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 [德]阿梅龙(Iwo Amelung)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

         店铺公告

  为保障消费者合理购买需求及公平交易机会，避免因非生活消费目的的购买货囤积商品，抬价转售等违法行为发生，店铺有权对异常订单不发货且不进行赔付。异常订单：包括但不限于相同用户ID批量下单，同一用户（指不同用户ID，存在相同/临近/虚构收货地址，或相同联系号码，收件人，同账户付款人等情形的）批量下单（一次性大于5本），以及其他非消费目的的交易订单。

温馨提示：请务必当着快递员面开箱验货，如发现破损，请立即拍照拒收，如验货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在线客服处理，（如开箱验货时发现破损，所产生运费由我司承担，一经签收即为货物完好，如果您未开箱验货，一切损失就需要由买家承担，所以请买家一定要仔细验货），

关于退货运费：对于下单后且物流已发货货品在途的状态下，原则上均不接受退货申请，如顾客原因退货需要承担来回运费，如因产品质量问题（非破损问题）可在签收后，联系在线客服。

  本店存在书、古旧书、收藏书、二手书等特殊商品，因受采购成本限制,可能高于定价销售，明码标价，介意者勿拍!

1.书籍因稀缺可能导致售价高于定价,图书实际定价参见下方详情内基本信息,请买家看清楚且明确后再拍，避免价格争议!

2.店铺无纸质均开具电子，请联系客服开具电子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开阔的跨学科取径为讨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整合了科学技术史与环境史的方法，融入历史编纂学的角度，以期超越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通过这种方式，本书也尝试从“个人”“集体”或“专业的”“国家的”层面，对确立“历史真实”与身份定位所必需的建构性叙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见解。由此，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与普及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讨论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历史编纂学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功能。  

全书目录

自序／i

黄河研究

19世纪后期山东黄河流域的环境动态／003

“黄河”在德国／019

科学史与科学史学史

炼丹术与“中国科学”传统的建构／049

重与力:晚清中国对西方力学的接纳／069

命名物理学：晚清勾画一种近代科学领域轮廓的努力／104

望远镜与西方光学在中国／130

现代化国家的新地图：西方制图知识及其在19至20世纪中国的应用／147

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术语问题的观察／184

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史学／207

“科学”及其本土化——以民国为视角／229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

晚清百科全书、《新学备纂》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系／251

国债概念的接受和中国早期发行的国内公债／274

晚清科举制度与西学东渐／291

论借用的进程：东亚的“福利”和“文化遗产”／316

德国汉学

德国汉学：起源、历史演变和现状／347

一个旅行的理论与挑战——《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导言／359

参考文献／367

索引／415

作者简介

阿梅龙（Iwo Amelung），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文化与语言系汉学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明清以降的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著有Der Gelbe Fluss in Shandong (1851-1911) : überschwemmungskatastrophen und ihre Bew?ltigung im China der sp?ten Qing-Zeit （《山东黄河：晚清洪灾治理》），编有《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等论文集。  

本书自序

    20世纪80年代，当我对中国历史发生兴趣时，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是被归于“汉学”这一学科之下的。在当时，“汉学”基本上首先意味着要处理中国文献，特别是那些以文言文书写的中国文献。

    这一学术取向当然有它巨大的价值。作为其开拓者，法国汉学家在这个领域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成就显然又受惠于一些基本假设，即被萨义德尖锐而准确地描述为“东方主义”的那些假设——中华文明是恒定的，经典典籍是本质化的，中国是不适应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无用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洲，有人试图将所谓“中国学”变为“区域研究”，就像美国的哈佛大学所做的那样。这主要意味着，传统的由文献研究主导的汉学将要引入“社会科学”的视角，而这一视角几乎完全是专注于当代发展的。

    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不管人们认为什么时候才是中国近代的起点——在汉学研究中仍处于极不重要的位置。当然，德国曾有过研究中国历史的传统——只要想想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研究就知道了。但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这个传统在战后德国并没有真正延续下来。一部分原因是在1933年至1945年间的纳粹时期，许多德国汉学家都移民了。

    当时的汉学家如果要处理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会使用整理及编订好的资料集，如二十四史、通鉴、会典等，很少会在史料方面做得更为深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做不到，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只收藏于极小的“汉学研究所”资料室（那往往仅是一到两个小小的房间），资料条件有限而难称完善。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同样也难以得见，于是欧洲（包括德国）的中国史研究便很少受其正面影响，因而进步缓慢。尽管欧洲有伟大的汉学研究传统，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的中国历史研究开始落后于美国，这一点已经日益明显了，更不必谈与日本或中国台湾相比了。这不仅是就成果数量而言，在质量上，尤其是在发现和使用新材料上也是如此。

    虽然我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下是被当作汉学家来培养的，但是我很早就把自己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受美国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我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当从波恩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开始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寻找值得研究的选题。这并不容易，因为在这个领域，德国国内显然缺少专家，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为我提供必要的指导。最后，我的兴趣集中到了关于中国的黄河改道问题上，尤其是1855年的铜瓦厢决堤。在当时，这一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包括《剑桥中国晚清史》在内，对于黄河最后一次改道的确切日期在事实厘清方面存在十分矛盾之处。

    第二，像黄河干流改道这样的事件，一定会对相关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在我处理的个案中，这个区域是山东省。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系统地从事这样一项研究而去寻找必要的资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在已出版的文献中，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如受洪水影响的人口数）也很难找到。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论文在最初阶段受惠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者关于清末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及他们为此所搜集的史料。90年代，当我在北京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也拥有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的“特权”。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些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更侧重于行政及技术方面，而不是我最初感兴趣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我仍在博士论文里处理了一些与社会经济史有关的问题，也引入了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腹地的建构》一书中所提出的假说（彭慕兰此书同样从某个角度讨论了19世纪晚期的山东）。但到论文的最后，我的研究却更接近于伊懋可（Mark Elvin）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重视的环境史研究路径。

    本书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正是应用了这些环境史研究方法，并尝试强调由1855年黄河改道所带来的环境变化。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从事关于黄河方面的研究时，并不了解复旦大学的董龙凯同样在研究相似的问题，并在许多方面得出了与我相似的结论。

    关于黄河的研究也使我初次接触了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内容。在调查了中国丰富的水利学历史资料后，我注意到有不少中国水利工程师都对历史上的水利活动发生过很大兴趣。实际上，正是他们的工作为西方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对弗莱塞尔（Klaus Flessel）而言，当然还有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作为一个德国人，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1920年至1930年间，德国有两篇关于中国水利工程的博士论文是由中国学生完成的。我开始注意到，中德间的文化交流正是1920年至1930年间中德两国顶尖水利工程师们在黄河控制方面得以紧密合作的背景。本书的第二篇文章便是关于这种非凡的紧密合作的，其中包括了大规模的模型测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时的历史研究所忽视的。

    在黄河研究的基础上，我展开了关于晚清术语、概念变迁问题的研究，这使我得以更切近地接触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与郎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顾有信（Joachim Kurtz）教授共同组织了一项有关中国现代社会与自然科学术语发展的研究项目。作为这一项目的成员，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兴趣日益增加。细致考察中国现代科技术语的形成问题是极为有趣的，我发现其中特别吸引人的部分是，中国现代科学语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关于中国科学各学科历史发展的叙事方式有关。因此，概念上的改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系统研究术语的发展来理解，这也直接关系到重新分类和建立学科身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全汉昇已经在他1935年发表的关于“西学中源”说的经典论文中提到这一点。术语研究以及得到极大改善的资料条件，都使得人们对上述问题做出整体性评价成为可能。于是，我便将术语与概念问题置于有关各学科在近代兴起的整体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致力于“解构”的努力。我们必须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中国的科学史与19世纪中叶以来其对西方学科知识的接受及调适发生联系。中国的科学史，如光学史或物理学史，只有回溯到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初次接触西方优越性的时段，研究者才能充分理解其含义。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优越性的基础是西方的科学知识。

   最近25年以来，清朝末期概念及思想变化的重要性得到了人们的理解，成了重要的研究焦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少历史学家关注与意识形态、社会思想及历史编纂学有关的问题。当然，国族认同问题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对于科学史编纂在近代中国国族身份认同问题上所起的主要作用，现有研究几乎鲜有涉及。我在不少文章中都处理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两篇收在了这本书中。在我看来，必须再次认识到，在何种程度上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编纂与中西方及日本学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德间为纠正黄河改道所进行的合作，同样也必须被视为一种合作。最终主宰中国人有关科学历史发展看法的各块七巧板，以极为复杂的形式组合在了一起。

只有当近些年大量史料变得可资利用，比如像《竺可桢日记》这样的日记出版，并且档案史料开放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理解这一问题在联络人际网络方面的错综复杂之处。这些纷繁难懂的问题往往隐藏在中外科学技术史的经典著作之中。

    虽然，否认中国科技史学者开拓性研究的重要性是不恰当的，例如李俨（1892～1962）和钱宝琮（1892～1974），尤其是西方的李约瑟，但我仍认为应不断质疑这一外来范式的有效性。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那些更易于获得新资料的领域尤为重要，因为新资料将允许及迫使我们更为细致地去质疑一些基本的假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研究地图测绘问题。早在我写有关黄河研究的论文时，就开始怀疑一个流传颇广的出自李约瑟的假设——是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极大地促进了地图测绘在中国的发展。目前可以找到的有关黄河及水利工程的地图与图表，使我们得以用极为不同的视角去审视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指出负责河工的中国官员注意到那些在中国能获得的西方地图的时间，而正是他们在推进着中国地图测绘技术的现代化。正如其他领域的情况那样，在地图测绘方面，翻译、传播及调适性地应用西方知识也同样至关重要。由于采用新的测量技术将带来有形的具体结果，即地图，因此在地图测绘领域能清楚地看到最新的西方知识是如何被调适与应用的。或者换句话说，地图测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有可能超越知识传播的视角，从而更好地去理解从日本及西方传来的新知识是如何被应用于中国的。我也试着从相同的角度去讨论晚清政府第一次发行公债，相较于地图测绘来说，这一实践远不算太成功。

    西方知识在晚清中国的普及与应用，同样也是我有关科举考试制度的论文背后的主导问题意识。尽管有关西方知识是如何在中国传播渗透的历史图景已经日益清晰起来，并且受惠于沈国威这样的学者，我们在理解复杂的术语问题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关于得到的知识是如何被应用的，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于社会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尤其是没有应用丰富的策论材料。在有关改制后科举考试的研究方面，情况也是一样，我在讨论百科全书的文章中处理了这一问题。

    作为历史学者，我不认同历史学可以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假设。只有通过理解历史发展，人们才有可能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状况。毫无疑问，历史与历史经验总是被用于现实诉求和当下行为的合法化解释以及应付敌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历史不断被重新书写，同样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历史在“建构”方面的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因此，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应当要求自己时时致力于“解构”工作，并且帮助人们剖析那些依据想象所做的未经证明的结论。对我个人而言，成为研究19至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学者，其中最令人感到满意的地方正不断地明确起来——即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中国当时已经被人类普遍历史所形塑，并同时形塑着人类的普遍历史。活跃于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家们有着令人惊讶的世界主义特征，并且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态度同样能在历史研究中找到它的影响。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许多方面，只有在中外历史学者合作进行的历史研究中才能被充分地理解，因此我希望本书能对此有所贡献。在此，我要感谢章清教授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使我的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我还要特别感谢孙青教授不辞劳苦的工作，她使本书最终得以出版。

（孙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