩里·科莫在自己的专辑《不可能》中翻唱了这首歌。在英国，朱莉·费利克斯凭借同一首歌进入榜单前20名。意大利的葛兰·奎蒂、福斯托·帕佩蒂、詹尼·莫兰迪和米玛·加斯帕里，德国的尤尔根·马库斯、安东尼奥·康德、雨果·斯特拉瑟、玛丽安·罗森博格、玛丽·鲁斯以及莫妮卡·豪夫和克劳斯·迪特尔·亨克勒，法国的卡拉维利乐团、保罗·莫里亚特交响乐团、弗兰克·波塞尔及其大交响乐团和洛斯·查科斯，捷克斯洛伐克的卡雷尔·戈特（“布拉格的金嗓子”），美国的安迪·威廉姆斯、安妮塔·科尔、切特·阿特金斯、迪克·海曼、诺基·爱德华兹和亨利·曼奇尼，牙买加的电报乐队，加拿大的劳里·鲍威尔，丹麦的约根·因格曼，瑞典的斯凡特·图勒松、米亚·阿道夫森和简·林德布拉德（口哨艺术家），奥地利的克劳迪亚斯·阿尔茨纳，以色列的艾斯特·奥法琳、达利亚·拉维和帕瓦林乐队，芬兰的凯·海蒂内和马库斯，中国的邓丽君，日本的村冈实和沢井忠夫、森山良子、小野寺武和小野寺乐——所有这些人都翻唱过《山鹰之歌》，而这也仅仅是冰山一角。1970—1973年之间，来自各大洲的数百名艺术家都发行过这首歌的翻唱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创作了自己版本的《山鹰之歌》，其音乐类型各异。据位于利马的秘鲁天主教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劳尔·罗梅罗统计，它的版本在全世界有4000多个，歌词达300余种。当然，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圈子里讲述的故事，并没有如此细致入微，只有西蒙和加芬克尔发行的《山鹰之歌》受到格外的关注。也许他们想通过录制这首歌来表达对南美贫穷、受压迫的原住民的声援，也许是为了支持革命精神，在那个拉丁美洲独裁者、革命和国际上崇拜切·格瓦拉的时代，安第斯音乐在世界范围内与这种革命精神紧密相连。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直白地表达出来。无论如何，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没有为此欢欣鼓舞。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更像是对本土音乐剥削而非颂扬。富裕的美国人洗劫了安第斯地区穷人的音乐传统，赚得盆满钵满，一分钱都没有落到那些认为自己是合法“所有者”的人手中。

这种模式并不陌生——它与从安第斯地区把黄金和白银运往欧洲以及（后来）把铜运往北美的殖民掠夺并无不同。然而，这次甚至连山鹰都被掠走了，它是印加人的鸟，是本土骄傲的象征。正如我们的故事描述的和人们经常提起的那样，整个事情确实造成了混乱，给很多人留下了苦涩。

按照这种解释，玻利维亚在1973年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信，就是这种苦涩的政治表达形式。玻利维亚部长写道，这是“错误的盗用”，是他所谓的“最严重的秘密商业化和外流”，他警告说，这种“跨文化”会摧毁传统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圈子就是这样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它的魅力不言而喻，它为国际外交设定了很多人都能哼出的调子，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初努力与流行音乐史挂钩。据说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关于非物质遗产的有趣并重要的一些东西，证明了当前采取特定行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有时会揭示出比我们所知更多的东西，甚至比我们想要揭示的更多。颠倒过来品读，就会发现这个故事远非如此简单：这首歌的出处更复杂，所有权和盗用的问题更微妙，保护的伦理道德也不像故事本身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