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胡骑啸长安 盛唐诗人的安史离乱 诗人们用生命去感受艰难时世,走进历史场景,真正读懂盛唐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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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胡骑啸长安：盛唐诗人的安史离乱

作者：郑海洋

责编：王新斐

定价：48.00元

字数：200千字

页码：292

印张：9.5

开本：32

装帧：平装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20年8月 第1版

印次：2020年8月 第1次印刷

ISBN：978-7-203-11194-8

中图分类号·CIP第四项：K825.6

主题词·CIP第三项：①诗人-列传-中国-唐代

【编辑推荐】

 

岑参边塞诗中屡屡出现的“封大夫”是谁？

一首《凝碧池》如何救了王维的命？

高适笔下的睢阳之战是一场怎样惨烈的战役？

李白最长的一首诗如何解释自己被流放夜郎？

杜甫的《八哀诗》背后有哪些良将故事？……

 

只有深入了解安史之乱对他们生命的影响，

才能真正读懂这些伟大的盛唐诗人。

 

 

【内容简介】

 

大唐承平一百四十年，至开元间达到鼎盛。然而，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掀起一场风暴，也深深影响了盛唐几位诗人的人生。

 

拳拳挚诚者如李白，一步蹭蹬，则流放夜郎，终身饮恨；

恳恳致君者如杜甫，一言触逆，则永离庙堂，客死湘江；

茕茕求隐者如王维，一朝陷敌，则悔愧纠缠，至死难安；

悠然塞外者如岑参，一腔抱负，却不得施展，天地遂窄；

雄心壮志者如高适，一语中的，虽官至三品，终被谗谤……

 

天宝以后唐诗风格的变化，正是诗人们用生命去感受艰难时世的结果。

 

【作者简介】

 

郑海洋，河南息县人。河南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工学院人文素质教育中心，研究方向为盛唐诗、早期现代中国经济史、中荷交往史等。译有《尼德兰财政金融史》。现居新乡。

【名人推荐】

 

《胡骑啸长安》是难得的佳著，从大时代看盛唐数位大诗人的生命史，其中还穿插军政大事。每位诗人交错出场，写作技巧高超，又感人至深。此书在史料和史事掌握上饶富功力，而在情节布局上，显现作者匠心独运的一面。

——卢建荣（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山雨欲来

 

第一章张九龄：孤荣亦自危

第二章王维：万事不关心  

第三章杜甫：旅食京华春  

第四章岑参：阳关万里梦  

第五章高适：布衣不得干明主 

第六章哥舒翰：青海无传箭

第七章安禄山：大军北集燕

 

第二部分 飙风乍起

 

第八章胡马犯潼关  

第九章高适：拥旄出淮甸  

第十章杜甫：国破山河在  

第十一章李白：空名适自误

第十二章岑参与杜甫：汗马收宫阙

 

第三部分 骤雨难歇

 

第十三章王维：汉诏还冠冕

第十四章杜甫：移官岂至尊

第十五章高适：睢阳祭张巡

第十六章李白：夜郎万里道

第十七章杜甫：客行新安道

第十八章李白与贾至：地窄三湘道

第十九章岑参：东郊未解围

第二十章王维：身世犹空虚

第二十一章胡寇尚未尽 

第二十二章杜甫：归期未敢论 

 

第四部分 繁华落尽

 

第二十三章杜甫：不见风尘清 

第二十四章李白：昔年有狂客 

第二十五章杜甫：束缚酬知己 

第二十六章岑参：孤舟巴山雨 

第二十七章杜甫：魂梦归不得 

 

参考书目

【序言】

 

自序

 

盛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这已是公论。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以七言歌行为例，李白、杜甫之后，“能事毕矣”；以律诗论，晚唐也仅有一句半句能和盛唐媲美；以绝句论，盛唐之后只有韦应物勉强能得王维之意味，其他的，都不足论。

 

可惜盛唐忽然就结束了。

 

公元755年的冬天，安禄山兵起范阳，四十天后攻陷洛阳，次年夺取长安。天子西奔，百官失所，我们挚爱的几位盛唐诗人，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向。盛唐诗风随之大变，胡应麟称之为：“骨气顿衰！”

纵观历史，一个王朝盛极而衰是自然规律，但像唐朝这样，于极盛时突然崩溃的情况却十分罕见。

 

安禄山的反叛颇具戏剧性。他本是东北边境上的一个“杂胡”，大字不识几个，一边在贸易场上做个小中介，一边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三十岁时尚籍籍无名，可十年之后竟已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既不是皇亲国戚，又非世家高门，离京城又远，他何以竟得如此宠信呢？大唐盛世毁于他之手，是偶然吗？

 

对于熟读唐诗的我们来说，似乎天宝末年之前，一切都是朝气勃发、纯真美丽的。可是翻开史书和唐人的诗集来看，大唐盛世的崩坏，并不是毫无征兆的。即便是在大唐国力最强、社会最安定的开元年间，诗人们的生活过得也都不安宁。我们心中的盛世，在他们的眼中，多是歧路与危途。

 

盛唐诸家中，王维和王昌龄中进士比较早，却屡受打击。王维的参禅与归隐，一半是受家庭影响，一半也是不得已。王昌龄一生饱受非议，屡次被贬，六十岁仍然只是个龙标尉，他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者，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实在是对自己屡遭诽谤的自然辩护。

 

几位诗人中，孟浩然年纪较长，死得也最早。初读孟浩然的诗，很容易误会他是一个心态恬淡、无欲无求的隐者。其实他一生都在积极求仕，两次入长安游历，多次给宰相写诗请求引荐，但都落寞而归。一直到四十九岁，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后，孟浩然才终于在荆州幕中得到一个都督府从事的小职位，可惜很快又因病归家。不久病死家中，年仅五十二岁。

 

然而孟浩然又是最幸运的，他没有目睹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他几位诗人则眼睁睁看着大厦轰然崩塌，切身感受命运的无情裹挟。李白和杜甫自不必说，一个沦落西南，一个流放夜郎。王维被迫接受伪职，平乱后虽被宥免，但一直愧悔难安，晚年几乎不再写诗。王昌龄则不幸得罪悍吏，稀里糊涂死在乱世之中。岑参壮年出塞，依附北庭都护、安西节度使封长清，两人相得甚欢，岑参最壮丽的边塞诗都写于此时。安史乱起，封长清兵败被杀，岑参失去依傍，后寓居虢州，落落寡欢，所作诗歌几乎不值一观。

 

高适的经历似乎是个例外，年近五十尚蹉跎不得意，潼关兵败后忽然崛起，一年内连升数级，官至正三品节度使。不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安史之乱基本终结了他的创作生涯，在十年时间里，他留下的仅仅是十余首平平之作！

 

战乱爆发后仍然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只有李白和杜甫，这也正是二人的伟大之处。李白天生豪迈、落拓不羁，但数年的战乱让他的诗不再飘逸、狂放，逐渐变得沉重、忧郁，还经常充满了委屈。

 

杜诗的经典之作基本都创作于安史之乱期间。战前十年的困顿已经让他积蓄了满腔愤懑，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更让他痛心不已。他先是热心从政，很快又意冷辞官，自身的痛苦与人民的苦难戚戚相融，心中的期望与失望反复绞结，造就了他沉痛厚重又多彩易变的创作风格。从长安到凤翔，从洛阳到秦州，从成都到夔州，每到一处，杜甫的所思所感就更深刻一层，所作诗歌就更沉郁一分。

 

770年4月，当五十九岁的杜甫病逝于湖南耒阳舟中时，盛唐时代的重要诗人已全部凋零。盛世早已不再，唐诗转入大历新风。新的诗坛以韦应物和刘长卿为首，所作诗歌大多低沉内敛、冷静凝重。视野不再高阔灵动，胸中再无慷慨激情。再没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有的只是“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不说“直挂云帆济沧海”，只看得“野渡无人舟自横”。这种转变并非只是有唐一代之变化，而是整个中国两千年来诗歌总体之转向。从此以后，中国诗歌再也没能回到安史乱前那般慷慨豪迈、热情洋溢又生动多姿了。

 

我们今天诵读最多的，仍然是盛唐诗。不管李、杜，还是王、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背出几首他们的诗句，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盛唐的印记。不管是“长安一片月”，还是“大漠孤烟直”，盛唐已不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俨然已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心灵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很像是一场寻乡之旅。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曾很多次捧着唐人的诗集暗自好奇：盛唐，究竟是怎样的盛唐？我们又是怎样离开了盛唐？

 

于是，在2017年秋季，我开始了这趟旅程。经过一年多的跋涉，盛唐的背影在我脑中逐渐清晰起来，安史之乱的惨烈也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自己的拙笔能将这些感受传递出几分，唯愿读者阅后，对唐诗的热爱会更增一点。

 

如此，幸甚！

 

最后，请允许我对几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朋友王文剑博士，如果没有他的鼓励，这本书大概到现在也没完成。在他的引荐下，我结识了资深编辑韩猛先生，韩猛先生对我的选题很是赞赏，积极为我联系出版事宜。其次要感谢汉唐阳光的编辑闫亮女士，她耐心负责，一直就本书的诸多问题反复与我交换意见，从引文字句核实，到人地名称标注，甚至章节顺序之调换，都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另外，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卢建荣教授，拨冗通读了本书全稿，不以为浅陋，反而热情题写荐语，谦谦之风，有温如玉，奖掖之力，无涯感佩，一并致谢！

 

郑海洋

2019年立夏于新乡

 

【内文精选】

 

第三章杜甫：旅食京华春

 

微生沾忌刻

 

天宝六载（747年）正月李邕被杀的时候，杜甫可能并不清楚这件事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重要影响。直到二十年后他客居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思及往事，悲从中来，才写下了一首长达四百三十字的诗，来追悼当年这位对他青眼有加的长者。

 

在这首题为《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诗里，他悲痛的不光是李邕个人的不幸遭遇，还有盛唐衰落的种种事实。彼时杜甫已经进入迟暮之年，虽然只有五十五岁，但他的生命只剩下三四年光景了。

杜甫半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一生的悲剧，大约就是从天宝六载开始的。

 

天宝五载（746年），三十四岁的杜甫从洛阳来到长安。虽是初来长安，杜甫却颇为自得。因为他虽然没什么功名，却已经在大唐的文人圈内小有名气了。去年他刚刚在齐赵之间游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和名满天下的前翰林待诏李白同吃同睡同玩乐，还一起去北海郡拜见李邕。杜甫后来提起这段经历，曾自负地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

 

来到长安之后，他很快就顺利地融入京城的上流文化圈，和汝阳王李琎、尚书左丞韦济、驸马郑潜曜、崔惠童等大贵族都多有交往。

 

这一年的冬天，杜甫没有回东都和家人团聚，而是一个人留在长安的客馆过年。除夕之夜，杜甫留下一首诗《今夕行》，出人意料的是，诗中全无异乡为客羁旅之思，而是记载了一场赌博。他在客馆守夜，和客人们一起博彩为戏，与众旅客轮流掷骰子，一起大呼小叫，气氛好不热闹。可惜杜甫手气不好，接连几次都没有掷出“贵彩”。虽然输了，但是杜甫兴致很高，输赢毫不在意，又搬出古人赌博的事为自己辩白，说英雄做事，有时难免要赌一把运气。诗中以南朝刘毅为例，说刘毅虽然家贫没有积蓄，但是一赌起来，也是豪气干云，一掷百万。

这种难得的快乐情绪，在杜甫集中并不多见。以这首诗为标志，杜甫快乐的青年时代也就结束了。几个月之后，他遭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天宝六载正月，玄宗下诏，天下凡有任何特殊才能的人，都可以到朝廷考试应选。杜甫之所以选择留在长安，很可能就是为了准备这次应选。

 

其实早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已经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只不过落第了。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年轻气盛，对失败并没有太在意。落榜之后不久，就去河北和山东旅游去了。

 

天宝六载的这次考试属于制举，不同于进士、明经等常科。制举的考试时间和科目都不固定，通常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举荐来京城应试，虽然主考和阅卷的官员都是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是天子亲自考试。而一旦登第，可以直接授官，不像普通进士及第之后，还需要等待吏部考核，然后才能授官。所以很多进士及第之后，又跑去参加制举考试，例如王昌龄，就曾在进士及第四年之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

 

制举如此重要，自然对天下有才之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恰恰是制举的重要性，让它引起了某些人的忌讳。

 

其中最痛恨制举的人是李林甫。李林甫没怎么读过书，靠着门荫制度做了官。他自知读书太少，所以对文学之士特别反感。他很害怕这些应选者登第之后议论朝政，影响自己的权威，于是跟玄宗讲：“这些草野之士大多卑贱愚钝，不懂礼节。如果皇上您亲自组织考试，恐怕他们的污言秽语会冒犯您。”他奏请由尚书省的长官来组织考试，由御史中丞监考。玄宗答应了。李林甫选的考官自然都是他的亲信，听他的安排。

 

考试结果是：布衣之士没有一个登第者。李林甫很高兴，他向玄宗道贺说：“如今天下已经是野无遗贤了！”

 

“野无遗贤”这个词出自《尚书》，意思是天下有学之士都已经在朝廷，朝廷之外没有什么贤能之士了，本来是形容政治清明的褒义词，被李林甫这么一用，从此蒙上了反讽的意味。

 

这一年参加制举的还有一个叫元结的人，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喻友》，在文章里详细记载了李林甫玩弄权术、导致所有人被黜落的过程。他告诉和自己一起来参加考试的朋友，不要再流连长安了，一同返乡归隐山林吧。

 

从这篇文章看，元结已经深深认识到李林甫的阴鸷酷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之后元结果然一直在家乡隐居，直到李林甫死了之后，元结才又来到京城，考中进士。

 

杜甫则经过艰难抉择之后，选择继续留在长安。他有他的难处。他的父亲奉天县令杜闲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家里失去经济来源，十分拮据。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寄居在长安，充当贵族子弟的宾客。

 

这种生活对他的内心而言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在落第后不久，他写了一首《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中感叹自己拙于谋生，飘荡多年，一事无成。心中致君为民的理想，如今眼看成了空想，看来只能像魏晋时期的嵇康那样，做个隐居山中的村夫了。

 

这是杜甫诗集中第一次表现出自我否定的意思，也是他第一次表达出要做个隐者的思想。纵观杜甫后来的一生，哪怕生计再艰难，他都对家国政治和百姓安危保持着热切的关心。从根本上讲，他的骨子里是没有做隐者的基因的。这首诗写得如此丧气，只说明这次应选失败对他的打击之大。

 

天宝六载以后，杜甫基本上一直待在长安，过着“旅食京华”的寄居生涯。这在他的著名诗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中描写得很具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首诗开篇就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意思是说那些纨绔子弟都能饱食终日，而我饱读诗书却蹉跎半生，几近饿死！言辞之激烈，几乎不像是一个晚辈对长辈该说的话。

 

除了韦济、李琎、郑潜曜、崔惠童等达官贵人的周济，杜甫偶尔也靠卖文章和卖草药为生。但这种生活显然是很不稳定的，他在长安十年的诗作中，有很多描绘生计艰难的句子。例如在《示从孙济》中他写道：“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

 

清早出门了，却不知道今天该去谁家蹭饭。想去权贵人家，但是又觉得和权贵人家交往多是虚与委蛇，表面欢笑背后憎恶。好在杜家是个大家族，在京城还有很多亲戚，于是他便考虑去从孙杜济家蹭饭。然而杜济对他的态度并不很友好，杜甫在诗里谆谆教诲，告诉杜济说，我们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你不要惑于别人的口舌，伤了我们自家的情分。

 

天宝六载之后的几年，杜甫留下的诗作不多，寥寥几首，多是干谒之作。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接连举行三次大典：祀太清宫、太庙、南郊，杜甫趁此机会，先后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入了朝廷的延恩匦。这三篇文章很幸运地被玄宗看到了。玄宗觉得文采不错，就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他的文章。这是杜甫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一日之间便声名显赫，在集贤院里，众多学士像墙一样围着他，观看他作文章，令他感到非常自豪。

 

杜甫以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然而朝廷最终给他的结果却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就是送到有关部门，按资格等候选用。也许李林甫并不是故意刁难他，但李林甫一贯排斥文学之士是众所周知的。李林甫是吏职出身，长于整修纲纪、条理众务，非常重视维护制度的威严，这也是玄宗一直很信任他的一个原因。在他为政期间，如果不是趋炎附势者，官职大小和职位的迁转，都得严格按照制度来。

 

这对杜甫来说不啻又一次重大打击。他不得不继续沦落在长安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对李林甫的奸邪与忌刻非常憎恶，但是又不敢多言。

 

李林甫死后第二年，因为杨国忠的构陷，李林甫被剖棺，彻底倒台。这时候杜甫才敢于直言自己心中的不忿和苦闷。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这首诗中，他控诉李林甫“阴谋独秉钧”，而自己则“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他认为，就是因为李林甫的忌妒与苛刻，自己才过得这么辛酸。

 

鲜于京兆即任京兆尹的鲜于向，他因有恩于宰相杨国忠，被杨国忠推荐为京兆尹。其实杜甫对杨国忠等人的骄奢淫逸也很不满意，他后来写过一篇《丽人行》，专门批判杨氏兄妹的奢华和靡费。但现在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投诗给鲜于向，请求汲引。诗的前半部分赞扬鲜于向贤良多才，写得十分肉麻。结尾处很谦卑地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平津，指的是汉朝的宰相、平津侯公孙弘。这两句意思是说我都快要饿死了，如果您肯帮助我，我早晚会报答您和宰相大人的恩德。

 

这首诗写得如此低声下气，几近哀求了，可以想见杜甫当时的窘困。然而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他只能继续等待。

 

这一等，又是几年光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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