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国变 精装版 马勇讲史 马勇 新星出版社 中国史 9787513323567

小引

第一章 义和团起山东

 失去土地的农民

 秘密社会悄然复兴

 政府的态度：有限的镇压

 不到三月遍地红

第二章 谁制造了华北大乱

 卜克斯事件

 剿抚之间的摇摆

 五国公使联盟

 义和团北上京津

 樊国梁的一封来信

 使馆卫队要进京

第三章 走向对抗

 动荡在加剧

 联军在集结

 主抚派暂占上风

 无能的西摩

 公使们的恐惧

 招安是否可行？

第四章 不宣而战与宣而不战

 联军回撤

 不宣而战：大沽失陷

 所谓“归政照会”与太后的心结

 宣战诏书的真实含义

第五章 围而不攻的战争

 克林德之死

 时间差带来的误会

 孤岛囚徒

 炮打西什库

 重建信任

 互信再遭破坏

 善意被误解

第六章 东南互保：莫名其妙的和平

 保境安民：方面大员的忧虑

 所谓“伪诏”：一个奇怪的借口

 大战中的局部和平

第七章 被撩拨的帝王情结

 以“勤王”的名义

 章太炎的期待

 孙中山的愿景

 唐才常：从自立到他立

 张之洞：帝王意识一闪念

第八章 大局糜烂与趁火打劫

 太原惨案：诱杀在巡抚衙门

 保定总督府的恐怖疑云

 阴霾笼罩牛庄

 天津失陷

 一个趁火打劫的典型：以开平煤矿为例

第九章 向北京挺进

 联军增兵

 联军统帅之争

 挺进北京

第十章 中国在哭泣

 两宫“西幸”

 帝都在呻吟

 艰难的议和

《国变(精)/马勇讲史》详尽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八国联军入京原因。慈禧是错信神拳惹尴尬，还是被人利用遭国变？义和团是刀枪不入御外敌，还是装神弄鬼真愚昧？八国联军是为保使馆被逼入京，还是预谋已久瓜分中国？本书将为您揭晓答案。

马勇，1956年生，安徽滩溪人。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特聘或兼职教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晚清笔记》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传记，另有论文百余篇。

第一章 义和团起山东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发展，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民众备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山东又首当其冲，成为英、日、德等强国垂涎欲滴的一块肥肉和反复争夺的战场。待到1897年底，德国出兵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出让，遂将胶州湾建成自己的军事基地，将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失去土地的农民

德国人将山东划为自己的殖民地，破坏了远东均势，俄国人不干了，乘机索要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从而使俄国军事力量能够通过东三省直达太平洋。

俄国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英国人又觉得吃亏了，觉得远东格局被德国、俄国打破了，于是英国人乘机索要威海卫作为补偿，以此与俄国人抗衡。

威海卫此时尚在日本的占领下，英日两国经过一系列秘密谈判达成谅解，英国人也如愿以偿。

于是，山东在甲午战后几年间，实际上被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瓜分占领，山东民众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受尽煎熬。

下层民众当然不知道甲午战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山东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知道，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巨变后，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就此消亡，当然最不甘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随着这些外国人逐步下降，甚至到了难以为继濒临死亡的困境，民族主义情绪在山东油然而生。

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着非常具体的政治背景和利益指向。自《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市场开始向外部世界开放，新兴市场的价格洼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成本，都在吸引着外国投资者。国际巨资不需要中国提供怎样的实质性担保，它们争先恐后涌入中国，攫取巨额利润。

外国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促动了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促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增长。然而，超常规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心城市开始成型，经济网络开始布局。与此相伴的是，失业人口，特别是随着经济大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人口也都有所增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成为历史的记忆，动荡不安，朝不保夕，成为转型期中国民众必须承受的心理压力。

下层民众并没有上层社会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他们是最实际的自然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向西方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同步，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知道几十年前五口通商了，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洋货和生活上的便利，洋火总比打火石来得方便和实用，洋布总比土布光鲜和耐用，洋油总比松脂光亮和持久。这些变化使他们并不觉得洋人可恶。相反，那些传教士不辞辛苦深入中国内地和边远乡村，为缺医少药愚昧落后的村民带来了外部信息和近代文明，他们对洋人反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近感。

然而，甲午战后随着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生蔓延。特别是随着洋货无节制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自沿江沿海向内地无止境崛起，民间生存状况较之战前进一步恶化。下层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政府无能的同时，也感受到可能与那些洋人有关。洋人来之前，他们处在均贫状态，我穷，你也富不到哪里。现在不一样了，最先紧随洋人捞到第一桶金的那些假洋鬼子富裕了，而更多的人则因为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日趋贫困。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于慢慢对准了传教士和那些所谓“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说，他们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甲午战前，大多数传教士做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但到了甲午战后，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比如被罗马教廷批准归德国保护的圣言会的中国主教安治泰，就是具有浓厚的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的宗教徒。在他的领导下，圣言会不惜与中国传统文化正面冲突，竭力向孔孟故里曲阜、邹城等地扩张，导致山东境内频繁的教案冲突。

P1-3

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首度集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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