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德国史:1918-2014(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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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1918-2014》第四版向学生介绍了20世纪德国历史的主要主题，追溯了1918年以来德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紧张局势。现在，该书已经完全更新，包括对欧元危机的新报道和对安吉拉·默克尔职位的审查。
由该领域一位学者撰写的新版《经典调查》，为新一代读者彻底更新概述了德国从*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三帝国及其后动荡的历史，考察了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性质和后果，从不稳定、分裂和统一的角度看待1918年至2014年的德国历史，对东德和西德历史进行了同等深度的考察。内容简洁、充实，是本科生学习的和普通读者了解德国通史的理想资源。

插图目录  1
地图目录  1
第四版序言  1
第三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1
致谢  1

章  德国历史导论　1 

部分  分裂的社会：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起源与特质　21 
第三章  民主的崩溃与希特勒的崛起　56 
第四章  一个民族共同体吗？1933—1939 年的国家、经济与社
会　82 
第五章  战争、种族灭绝与战败　119 

第二部分  分裂的国家：两个德国（1945—1990年）
第六章  占领与分裂（1945—1949 年）　173 
第七章  尘埃落定（1949—1961 年）　220 
第八章  变革与稳固（1961—1988 年）　255 
第九章  分道扬镳的两个社会　285 
第十章  政治与国家　316 
第十一章  政治异议与反对派　346 
第十二章  文化分殊与民族认同的纠葛　379 
第十三章  革命与战后时代的终结　415 

第三部分  分裂的世纪
第十四章  柏林共和国　453
第十五章  20 世纪德国的内部张力与变革　482 

英文参考文献　511 
索引　519 
译后记　611

作为一部介绍近现代德国历史的通史著作，本书追溯了自1918年以来德国的社会冲突、文化张力和政治动荡。作者玛丽·弗尔布鲁克从自我毁灭的魏玛共和国开始，引导读者依次经历了纳粹时期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和军事侵略、冷战时期两个分裂民族进行的别具一格的政治试验、共产主义东德的崩溃和两个德国于1990年的统一。不仅如此，《德国史1918—2014》还评述了冷战结束后的*事态，审视了仍存在于德国的内部分裂及其变化着的各种形态。通过这种全景式的历史追溯，作者为探索近现代德国内部的延续性与变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两种转变：1945—1989 年的两个德国
严格说来，1945 年并非如战后的某些辩护士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零起点”，德国历史在这个时刻成了一张白纸，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不过，在许多重要方面，这一年确实是德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意义要比1918 年从威廉皇帝的德国向民主的德国的转变还要深远。但是在这个转折点的两边，在结构、人事和政治文化方面确实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不过这些连续性的具体内容在两个德国有所不同。虽然有争议，但作者依然认为，作为关键性的解释因素，从那个时刻开始出现的某些强烈而显著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1989 年以前两个德国的相对稳定和长寿。至少可以找到四个相关因素：一是两个国家内部精英集团的结构和不同的精英集团之间的关系，二是两个德国的物质成功的性质和时机，三是不同政见的特征和涵义，四是变化着的国际体系。关于第四点，作者想借
用一句老话：后的并非是不重要的。大家都知道，魏玛共和国的某些精英的行为方式严重侵蚀了魏玛民主的生存能力。对于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那些人以及道德和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神父和牧师、作家和艺术家、左派和右派在内，在表达他们的反共和的或反资本主义的情绪的时候，都是直言不讳且能言善辩的；对于民主政治中“政党间的勾心斗角”，他们除了诋毁就是诽谤。军界领导人，特别是施莱歇尔，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推翻民主制度，用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国家来取而代之。工业界的某些集团也反对这个在他们看来有损其经济利益的制度。负债累累的大地主们则是在近乎疯狂地寻找一个能够特别关照他们的利益的政府。在第三帝国时期，这些精英们总的说来对这个本应激起他们的反对的制度抱以妥协和容忍的态度，容忍的方式包括沉默、思想移民或远走海外。某些精英既反对这个政权，其所处的独特地位又使他们能够发起有效的抵抗。然而，这些人的抵抗是局部的和孤立的，来得也太晚；其317力度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从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步。1945 年前德国精英们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录，往好里说也仅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1949 年以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这一年两个德国的建国到东德政权垮台的1989 年，不同的精英集团对所在国的政治制度的态度和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及这些态度所蕴含的政治意味，都与1945 年前截然不同。通过依次考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道德和教育领域精英们的表现，不难揭示这些差异。
很显然，在纳粹政权解体之后，两个德国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权力转移。作为新的政治精英集团，东德的共产党人决心垄断政权。在西德所发生的，更多地是在第三帝国时期郁郁不得志的前政客们的东山再起。这些人要么被第三帝国逐出政坛，要么扮演某种尚能为帝国所容忍的幕后角色。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科隆市的前市长康拉德·阿登纳。此人在当时处于半退休状态，在纳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声不吭地用栽培玫瑰来打发时光。可是，除了权力转移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在战后政治精英的发展方面，还出现了一些更有意思也更能引人注目的特征。经过50 年代的多次党内清洗，乌布利希有效地确保了他本人对一个比较团结的党的领导地位；到80 年代中期为止，昂纳克及其领导下的统一社会党也做到了这一点。只是在那以后，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挑战和他的继承人问题所共同激起的愈演愈烈的党内争论，才结束了昂纳克的好时光。在从60 年代初到80 年代中期这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社会党内的相对团结和宗派之争的消弭与波兰和捷克两国共产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无疑是该党得以长期保持其对东德的国家与社会的控制的一个主要因素。西德的政治精英为数众多，关于他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无论这些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民主制度。之所以如此，初主要缘于盟国所施加的种种约束，而阿登纳对前纳粹分子既往不咎的态度对此也功不可没，在他的领导下，前纳粹们大都被成功地整合进了新生的德国。
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军界精英们罪不可赦，他们扮演了暗中为害的角色。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的名声也不佳：既不团结，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往好里说也是暧昧的。而在战后的两个德国里，两支新建的想都不曾想过要破坏新的政治制度的根基或是制造政治不稳定。西德既处在国会的广泛控制之下，其建军原则又与传统迥异，因此至迟到70 年代，它业已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可能起到任何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东德一直是紧紧跟着共产党；这个国家也不曾有过抛开文官、实行军人统治的必要。波兰则不然，面对着因团结工会而引起的1980—1981 年的危机，它不得已选择了军人统治。在东德，党和的目标看来是完全一致的，在追求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两者的合作也是率的。
从1945—1946 年的土改和国有化开始，东德传统的经济精英，不论是农业方面的还是工商界的，都被逐渐但有效地消灭了。然而，在60 年代，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意义上，一种潜在的经济领域的“反精英集团”，即技术知识分子，逐渐崛起为统一社会党的可能的权力竞争者。这一趋势在新经济体制实行之后尤其显著。在这一体制下，管理专家和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有了更大的可能爬到高位，进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是，乌布利希一直很谨慎，以确保不让经济上的分权导致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削弱。与彼·克·鲁兹的断言正相反，统一社会党内并没有形成什么“制度化的反精英”，至于这个并不存在的集团对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的挑战，或对重大决策产生的强有力的影响，就更谈不上了。在昂纳克统治下的东德，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术专家背景的人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对党的忠诚始终居于比技术专长更重要的地位，后者的任务是为前者服务。西德的客观情况不一样，但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即政治制度的稳定。在1945 年这个历史的分水岭前后，经济界的精英们大都能够保住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组织被迅速重建并且逐渐适应了占领时期的新形势。在联邦共和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得以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能够通过议题广泛的压力集团和自己的组织对政策形成施加影响。他们也发现在联邦共和国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合作模式并非那么可怕，而是可以为己所用的。毫无疑问，同企业界的舆情变化一样，西德建国之初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对于确保西德的经济精英们逐渐接受议会民主政体、视其为有助于他们牟利的一个可行的政治形式，厥功甚伟。这一事实，与魏玛共和国相比，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德国的文化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分子及对于舆论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些重要人物的表现，在这里我们同样能够发现两德间的不同，但也都与1945 年前形成鲜明反差。到80 年代的时候，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与现实的暂时妥协，其形态看来已经完全成熟。不管西德的杰出知识分子对于西德国家的“压迫成性”、对于它不愿正视历史的怯懦和无耻，有过多少指责和非难，但其批判矛头所向，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现实中的民主与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民主之间的鸿沟；他们完全赞成扩大和深化民主，使其更加名副其实。在东欧国家中，东德文化知识分子的地位有点特别，这一特别之处在于，除本国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操相同语言的社会；如果他们的作品在本国发表不了，他们可以在那个社会或国度发表；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移民到那个国家，而不用担
319心去了以后没饭吃，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用母语写作。从执政当局的角度看，后面这一事实也并非没有好处：可以把它不喜欢的、总是喜欢唱反调的文人们驱逐出境，然后就让他们成为西德当局的中刺好了，因为能够令东德的权威主义官僚机器伤脑筋的人们，十有也不会喜欢那个资产阶级社会。终说来，除了个别死心塌地地为当局充当笔杆子、只会粗制滥造宣传品和应景之作的御用文人之外，在东德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多数文化知识分子对当局的态度是部分支持部分批判，总的说来以支持为主，因此他们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审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什么“反精英”。在西德，教会的领导人和对于舆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的人们，即大部分大中小学教师也倾向于积极支持民主制度。固然，在某些问题上，教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在徒内部，在人工流产、生育控制以及更广义的家庭伦理方面，这种意见的鸿沟尤其大。但双方的分歧与政治制度无关。这一点也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在东德，新教诸教会所面对的局势和问题要复杂和困难得多。50 年代，教会是受迫害的群体。但东德教徒逐渐地适应了变化了的环境，到70 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当局那里为自己挣得了一些东西：对他们的存在本身的有限度的接受，及对他们对东德社会做出的某些积极贡献的某种承认和尊重。可以断言，从70 年代后期到80 年代中期，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既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帮助了当局稳定政局的努力，同时也为政治异议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一个表达的
渠道，同时又对这些异议保持了一定的内部控制，为它们画了一条红线。不过，这一进程还是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同声音的扩散，并终形成了一股力量，这一力量对执政党的权威构成了一种很难对付的挑战。一旦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引发政权危机，要求改革的内部呼声就升级为一场人民革命，这场革命终宣告了东德的终结。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东德的道德精英转向东德的教育精英，就会发现一种简单得多的情景。总的说来，教育制度是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尽管也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麻烦，这个制度还算是

玛丽·弗尔布鲁克现为伦敦大学学院德国史教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系主任，曾任《德国史》杂志届编委会成员、英国德国史学会和英国科学院现代史学部。主要著作有：《奥斯维辛附近的小镇：普通纳粹党人与大屠杀》（2012年，获弗兰克尔奖）、《扭曲的生命：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与》（2011年）、《人民的国家：从希特勒到昂纳克的东德社会》（2005年）、《德国简史》（2004年第2版）、《史学理论》（2002年）、《两个德国之解读（1945－1990）》（2000年第2版）、《大屠杀之后的德意志民族认同》（1999年）、《专政的解析：东德内幕（1949－1989）》（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