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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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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启蒙时代 : 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 |
| 作 者： | [美] 彼得·盖伊（Peter Gay） 著，刘北成，王皖强 译 |
| 定价： | 268.00 |
| ISBN号： | 9787208157491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32开 |
| 装帧： | 精装 |
| 出版日期： | 2019-07-01 |
| 编辑推荐 |
|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 关于18世纪西方启蒙时代的经典著作。启蒙运动是盖伊一生研究的用力之所在，此书出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也奠定了盖伊史学巨擘的地位，《启蒙时代》经典名著的地位，在当代同类研究中无人能出其右，是全面认识“启蒙”的可靠桥梁。 ★可读性强。《启蒙时代》不仅具备学术研究的严谨，而且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在巨大的体量之下，是生动灵巧的叙述和对大量史料游刃有余的掌控。 ★ 了解历史才能预知未来。这本书所描述的，是当代社会的诞生。当现代人在讨论自由、平等、民主等种种概念，以及建基其上的社会制度的优劣时，人们需要了解当下源自怎样的过往，才能有更清晰的思考和更理性的选择，以及更具建设性的意见。这不仅对知识分子有效，对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皆是如此。 |
| 内容介绍 |
|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观念，推动历史改辙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 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自由”是这个时代的纲领，它让人倍感欣喜：光荣的独立前景和大展宏图的无限机会向所有人敞开了。 人类有史以来将自信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各个阶层的人们自信满满，开始相信理性和行动的力量。启蒙哲人们着手设计了各种改造秩序的方案——社会、伦理、科学、艺术、政治、教育…… 就此，挥别古老的过去，今日世界在他们手中诞生。 历史如何在自由观念的冲击下改头换面？个人如何在启蒙精神的照耀下主宰命运？现代史学巨擘彼得·盖伊，为我们娓娓道来。 |
| 作者介绍 |
| 彼得·盖伊（Peter Gay），德裔美国史学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1923年生于柏林，后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此任教。他著作等身，研究主题广泛，涉及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等诸多社会文化史领域。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金奖等重要奖项。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的《启蒙时代》至今依然是关于启蒙的之作。 |
| 目录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18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联盟。这些启蒙哲人构成了一个喧闹的大合唱。他们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令人惊讶的不是那偶尔的噪杂，而是整体上的和谐。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 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1784年，当启蒙运动已经基本大功告成之时，康德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定义： 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还给启蒙运动提出了一句口号： 敢于认识，亦即，要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要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因为康德只是表达了其他人在论辩中一直提示的观点），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 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对这一声明的同气相求，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统一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这个哲学联盟的一个标志乃是启蒙哲人们在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各持己见。联盟有时也因此陷入危机。少数—非常少的—启蒙哲人对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抱残守缺，另一些启蒙哲人则斗胆转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些人始终对王权忠心耿耿，激进者则发展了民主理想。法国人在反对教会和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争中，在反对“迷信”的论战中获取快乐，英国的文人则对本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比较满意。德国的启蒙学者比较孤独而无力，几乎完全回避政治。德国的才子作家、物理学家和怀疑论者格奥尔格· 克里斯托夫· 利希滕贝格在笔记本中私下写道：“至少在德意志，一种沉重的税负堵在启蒙运动的窗口上。”在那些接触到新思想的意大利邦国，尤其是在伦巴底和托斯卡纳，改革者在公众中拥有一批赞赏者，而且在愿意聆听的当权者中也能获得同情。英国人已经经历过革命，法国人正在为革命创造条件，德国人还没有可能去梦想革命，意大利人则正在借助国家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因此，政治经验的多样性使得启蒙运动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支；启蒙哲人既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方阵，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学派。如果说他们组成了什么，那也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家族。 如果说启蒙哲人是一个家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喧闹的家族。他们是战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但是，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Zui 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他们彼此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枪舌剑，毫不客气。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指责—天真的乐观主义、傲慢的理性主义、非哲学的哲学化—Zui 初都是出自他们彼此之间的攻讦。甚至有些从那时就开始流传的误解也是出自启蒙哲人： 伏尔泰制造了所谓卢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谣言，狄德罗和维兰德重复了这种说法；休谟和另外一些人是Zui 早把伏尔泰的优雅机智误解为玩世不恭的。 让他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的是，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的氛围搞得极其紧张： 朋友关系都很情绪化，争吵时惊天动地，和解时涕泗横流，私事炒得沸沸扬扬。狄德罗除了对卢梭外，对其他人的缺点都很大度，但是他很难原谅达朗贝尔在与他合编《百科全书》时因谨慎而临阵逃脱。伏尔泰Zui 喜欢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却对狄德罗表示了让人不舒服的、莫名其妙的敬意，参与他本人其实不以为然的《百科全书》；狄德罗则对这个时代的文坛霸主报以蹩脚的颂扬。狄德罗在给索菲· 沃兰*的信中赞美伏尔泰，但是说他行为古怪：“有人把一页纸给他看，上面有日内瓦公民卢梭刚刚胡乱写成的攻击他的内容。他勃然大怒，大发雷霆，把卢梭称作恶棍；他巴不得有人把这个卑劣的家伙打死。当场有人说：‘看看，我敢说，今天、明天或后天，他会求你收容他。你打算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伏尔泰咬牙切齿地回答，‘我该怎么办？我会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进入我的房间，然后对他说： 看吧，这是我的床，这幢房子里的床，躺在那里睡觉吧，后半生就睡在那里吧，祝你快乐。’”故事有趣，但绵里藏针。狄德罗欣赏伏尔泰的作品和仁慈大度，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绝不信任他。直到1778年，他们两人才见面，当时伏尔泰返回巴黎，不久就故去了。至于德意志人的同道，例如莱辛，他们与法国人保持一种疏远的、得体的、有点让人不太愉快的关系： 他们崇拜法国人，但心怀嫉妒，敬而远之。卢梭Zui 初受到所有人的追捧，然后他拒斥所有的人，也遭到所有人的拒斥，甚至遭到大卫· 休谟的拒斥。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 启蒙家族这个比喻不是我的发明。启蒙哲人们就这样说。他们自称是一个“小团体”（petite troupe），有共同效忠的事业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意识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吵： 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有些Zui 难听的指责只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一旦变得公开，通常会用于大量的客套言辞来加以粉饰。此外，外界的骚扰或对骚扰的担心也驱使启蒙哲人们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忘掉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要得知一本书被查禁焚毁、一个激进作者被投入监狱、一段异端文字被审查删除，那就够了。他们就会聚集队伍，爱挑事的官员就得面对一场突然的战斗： 与伏尔泰歇斯底里地号召团结相比，1758年爱尔维修发表《论精神》引发的风暴，翌年对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查禁，更能把启蒙哲人变成一党。那些试图摧毁这一运动的批评者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57年，报人弗雷隆向书报检查主管马尔泽布指控狄德罗是“一个大团伙的头目，他掌管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社团。这伙人每天都在用阴谋诡计来发展壮大自己”。但是马尔泽布依然尽其所能地保护启蒙哲人。一个名叫帕里索的报人，为人精明，政治嗅觉灵敏，但品味较差。他在1760年写了一部名为《哲人们》（Les philosophes）的二流喜剧，嘲笑卢梭，说他是一个近乎猿猴的野人，奚落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杜克洛，说他们是一帮无原则的伪君子，用精心的谋划来剥削社交界那些轻浮盲从的女士。帕里索肯定地说：“尽人皆知，这些哲学大腕有一个攻守同盟。”很显然，这种攻击奈何不了这些大腕。贺拉斯·沃波尔不喜欢这些人，他在1765年来到巴黎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一小伙人。他在给托马斯· 格雷的信中写道：“哲人们是一些信口开河、肤浅而又傲慢的狂热分子。他们不停地说教……” 沃波尔的刻画过于情绪化，有失公允。实际上，启蒙哲人比那些狂热的传道者更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伏尔泰很高兴地承认，尽管无神论误入歧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一个有许多个霍尔巴赫的世界会是很惬意的，远远比一个充满基督徒的世界更惬意；霍尔巴赫对伏尔泰提倡的自然神论并不看好，但也投桃报李地表示敬意。当然，有一个事情差点打碎了启蒙运动的团结，那就是启蒙哲人们对卢梭的迫害。但是这些迫害者并不这样看。他们为自己的粗暴进行辩护，说卢梭自行脱离这个家族，是Zui 不齿的人，是启蒙哲人的逃兵。1762年7月，就在卢梭的《爱弥儿》遭到查禁和焚毁不久，狄德罗在给索菲· 沃兰的信中写道：“不，我亲爱的，不，卢梭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后果的。他有热烈的拥护者。他用说启蒙哲人的坏话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仇恨远远大于他们对上帝的爱，所以卢梭把基督拖进污泥里，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关宏旨了。只要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就行。他们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他们确信，我们阵营的逃兵迟早会加入他们的阵营。”不过，启蒙哲人之间的论争通常采用伏尔泰评说霍尔巴赫时的那种口气，而不采用狄德罗评说卢梭时的腔调。狄德罗在这封信中用“我们”来对抗“他们”，使用军事比喻，对反对派怀有刻骨仇恨；这种修辞方式也暴露了18世纪60年代启蒙人士表面上信心十足并团结一致，内心却焦虑不安的事实。 那时，启蒙运动成了在一面旗帜引导下的一支军队，有一个大型的核心军团，有左翼和右翼，有勇敢的侦察兵，也有差劲的掉队者。启蒙运动还征募士兵，那些人并不自称是启蒙哲人，但他们是这些启蒙哲人的师友或门徒。这个启蒙家族聚在一起，缘于政治策略的需要、教会和国家的敌意以及文人争取提高声望和增加收入的斗争。但是，启蒙哲人之间的凝聚力有更深的根源。在策略同盟和私人友谊背后，是一种共同的经验使他们去建构一种融贯的哲学。这种经验—给各个启蒙哲人打上的标记深浅不同，但给他们全体都打上了标记—就是他们对古代的追慕、他们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这种辩证关系界定了启蒙哲人，使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开明人士迥然有别：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利用自己的古典学问来摆脱基督教遗产对他们的束缚，接着，在与古人打过交道后，又转向一种现代世界观念。启蒙运动乃是古典主义、对宗教的亵渎以及科学三者的变幻混合；启蒙哲人可以说是现代的异教徒。 2 把启蒙运动称作异教运动，就会使人联想到Zui 欢快无忌的性爱放纵： 一个阳光灿烂的懒洋洋的夏日午后，那些伴着靡靡之音而翩翩起舞的半羊人和仙女们以及那些色情的绘画，尤其是弗朗索瓦· 布歇的绘画。这种想像也包含着一些真实： 启蒙哲人主张对感官享受给予正面的评价，对禁欲苦修则侧目而视。但是，这些人虽然鼓吹放浪形骸，自己却绝不是声色犬马之徒，他们的行为方式比起他们的言论要节制得多。卢梭似乎有永不知足的受虐癖好；休谟在法国有过风流韵事；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年轻时“与一些下层女人私通”，还有一个私生子；狄德罗为一个情人写了一部情色小说，风格也是投其所好；拉美特利是一个饕餮之人，在普鲁士宫廷吃了一个腐坏的野味饼而死掉，9于是传出一个笑谈，说他把自己吃了；伏尔泰与他的外甥女有一段热烈而持久的恋情—这是18世纪少有的掩饰得的秘密之一。但是，这个零零落落的清单差不多涵盖了关于启蒙运动的所有色情流言。一般而言，启蒙哲人都努力工作—实际上也在制造对工作的崇拜—饮食也很节制，享受情感忠诚的快乐，只是很少与自己的妻子同甘共苦。当狄德罗在中年遇到情妇索菲·沃兰时，他找到了自己毕生的挚爱。他蔑视妓女和“荡妇”—这是他的通信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并不是缘于对性病的恐惧，而是涉及是否愉快地承担责任，是否一个自由男人自愿接受束缚。大卫· 休谟在1763年确认，法国“文人”都是“通达文雅之士，彼此之间完全或几乎完全和睦相处，在道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启蒙哲人是一个团结坚定、令人尊敬的革命者群体，他们身负使命，不能懈怠。 因此，在把启蒙运动说成是异教运动时，我不是指那种感官享受，而是指启蒙运动与古典思想的亲密关系。除了“异教”，另有几个词—奥古斯都时代、“古典的”和人文主义—也被用做标签来表示这种亲密关系，但它们都限于特定的联想： 它们能够揭示启蒙运动的某些局部，而不是全部。“奥古斯都时代”提示了公元1世纪和公元18世纪之间的联系，两个文学繁盛、风尚优雅、政治腐败时代的相似。“古典的”让人想到古罗马的庙宇、西塞罗的庄重以及希腊的神话都在法国有了对应物。“人文主义”则让人想到文艺复兴的学术对启蒙运动的影响，10以及把人置于万物中心的哲学。但是，我认为这些词汇哪一个也不足以涵盖启蒙运动。它们让人隐隐地感到某种地方主义和情感的贫弱：“奥古斯都时代”用于形容18世纪上半叶的大不列颠是比较合适的；“古典的”用来表示一种高贵而造作的风格，表示对古典事物的偏好；“人文主义”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逐渐意指一种文质彬彬的修养。启蒙运动比这些词汇的意指更丰富，也更激进： 狄德罗的戏剧、伏尔泰的小说、休谟的认识论、莱辛的论辩、康德的批判—所有这些都属于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都漏过了这些术语的网眼。 3 对于沃波尔和帕里索乃至后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启蒙哲人”通常指的是法国人。其实，“启蒙哲人”是用于表示一种国际类型的法文词。我在本书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诚然，这个词就应该出自法文，因为启蒙运动与现有体制在法国的冲突Zui 具有戏剧性： 在18世纪的法国，权力的滥用十分显眼，很容易招致Zui 尖锐的批判，而压迫机器比较无能，使得批评者有足够的应对空间。由此，法国就培育了从那时起被称作“启蒙哲人”的那类人： 这是一些能说会道、高谈阔论而又善于交际的世俗文人。法国的启蒙哲人Zui 有战斗精神，也是Zui 纯正的典型。 此外，巴黎是启蒙运动的总部，法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各国的启蒙哲人都是法国作家的公开拥趸。在那不勒斯，激进的法律改革者加埃塔诺· 菲兰杰里承认，在撰写《立法的科学》时，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启示。贝卡里亚是菲兰杰里在米兰的同道，他曾经告诉自己著作的法国译者莫雷莱，说他“转向哲学”是受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影响，达朗贝尔、狄德罗、11爱尔维修、布丰以及休谟的著作是他每天以及“在夜阑人静时”的“书”。休谟和吉本认为自己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孟德斯鸠著作的惊喜发现和贪婪阅读。亚当· 弗格森和卢梭也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解主要归功于孟德斯鸠。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写的前言在苏格兰和欧洲大陆广为流传。亚当· 斯密本人不属于重农学派，但在1764—1766年留居法国期间，他从重农学派那里获益不浅。边沁的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爱尔维修。康德承认是因为阅读了卢梭的著作而懂得了对普通人的尊重。伏尔泰为法国司法制度的受害者鸣冤叫屈，对l’infame（败类）大加讨伐，由此在全欧洲引起共鸣。莱辛奋起抨击高乃伊、拉辛和伏尔泰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他使用的武器却出自狄德罗。此外，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像俄国的叶卡捷林娜和普鲁士的腓特烈这样的君主也必须密切注意这场运动，尽管他们的政策很少源于这场运动的理想，但他们仍不断地宣称自己获益于法国的榜样。 然而，虽然巴黎是现代的雅典、欧洲的导师，但它也是一个学生。法国的启蒙哲人是伟大的普及者，他们用优雅的语言传播了英国自然哲学和荷兰医学的成就。早在1706年，沙夫茨伯里勋爵在给让· 勒克莱尔的信中就写道：“有一股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尤其照耀着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自由的国度，整个欧洲的事情都转而依赖它们。”沙夫茨伯里本人就积极乐观、注重现实、喜好风雅，甚至持有一种阴柔的柏拉图主义。他的思想对读者有极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年轻时期的狄德罗、摩西· 门德尔松、维兰德、康德以及托马斯· 杰斐逊。这些读者都在探寻一种不像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对此岸世界那么敌视的自然哲学。启蒙运动的宣传家们是法国人，但其守护神和先驱是英国人： 培根、牛顿和洛克12在欧洲大陆就具有这种显赫的名望，以至于遮蔽了类似笛卡尔或丰特奈尔之流的革命性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把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思想说成出自英国的学者，这不仅逐渐成为一种实用的策略，而且还令人肃然起敬。有一篇名为《论俄国的学术》的文章（可能出自格里姆的手笔）告诉我们，自从“文学复兴”以来，在新教国家而不是在天主教国家就已经产生了启蒙运动：“如果没有英国人，法国的理性和哲学可能会停留在Zui 粗鄙的幼稚状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两位法国的开路先锋“乃是英国哲学家和伟大人物的学生和追随者”。 在欧陆的科学家、诗人和哲学家中间，这种对英国的崇拜极为流行。一些批评者给他们起了一个嘲讽的名称—崇英狂，但是狂热者则以此为荣。像狄德罗和霍尔巴赫这样的怀疑论者在18世纪中期曾对英国的体制品头论足，但他们显然是少数。在德语世界，诗人哈格多恩和克洛普施托克、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承认自己仰慕英国，而莱辛把莎士比亚介绍到德国，并依照一个英国剧本照猫画虎地创作了他的市民悲剧《萨拉· 萨姆逊小姐》。在意大利，改革者们极力推崇英国宪政和英国的哲学天才： 朋友们把贝卡里亚称作“小牛顿”，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称呼比这更能表达爱慕之意。但是，崇英狂在法国Zui 持久也Zui 有体系： 孟德斯鸠建构了一个虚构的但影响极大的英国政体模式，供其他受到批评的国家来模仿；伏尔泰在英国长时间寻访，认真研读，1728年返回法国时已成为严肃的自然神论者、牛顿学说的坚定信仰者，毕其一生都是英国的崇拜者。他在1764年就写道：“成百上千的人在大声疾呼，斥责‘崇英狂’……倘若这些演说者想把像英国人那样研究、观察和思考的愿望说成一种犯罪，那就大错特错了。”话并不总是在Zui 高水平上展开。休谟对法国人和德意志人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关错失良机的研究课题： 尽管康德大谈休谟对他的影响，但他似乎从未读过休谟的《人性论》；尽管休谟非常欣赏巴黎的启蒙哲人们，而且他在18世纪60年代在巴黎居留时还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但是，或许除了达朗贝尔和杜尔哥外，没有谁赞同或完全理解他的怀疑主义；伏尔泰用古怪的口音对一位英国访客说：“我是他的大拥趸，他是英国的一大荣耀，对苏格兰尤其如此”，此时他似乎对休谟的认识论毫无所知，只是喜欢看到休谟与卢梭争吵。不过，并非所有的哲人交往都是流言蜚语、鸡零狗碎。英国的经验主义改造了法国的理性主义；法国人在科学和政治方面的宣传改变了整个欧洲。 无论所受的训练还是所持的信念，启蒙哲人都称得上是世界主义者。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一样，他们把对人类的兴趣放在对国家或宗族的兴趣之上。狄德罗有一次情不自禁地对休谟说：“亲爱的大卫，你属于所有的国家，你决不会向一个倒霉的人要他的出生证明看。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成为世界大都会的公民。”卢梭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则是一个例外。维兰德虽然极其悲观，但依然把“世界公民”视为一个高贵的理想：“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才能成为好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事我们负有使命去做的伟大工作： 去教化、启蒙人类，把人类变得高尚”。吉本用他惯有的权威口吻解释说：“偏爱和促进祖国的特殊利益及荣耀，是爱国者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就应扩大眼界，把整个欧洲看成一个共和国，因为 各种各样的居民都已经达到了几乎相同的文明教化水平。”启蒙哲人受过的教育，具有坚实的古典文化修养，14操着相同的语言，无论白话还是隐喻都能心领神会，是吉本心目中伟大共和国Zui 有特权的公民。 因此，典型的启蒙哲人是有教养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学者，是科学爱好者。这一小群人中，Zui 杰出的是像康德、利希滕贝格和亚当· 斯密这样的学院派人士，或者像狄德罗、莱辛和加利亚尼这样的文人。后者的博学会令大学教授也艳羡不已。有些启蒙哲人实际上不只是自然哲学的爱好者。富兰克林、达朗贝尔、莫佩尔蒂、利希滕贝格和布丰都是先以科学家的成就闻名于世，然后才获得启蒙哲人的名声。另外一些人，譬如伏尔泰，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来普及牛顿的科学发现，大力推进科技文明的事业。 与此同时，尽管启蒙哲人都学富五车，却很少显得呆板沉闷，一般都能言善辩。启蒙哲人布丰创造了的格言： 风格即人。启蒙哲人莱辛促进了德语文学的发展；启蒙哲人休谟不仅撰写了Zui 专业的认识论论著，还撰写了Zui 优雅的散文。实际上所有Zui 优秀的作者都属于启蒙家族，这让严正的基督徒感到懊恼和沮丧。有些人讨厌伏尔泰的观念，但也争相购阅他的新作。这种对风格的重视与多才多艺的传统密切相关。启蒙哲人是一批文人，有时创作戏剧，有时从事新闻写作，有时著书立说，无论做什么都才智过人、妙趣横生。亚当· 斯密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也是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是面意义上的哲学家。狄德罗的才能毫不逊色，身兼翻译家、编辑、剧作家、心理学家、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小说家、古典学者和教育改革家、伦理改革家。大卫· 休谟后期不再研究认识论，转向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而常常被人诟病，说他背弃了自己的哲学研究使命。但是这种指责误解了休谟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他正在用作为杰出文人的特权来阐释尽可能多的人生经验，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在这种实践中他既是一个生产者，也是一个消费者。 这种类型的人只有在都市里才能崭露头角。事实上，典型的启蒙哲人出类拔萃、无所畏惧，15是不可救药的都市人。都市是他们的土壤；都市滋养他们的心智，传递他们的讯息。他们拜访君主的消息都被大事宣扬，比起在咖啡馆、编辑室或沙龙里意气相投的知识分子聚会要光彩得多。但是，这种宫廷拜访不如同道聚会那么更富有思想结果。启蒙哲人属于都市。有的生长在城市；有的生在乡村，也辗转到城市，以城市为栖息地。休谟在自传里写道：“城镇是文人的真正场景。”如果康德没有柯尼斯堡，富兰克林没有费城，卢梭没有日内瓦，贝卡里亚没有米兰，狄德罗没有巴黎，或者换个角度说，吉本没有罗马，那将会怎样呢？当启蒙哲人旅游时，他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愉快地进行大同世界的交流。当他退居乡村时，常常声言喜爱简朴生活，其实他是把城市带在身边： 他会邀请惺惺相惜的文人来分担他的孤独，会用创作和表演戏剧来解除乡下生活的沉闷，会把四壁装满图书，会借着与城市的通信来获悉文坛的流言蜚语—他的书信几乎就像一份小报。多年来霍尔巴赫在自己家里聚拢了一个国际性的群体： 狄德罗和雷纳尔是常客，出出进进的还有沃波尔、休谟、加利亚尼神父以及其他知名的外国人。这些人坐在餐桌旁高谈阔论，宗教、政治以及其他各种重大禁忌话题，几乎无所不谈。在米兰，贝卡里亚、韦里兄弟和另外一些启蒙学者创办了一份报纸—《咖啡馆》。这份报纸寿命不长，但它的出现本身见证了各地启蒙运动在社交生活与改革要求之间的联系。苏格兰启蒙运动形成了Zui 杰出的社会团体，其Ling Xiu 人物既有私人之间的情谊，又在思想上同气相求。亚当· 斯密、大卫· 休谟、亚当· 弗格森、威廉· 罗伯逊、亨利· 霍姆勋爵—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美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总之都算是启蒙哲人—在图书馆、俱乐部、咖啡馆，通宵达旦地展开讨论，在这些场所关门后，甚至移到酒馆里继续交谈。伏尔泰在费尔内曾主持了一个流亡文学团体。他远离巴黎长达28年，但这并不重要： 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巴黎。都市精神的精髓—尝试、流动、无敬无畏—存在于启蒙哲人的骨子里。 不过，这种城市精神染上了一种使命感的色彩，有时甚至遭到玷污。启蒙哲人对当时Zui 有权势的体制构成了威胁，而他们也越来越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战斗，例如，正如伏尔泰感叹的，教会确实坚如磐石。这就是为什么启蒙哲人既表现出机智，又缺乏幽默感；机智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品质，而缺乏幽默感则是由于他们身处战斗状态。敌情频频不断，而且并非都是假想出来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把批评视为诽谤，把玩笑当作诋毁。他们过于敏感，乃至神经兮兮。狄德罗的书信和卢梭的《忏悔录》就记录了许多让人觉得不屑一顾的无谓争吵。休谟看到一个论战小册子攻击他时，就马上变了一个人；更典型的是，达朗贝尔请求书报检察官封杀批评他的人，莱辛用自己的学识无情地奚落观点相左或才能较低的学者，甚至口出脏话。这就是为什么歌德把柏林的“启蒙学者”尼柯莱称作“耶稣会的食客”；这也是为什么沃波尔在1779年指出，“除了布丰，启蒙哲人都是一些刻板、傲慢、专断的花公鸡—我就不必说他们是多么难以相处了”。当然，沃波尔是个很挑剔的观察者，他对启蒙哲人的观察很透彻，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激烈和自信（常常使人变得难以相处）乃是一种职业特点，改革者往往难以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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