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教育的重建 杨东平著 教育教师教学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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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与人文学者，杨东平先生对中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制度变迁均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作为教育NGO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他亲身参与了对中国教育各领域的广泛调研、推动民间教育的各种创新，也影响了诸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他的文章和演讲，或批评教育乱象，或分析教育问题来龙去脉，或提出改进建议，平和的叙述中充满了理性与建设性，受到教育界内外广泛关注，引发诸多讨论。

目录

自序

辑一

“中国式教学”靠什么战胜了英国

寻找马小平式的教师

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

面向未来的教育

高考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改革的动力

辑二

重新认识陶行知7

中国教育的文化哲学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之路

教育之道：让人成为人

教育公平：一个现实的理想

现代大学的精神

台湾教育的重建

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研究

内容介绍

本书是杨东平先生近年来的教育演讲结集。

作者从教育问题出发，围绕中外教育差异、家庭教育、高考改革、教育公平、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创新等，探讨教育的价值，教育改革的方向，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其深刻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深入浅出的表达别具魅力。

作者介绍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关注中国教育改革、教育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并参与实际行动。

作者片语

21世纪的学校不应成为教育工厂，不应以知识灌输为目标，不是为了生产统一规格的标准化产品，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资源。

—— 杨东平

精彩书摘

“中国式教学”靠什么战胜了英国

一

BBC的集教育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坚强吗？中国式教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都引起强烈反响，其余波激荡至今。对一个电视节目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

二

对“中国式教学”成败得失的讨论，事涉教育评价。就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的评价而言，一种是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测评，例如PISA就是对15岁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测试；此外，是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评价，它涉及教育目标、什么是好的教育、学习的动力来自何处等更为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学生成绩的高低与是否“好的教育”并不是完全吻合的。“中国式教学”的成功主要是在狭义的学业成就上。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高强度、长时间的课堂教学，对于提高成绩的作用最为显著，在美国将这种教学模式称为“直接性教学”。电视里中国实验班的成功也验证了这一点。

然而，“中国式教学”不仅仅是教师个人的课堂教学，背后还有一整套制度和文化。例如，全国大一统的教学标准和教材，频繁的统一考试，考试成绩与老师和学校的绩效评价挂钩，对学生的考试排名，等等，从而形成学生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激烈的教育竞争，这对于整体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无疑是非常有效的。比较而言，英美国家大多没有统一教材，许多老师甚至不使用教材而开展个性化的教学；教育管理分散化，决策和管理权在基层的学区，自行考试和评价；没有专门的教学研究系统，没有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学改革和教师培训，等等。总之，是一种低控制、多样化和社区化的教育模式。两种教育的利弊得失均由此而产生。

客观地评价“中国式教学”，其好处如杨振宁所言，这种大一统、标准化、外在强制的教育，能够帮助许多资质平平的学生获得较高的平均教育水平，却不利于天资优越的人才冒尖。这就是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所言中国培养的人才“高均值、低方差”的现象。我们相信教育就是训练和考试，是标准答案，是分数和文凭，相信教育是为了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相信学习的动力来自竞争而非内在的兴趣。在这个文化系统中，发出不同声音、质疑和审辨、多元化、个性发展、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等等是没有价值和不受鼓励的。自由宽松的西方教育的得失则正好相反。在英国实行以学生为本的小班教学，尊重学生兴趣和个性发展，实行问题导向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在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为未来培养人才，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保护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成为学校教育最核心的目标。英国学者说，我们从小鼓励学生探讨、质疑、解决问题，认为教育是全面发展，是发展学生的个性、社交、情智及学习。英国百福教育CEO马良这样比较中英教育：中国人重视望子成龙，英国人重视当下快乐、个性发展、互相尊重；中国人注重教化，我说你听，英国人注重体验，我不说，你自己感受；中国人强调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成功的人”，英国人强调“良好心态、幸福生活”；中国人希望“先苦后甜”，英国人力争“先爽再说”。

以学业成绩为唯一追求的教育评价，如同GDP评价一样，是仅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评价，忽视了教学过程，模糊了对好的教育、教育理想的追求。于是，重视和善于纸笔考试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占据了PISA排名的“第一梯队”。其实，上海对自己“教育第一”的态度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它同时还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第一：课业负担最重。上海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平均为13.8小时，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7小时，是香港、澳门、台北的两倍多，是韩国、芬兰、捷克的四倍多。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上海学生每周校外学习时间平均为17小时左右，远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这一调查同时揭穿了另一个似是而非的偏见，即认为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国家都一样，日本、韩国的应试教育甚至比中国更严重。事实上，情况已大不一样，日、韩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竞争强度已经大幅低于上海。

为此，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赵勇与数十位欧美教育家一起，向OECD组织的“PISA之父”安德烈斯·施莱辛特写公开信，质疑PISA误导世界教育，正在摧毁全球的教育和学术，要求废止PISA考试。如同大学排行榜一样，对教育绩效、学业成绩的追求，掩盖和模糊了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为未来而教的创新性。赵勇等学者担忧的是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美国舍本而逐末，将丢失自己真正可宝贵的优势。重视个性、自由和民主的英国人同样担忧焦虑。《卫报》的著名评论家西蒙·詹金斯撰写的《中国是考试工厂，为何英国却要效仿》称：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有活力的国家和有批判性精神的开放社会，强迫而机械的竞争教育无法引领学生有创造力、挑战力和幸福。将教育建立在考试之上是愚蠢的，它对英国政府却拥有致命吸引力的原因很简单：它让政府掌握了最简单的中央控制手段。这是对数字的独裁。中国正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英国没有。

 “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教育的理想是在东西方之间，双方取长补短。如马良所言：英国教育在以“自由快乐”为荣的同时，如何“保证成绩”；中国在以“保证成绩”为荣的同时，如何使教育“自由快乐”？当然，这仅仅是理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式教学”真的可以输出吗，如同英国教育部所希冀的那样？BBC节目其实已经提供了部分回答。片中那个跑步落后的英国学生的眼泪，击中了“中国式教学”的软肋。中国通行的给学生“贴标签”区别好学生和差生、给学生按分数排名、激励竞争的做法在英国是行不通的。中国老师的撒手锏——请家长来学校，也如同遇到魔障一般失灵。母亲说她的儿子必须喝茶，12小时不让喝茶事涉人权！由于事涉学生权利和教师权益，对学生的加时学习、教师的加班加点是不被允许的，势力强大的家长会和教师工会在旁边伺候着呢！这正是中国模式难以在欧美复制的深层原因。或许，只有教师培训制度以及狭义的教学技巧，例如“九九乘法表”之类是可以借鉴的。

毫无疑问，如同中国经济那样，中国教育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大量中国留学生进入了英美校园，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文化输出”。在中国学生最为集中的学校，“中国式教学”的成果已经蔚成大观，低头不语的学生、作弊和校园霸凌事件，使人认识了“中国式教学”的另一面。

三

对教学模式的讨论很快就进入了社会批判的层面。

伊顿公学前教务长奥利弗·克雷默评论认为英国在公办学校里实行低水平的快乐教育、放羊式的教育，在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的私立名校奉行的是与中国一样严格、刻苦的苦读教育；因而，快乐教育其本质“其实就是处于领导阶层的精英保持整个社会阶层稳定的手段”。克雷默同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从主观上，不分阶层，不分身份，不分贵贱。实际上是为所有的孩子提供了类似英国精英才能享受到的高质量基础教育”，“教育的结果可以因为天分而不一样，但是起点却是公平的，这就是教育平等”。他涉及两个重大问题：“快乐教育”是麻痹劳动人民的阴谋吗？中国教育比英国更公平吗？

……

四

认为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集中了权贵子女的私立学校，实行大一统的应试教育，因而中国教育比英国教育更为公平的评论，暴露了评论者对中国教育的无知。

与英国完全不同，中国的“贵族学校”存在于公办教育体制之中，教育分层主要是在公办教育系统内进行的，建立在由户籍制度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重点学校制度之上。认识中国教育公平的状况，必须更多依据农村教育的现实。据一项实证研究，对1980—2008年间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演变轨迹的考察，进入小学未进入初中的学生，93.1%为农村学生；进入初中未进入高中的学生中，78.6%为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未进入大学的学生，57.4%为农村学生。即教育阶段越低，被淘汰学生的城乡特征越明显，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越明显。高等教育机会是在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三次教育分流中积累形成的。将这三次入学机会相乘，可以发现总体上城市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学生的2.56倍，1999年扩招之前为2.28倍，扩招之后这一差距扩大到2.77倍。

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城市重点学校、城市普通学校、农村重点学校、农村普通学校的生源明显同质化，城乡二元、重点和非重点二元的学校制度，构成凝固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政府着力扶持的少数公办重点学校，学生主要来自社会优势阶层，成为研究性大学的主要生源地。有评论说英国7%的私立学校，占据了牛津、剑桥等大学50%以上的学位；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约在15%左右，其生源主要来自数以百计的重点学校。如果要类比的话或许可以这么说：不到5%的高中，占据了90%以上顶尖大学的学位！

说明教育公平状况的另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长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以及农民工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这两个总数达1个亿的弱势群体，其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仍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认为大一统的考试评价更为公平的观点，也是值得辨析的。统一考试固然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日益加大的社会差距之中，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正在贬值。面对具有更多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优势家庭的子女，农村学生越来越难以“公平竞争”，这就是近年来研究性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降低的原因。这种高难度的“拼时间、拼命”的应试训练，也迫使许多农村学生过早地退出了教育，初中阶段于是成为辍学高峰。所谓“读书无用论”的流行，实质是农村学生对“无用的教育”的“用脚投票”。由斯坦福大学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机构合作的“农村教育行动”（REAP）的调研，跟踪了西部地区25000名学生的入学信息：初一入学时以100人计，初三毕业时还有69人；高一入学时为46人，高三毕业时仅有37人。严酷的应试教育，追求标准答案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即便对禀赋优秀的城市学生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和青春浪费，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赴英美留学，是城市学生对“中国式教学”的“用脚投票”。

行文至此，美国《新闻周刊》“全球最好国家”的调查最新出炉。该杂志对全球100个国家在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经济竞争力等方面的综合幸福感进行排名，北欧国家整体居于前列，芬兰、瑞士和瑞典分列前三位，美国列第11位，中国居第59位。教育方面的评价主要是读写能力和学校平均教育时间等。芬兰名列第一，韩国96.72分，居第2位；中国教育得分为78.07，居61位。这恐怕是比PISA更为重要的评价。

教育不是竞技体育，也不是杂技训练。21世纪的学校不应成为教育工厂，不应以知识灌输为目标，不是为了生产统一规格的标准化产品，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资源。这些理念在中国已经成为共识，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宣示建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构建一种能够帮助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对以分数论成败的高考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应试教育弊端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理想和目标已经清晰，如何现实地改变教育，才是对中国教育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