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文化的焦虑:朱大可守望书系 神话 审判 乌托邦 先知 时光 文化批评领域中具代表性的作品中华文化文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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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焦虑：朱大可守望书系
	定价	179.00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版次	1
	出版时间	2015年07月
	开本	16开
	作者	朱大可
	装帧	平装-胶订
	页数
	字数
	ISBN编码	9787506082617

《文化的焦虑：朱大可守望书系》收录了朱大可在文化批评领域中Z具代表性的作品。“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守望’书系，可以说是篇篇精彩、页页精彩”，雷颐如是说。

北岛、刘军宁、张鸣、雷颐、高全喜、余世存、任剑涛、解玺璋、叶匡政  倾情推荐！

中国文化二十年撒娇史鉴 作者附记：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我对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界定，它WQ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Z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趁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低贱肮脏的排泄物）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密匙。 这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相同的，那J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暴力美学的长征，轿夫之歌也受到人们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嚎叫。 但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Z终还是卸下了流氓面具。 中国文化二十年撒娇史鉴


作者附记：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我对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界定，它WQ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Z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趁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低贱肮脏的排泄物）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密匙。

这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相同的，那J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暴力美学的长征，轿夫之歌也受到人们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嚎叫。

但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Z终还是卸下了流氓面具。

真正接管并支配流行趣味的是王朔小说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暧昧，但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QW，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Z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Z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的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讥，嘲笑知识分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受虐的精英主义

Z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的修辞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像与人民镜像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形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J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的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在其后的“反思文学”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

张贤亮的小说《牧马人》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又KQ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对“母亲”的热爱和坚贞。这正是当时Z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受虐伦理长期被视作“真善美”的重要尺度，它借助一个自虐的劳改犯的独白，发出对犯了错的祖GM亲的盛大赞美。ZM导演谢晋将其改编并拍摄成了电影《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

个人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饱尝政治风暴的打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20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各种头衔所笼罩，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

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国学”和“国术”的领域。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在整个知识界，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SC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的主流。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精英行进在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色”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愈发可疑。

在灰色学术面具的掩护下，1993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中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利的信念。但这场简陋的学术纹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思想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和“知识长官”。

大讨论的一个副作用，J是知识精英界“左”与“右”的话语分裂。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QQ性左翼思潮的分支，从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展开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构。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海外反对派的悲壮角色。

这时，“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那个时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象工程。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为疏离主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和李九莲等，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自立-反叛”的悲壮命运。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既传达出知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

“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洪流。这场运动Z初受激励于“太平盛世”的夸张图画，而后则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近百年前，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KS长，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ZY的榜样。

QQ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JD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他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JD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和本乡主义的双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青”放弃了GJGR的人类道德基准（如“日内瓦公约”中的法理约定），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普遍的幸灾乐祸，网络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定是正义的。这是JD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所有GJ冲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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