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樊登读书 刘邦 日本史学名家佐竹靖彦力作 北京大学辛德勇 汉高祖从亭长到皇帝的传奇经历史人物传记文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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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出品 |日本史学名家佐竹靖彦力作，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推荐！ 

史记·汉书·云梦秦简·居延汉简·尹湾汉简

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见微知著

少年·父老·任侠社会·亡秦必楚·楚汉相争

重现秦末汉初的历史风云，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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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出生年份 鸿门之会的真相 刘项决战的地点

史家之眼穿透历史的迷雾，走进刘邦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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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史记》《汉书》的记载，超越《史记》《汉书》的局限

立足秦汉之际的整体格局，俯瞰中国古今的通贯眼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老三，再现出一个立体的汉高祖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以人物为线索，结合《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以及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尹湾汉简等考古发现，讲述了秦末汉初波澜壮阔的精彩历史，展现了汉高祖刘邦从亭长到皇帝的传奇经历。

有关刘邦个人的记载，流传至今的材料十分有限，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历史样貌。作者透过史籍异文的蛛丝马迹，探究背后真相，并以合理有据的想象，补全了历史的留白。

除此之外，本书还从更宏观的视角，探讨了秦末任侠社会的基本概况、泗水系月牙形水乡山泽地带的地缘政治、刘邦集团的构成与发展等学术课题，并对众多历史细节做了精到的考证，打破既有认知，颇具启发性。

作者：佐竹靖彦

1939年生于日本大阪。196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博士。历任冈山大学讲师，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为该校名誉教授。曾为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巴黎第七大学访问教授，纽约市立大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交换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唐宋变革的地域性研究》《中国古代的田制与邑制》《梁山泊》等，编著《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全4卷），译著《元の大都》，并主编国际学术杂志《中国史学》。

译者：王勇华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史学博士，供职于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出版图书《秦漢における監察制度の研究》、译著《佐竹靖彦史学论集》等。

序章 《史记》入门

第一章 成长经历

第二章 性格与为人

第三章 从少年到青年

第四章 沛县亭长

第五章 结交夏侯婴

第六章 到咸阳出差

第七章 与吕雉的婚姻

第八章 芒、砀根据地的建设

第九章 陈涉、吴广起义

第十章 揭竿而起

第十一章 从地方割据到争霸天下

第十二章 怀王之约

第十三章 关中王刘邦

第十四章 鸿门之会

第十五章 西楚霸王项羽

第十六章 反 攻

第十七章 彭城大战

第十八章 韩信活跃的舞台

第十九章 荥阳的攻防

第二十章 陈下决战

终 章 西汉王朝的建立与改写的历史

参考文献

后记

1.书很好，内容非常扎实，收获颇丰，感谢作者~

2.装帧精美，尤其是内封，是我见过最有设计感的一款了。

3.久闻佐竹靖彦先生大名，关注这本书很久，终于出版了！

4.质量很好，纵横诠次，条分缕析，很有启发。

5.非常精彩，引人入胜，恨不得一口气读完。

6.太精彩了，书上已经做满了笔记，准备再看一遍。

7.朋友推荐的，与堀敏一的《曹操》都是经典著作，必读。

8.冲辛德勇老师的推荐来的，没有失望，撒花~

9.刚好最近论文在写相关题目，用来参考下。

10.京都学派的重要学者，期待他的《唐宋变革的地域性研究》引进。

序章 《史记》入门

《史记》完成于西汉中期，即公元前1世纪初，是司马迁继承父业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

《史记》是我们现今了解项羽和刘邦金戈铁马、争霸天下，以及胜者刘氏建立西汉王朝这段历史最大，也是几乎唯一的线索。

当然，继《史记》之后，东汉时期班固撰写的《汉书》作为西汉全史来说具有比《史记》更完整的形式，但其内容却与

《史记》基本一致，而且也没有补充《史记》中所欠缺的史料。而且，为维护汉王朝的正统性，《汉书》存在就《史记》中的部分表述加以些许篡改的情况，有时甚至会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样态。对此，我们会在之后的内容中有所涉猎。

《史记》的叙事非常率真直白，它如实地记述了当时人的真情实感。我们确信，通过阅读《史记》并对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加以正确理解，便能够把握中国古代的历史脉搏。从此种意义而言，

《史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书。

然而，此间也同时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如古代史的常见状况，《史记》保存的史料或记载的内容并不多；二是历史被篡改的问题，尤其是由于《史记》生动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要想从中找出篡改的痕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从《史记》简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提取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在如此充满魅力的记述中，如何分辨何处有篡改？这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但是，有两个事实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

刘邦出生在位于今江苏省的沛县丰邑，并在沛县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邑是分布在华北至华中北部一带的大型村落，其规模远比我们一般理解的村的概念要大得多，而且四周还被典型的城郭所环绕。

刘邦在晚年（按本书推算，未届五十岁）衣锦还乡，重回沛县，与故友旧知、父老乡亲终日大摆酒宴至半月之久。沛县的父老乡亲连日饮酒娱乐，畅叙旧事，喜庆万分。

刘邦召集家乡孩童一百二十人，亲自击筑，令其吟唱自创的诗句：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狂风吹起，乱云飞渡，一个从沛的田园小镇发迹的人最终登上了帝位。在整个世界都臣服于我强大的威严之时，我终于荣归故里，只愿网罗天下的勇猛之士永远守卫我的疆土。

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好一幅游子悲情断肠的思乡场景。刘邦说：“我虽将首都设在关中，但倘有一天客死他乡，沛依旧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是他由衷的心声。因此，他将沛指定为自己的汤沐之邑，并免除其一切赋税负担。所谓汤沐之邑，是指该地的收成用于负担该地统治者的沐浴费用。这种负担实质上非常轻，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沛作为支付天子沐浴之地的一种荣耀。

刘邦荣归故里，与家乡的旧知、父兄、诸母、子弟尽情欢笑， 饮酒叙旧。在这里，年长的男子被称为父兄，年长的女子被称为诸母，对邑人按家族的辈分关系互相称呼。

他们终日纵情欢谈，饮酒怀旧，吟诗舞蹈。其间自然谈到一些刘邦过去的趣闻，对他们而言，皇帝刘邦的趣闻轶事才属于真正的历史。

鲁迅在《阿Q 正传》中描写了一个不成器的男人，竟以遭村老爷谩骂殴打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因为村老爷是整个村的中心，即使遭其殴打辱骂，也因为自己与村里的中心人物有着某种关联而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

一个曾被视为顽劣不堪的人，如今却贵为皇帝，成为中华世界的中心人物，刘邦怎能不产生作为男人的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那些沛县父老乡亲中，曾经与刘邦相互欺骗的人、与刘邦厮打斗殴的人、被刘邦抢去女人的人、因刘邦喝得烂醉而代付酒钱的人、为刘邦平息纠纷或代为圆场令其躲过官府追究的人，均有着说不尽的趣闻、道不尽的欢乐。

那个讨厌儒雅之士，见了儒生便令其脱帽并朝帽子里撒尿的刘邦回来了。在这里，无须任何烦琐的礼仪，沛的男女老幼围坐在皇帝身旁，忘却时空，尽情狂欢，一醉方休。

十余日的狂欢终于过去，刘邦也该归朝了，但沛的父老乡亲们仍恋恋不舍，竭力挽留。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留下一句“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的话而离开，但是沛人却空其县随之而去，至县西又献酒菜，刘邦只好停留，并与之续开酒宴达三日之久。

刘邦对沛的父老乡亲表示给大家添了麻烦，这说明宴会的费用是由沛人支付的。实际上，此时的沛属于那个靠辛勤耕种农田来维持刘家生计的二哥刘仲之子刘濞的封邑（领地），沛县的财政属于刘氏家族财政的一部分。由如上状况来看，或许沛人私下也支付了酒肉钱。在当时沛人私人款待刘邦，也就是现代所谓的“请客”。

当然，刘邦因此将沛指定为自己的汤沐之邑，赐予它永久的恩典。但是，酒宴由沛人自行负担、刘邦也很爽快地接受之事， 非常引人注目。在这十余天里，刘邦是客，沛人为主。

刘邦耐心聆听，并与大家开怀畅谈，在这十余天中所涉及的话题以及发生的事情，成为沛人怀念的永久记忆。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沛县酒宴上，人们围坐在皇帝身边所谈论的内容，即使停留在口述史和说书的水平，也应被断定是带有一定权威性的言论。

这意味着刘邦个人的历史和汉初的历史在较早时期就有了定论。在中国这个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度，时常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去改写过去的历史。例如，本来不过是流氓组织的一员或塞外蛮族的头目，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文献史料中却被描写成一位生来便有王者风范的圣人明主，此类实例在中国史书中并不鲜见。

既然具有历史意义的沛县酒宴上的言论被作为一种权威性的认识而固定了下来，那么，即使其仅仅停留在口述史的水平，也对日后的改写历史事实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抗拒。

《史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着当时的历史真相，而确保其真实性的关键便是那些亲历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们所提供的证言。正因为如此，《史记》记载的史实才有可能免遭后人草率地粉饰或加工。

然而，在此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早期便被视为汉初史实的沛县酒宴言论的性质问题。

刘邦确实是一个率真的人，他无意用儒家的道德观或过往统治者们的“至理名言”和价值观来装扮自己，因此可以肯定，他在沛县酒宴上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是确保汉初历史免遭后人歪曲的基础之一。

那么，是否可以断定，在主要依据文献史料的同时，又收集了当时口头材料的《史记》就如实地反映了汉初的历史真相呢？或者说，即使其并非绝对真实，但也反映了汉初历史的基本状况呢？遗憾的是，这里却存有些许疑问。刘邦的率真出于他对自己

的利益与欲望的完全肯定，而沛县酒宴上的乡人所表现出的率真则出于他们对亲如兄弟的皇帝的赞美，以及对自己与皇帝具有这种特殊关系的骄傲，这属于一种再直率不过的率真。在这里，刘邦的一言一行都被正当化了。

在刘邦生涯的各个阶段，他的一切行为都会在短期内得到正当化。刘邦虽然是那种善于将自己行为正当化的天才，但毕竟许多正当化的过程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如果仔细阅读，自然能察觉出那些粗糙或不合情理的部分也同时被历史性地记载了下来。从沛县酒宴上的言行中发现如上问题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我们有可能将常常被巧妙粉饰过的刘邦的历史拨云见日。

这也同时防止了后人对以此种方式形成的汉初历史进行随意删减甚至改写，就此而言，其对历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使后人可以抛却个人主观臆测，而去接受《史记》对那段历史的记述，并折服于它的权威性。

由此可知，《史记》虽无法完全摆脱当时如说书般的口述史的痕迹，但基于上述原因的存在，它仍然具备完整且准确的要素。

这里有一个在汉初历史中很早就作为书面记载而确定下来的案例。这与一个名叫陆贾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陆贾因多才善辩而为刘邦所用，时常被派往各地去游说诸侯。他曾乘机向刘邦大谈《诗经》《书经》等中国古典，未料却遭到刘邦的辱骂：

迺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这个“迺公”有时又写成“乃公”“尔公”“而公”等，一般被译为“老子”，从语感上很符合刘邦的口气。“乃”“尔”“而”等字都是“你”或“你小子”之义，“公”是“父亲”之义。这个 “乃公”可以理解为“你爸爸”，这是与“竖子”“小童”等相对的称呼。在注重家庭道德伦理的中国，这种自己是“老子”、对 方是“小子”的称呼是一种十分轻蔑的说法。而这种把对方视为 手下、自己则是老大的说话方式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刘邦的性格。所以其意为：“老子是在马上夺得天下的，不会打仗的胆小鬼们倡导的什么圣王仁义之道有何用处？”

这种自称“老子”的说法完全符合被部下称为“慢而侮人” 的刘邦的性格。

但是，遭到当面折辱的陆贾却很平和地回答道：“我非常清楚陛下是在马上夺得天下的，但是陛下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 然后，他继续说：“如果在陛下之前统一天下的秦国奉行圣王仁义之道，陛下又岂能夺得天下呢？”

《史记》中记载刘邦对陆贾之言的反应非常引人注意：

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刘邦对陆贾的谠言十分恼火，因为陆贾之言切中了要害。如果不是秦朝采取残暴的苛政，自己也不可能奋起反抗。刘邦本人难道不是由于在修筑秦始皇陵墓的途中，因所率民夫逃亡，怕受到处罚而走上反叛之路的吗？如果不是在进入关中之后，废除秦的苛政，订立了“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约法三章”，由此得到秦人的欢迎和信赖，自己又何以夺得天下呢？如果项羽不是在一夜之间活埋了二十多万秦军俘虏，又在被刘邦占领的咸阳大肆掠杀并将其焚为废墟，“老子”又何以降伏强若鬼神的楚军呢？

刘邦感到羞愧，绝非因为自己缺乏教养或无知，而是意识到自己夺得天下并不完全仰仗武力。与秦朝和项羽不同，自己获胜的重要因素恰恰在武力之外，而现在却偏偏忘记了这一点。这说明自己还很幼稚，如此下去该是何等危险啊！这才是他当时的心境。

虽然书生们一向倡导的帝王之说十分乏味，但其在治理天下方面不是与“老子”同出一辙吗？古代帝王与“老子”难道不具有一定的共性吗？这种想法虽不十分强烈，但却搅乱了刘邦的心绪。

然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心态，并迅速恢复理性正是刘邦的一大本领。他对陆贾说：“为我写一部秦何以失天下、我又何以得天下的书，当然，还要包括古代国家的兴亡之道。”

因此，陆贾撰写了一部论述国家兴亡的著作，名为《新语》。该书共分为十二篇。陆贾每完成一篇，便当着群臣的面读给刘邦听，刘邦每次听完总是连连称道，大赞文章引人入胜，左右群臣也随之高呼万岁。

在皇帝刘邦面前，陆贾披露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汉朝成立的历史，并得到了刘邦的肯定与赞赏。这表明从刘邦即位到八年后驾崩这段汉初时期，就已存在事实上的正史—钦定版的正史。

《新语》之所以受到刘邦的称赞并使群臣山呼万岁，是由于其记载的史实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司马迁在《史记·陆贾列传》的最后写道：

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

因精彩地论述了汉朝的当代史而为司马迁所肯定的《新语》， 应该对《史记》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

因此，无论是口述，还是书面记载，有关秦朝灭亡、楚汉相争等相当一部分的历史内容都在那些当时还健在的见证人面前得到了证实。

鉴于如上原因，栩栩如生、扣人心弦地记述当时历史的《史记》应该极少存在为后人所改写的内容。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人完全没有私改这一时期的历史。

例如，《史记》将未曾登基的项羽、吕后归入本纪之事时常为后世所诟病。按照后世的理念，西楚不过是项羽的僭号，他未即天子位就已人头落地了，所以不该列入本纪，而该被降至陈涉之流的世家之内。吕后也未曾即皇帝位，所以也不该撰写《吕太后本纪》。如果实在需要，也该先立《惠帝本纪》，而将吕后附于其后。这种将篡夺刘氏政权的吕后列入本纪的做法，不是对篡权者的一种嘉奖吗？

如上众说，正是高唱正统大义的正人君子们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些人的说法十分高明，当时项羽和吕后均已不在人世，他们如何毁谤，都不会影响自己的处境。

《史记》在《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的历史描写与评价的问题上确实存在诸多不足与难解之处，这是因为与项羽、吕后同时代的人就对本该列入本纪的此二人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到两人死后，他们立刻开始对本具正统性的两人进行责难，出现了改写当时历史的强烈呼声。

如史书中有关项羽在鸿门之会上的表现、与吕后有关的“诸吕之乱”的真相，以及此二人的历史地位等，均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正如楚汉抗争的历史评价问题，一种以“唯我独尊”的方式改写历史的现象在刘邦荣归沛县的酒宴上的口述史中，或在陆贾撰写的《新语》中就已经出现了。

在当时，改写历史是基于刘邦集团这个弱小的地方任侠集团及追随其后的普通民众们的一种愿望。在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他们是豁出性命，通过玩弄各种阴谋诡计才夺得天下的， 他们希望把这一历程描写成为正义而战并顺应天意的结果。进而言之，这种历史改写是在任何时候都得保全刘邦集团光辉形象这一近乎朴素且不算过分的愿望的驱使下，自然而然形成的。

如刘邦在沛县酒宴上与旧友所言的“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中的“诛暴逆”，就蕴含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

刘邦集团的智囊之一、“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曾说：

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在他的这番感言中可以略见刘邦集团是通过玩弄阴谋而夺得天下的。刘邦集团依靠各种阴谋手段而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但又如《陈丞相世家》所载：“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这些奇计既然属于阴谋，便不宜公开示众。刘邦集团的历史时常被合理化地记入史书之中，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是由为刘邦策划“世莫能闻”的阴谋的陈平等人所引导的，其中还包含着非常手段和诡计权术。因此，在表面看来不靠任何阴谋诡计而行王者之道的刘邦集团的历史形象，是当时经过巧妙修正与粉饰的结果。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出沛县的老百姓在酒宴上诉说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敌人之所以中了刘邦的圈套是因为他们太愚蠢，会使用计谋是英雄的本事，这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精彩场面。

可以想象，陆贾记述的内容也基本相同，但作为在刘邦和群臣面前宣读的作品，它应该使用了一些更精炼的表现技法。

《史记·陆贾列传》中记载了陆贾被委派出使南越的内容。秦始皇曾征服岭南（即大庾岭等山岭的南部，今广东、广西等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然而，趁着陈涉起义而天下大乱之际，南海郡龙川县的官吏赵佗进入南海郡的中心地区— 番禺（今广州），将三郡合为南越，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是当时的冀州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人，他在天下风云变幻之时， 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独立王国，并成为该国的国王。

陆贾的使命是让成为独立王国的南越臣服于汉王朝。

赵佗问陆贾：“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贤能？”陆贾答曰：“好像大王贤能。”

赵佗又问：“我与皇帝相比，谁贤能？”

陆贾回答道：“皇帝陛下征讨暴虐的秦，灭亡了强大的楚，为天下除害兴利，继承三皇五帝的功绩，治理整个中国。中国的人口以亿来计算，其地方圆万里，集天下的膏腴之地，万物殷富， 如此强大统一的局面更是亘古未有。而大王的百姓不过数十万， 且都是住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国土不过相当于汉的一个郡， 大王岂能与汉相比呢？”

陆贾对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的赵佗称“好像大王贤能（王似贤）”，显然此非陆贾之本意。按当时中国人的观念，这种提问简直是典型的夜郎自大，实在令人发笑。陆贾以“王似贤” 的“似”字，非常巧妙地回避过去，但听了陆贾汇报的汉廷群臣必定报以哄堂大笑。

听了与皇帝比较优劣的问题之后，陆贾虽以无法相提并论来回答，但这里只是强调了汉与南越在国土面积上的悬殊，并未明确说刘邦“贤”于赵佗。

听到这个回答的赵佗也大笑起来：“我没有在中国起兵，所以在此称王，如果我在中国，怎么就知道我一定比不上汉王朝呢？”

赵佗很喜欢陆贾，将其留下数月，以酒宴款待。陆贾最终让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接受了汉的册封，成为汉朝的南越王。

在外交手段上，陆贾非常精彩地将名与实、大义名分与现实利益分开使用。对于追求贤名的赵佗，陆贾先以附加“好像”的条件而给了他“名”，然后，以强调南越与汉朝“实”的差距，而使“名”的问题自然消失。结果用册封为汉朝南越王的“名” 控制了赵佗自立为南越王的“实”。刘邦听了汇报之后，“大悦”。

在《新语》一书之中，具有如此应变能力的陆贾在楚汉抗争的名分关系问题上，非常巧妙地将故事的主角置换成了刘邦集团。此问题已在前文提及，结果是《新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刘邦集团将《新语》作为公认的内容全盘接受了。如果具体解释的话，就是以尽量正当化的手段来改写刘邦集团历史的工作在当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这种改写既没有依据系统化的大义名分，对史实的抹杀也限定在最小限度。刘邦至少还算一个直率的人，他在历史认识与观念上拒绝接受儒家那套虚伪的体系；而且在当时，善于运用阴谋诡计是成为英雄的条件，通过玩弄各种伎俩而获得成功是他们的炫耀资本。能把这些阴谋诡计变成从道理和感情上来看都“光明正大”的东西就足够了。因此，当陆贾读到描写这些场面的内容时，刘邦连连点头，群臣也高呼万岁。这种伪造历史的水平仅仅停留在非常简单朴实的阶段，且正是由于定格在这一阶段，才为我们提供了揭开当时历史真相的线索。

然而，据《史记》记载，《新语》共有十二篇，但到了七百年后的南朝梁代，却称陆贾撰《新语》二卷，现如今所存的陆贾著《新语》也的确为二卷。但福井重雅近期的细致考证表明，它与最初的《新语》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

这确属一大憾事，如果陆贾当初的《新语》得以保存，想必一定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重要史实。

另一部据说同样由陆贾撰写的著作，是《楚汉春秋》。从书名可知，该书记述了项羽的楚和刘邦的汉之间斗争的历史。该书原本共分九卷，现在遗留下来的却不过是在《史记》或其他史书的注释中所引用的一些片段而已。即便这些片段中还有后人从军事角度而改写的内容，但是从中确实可以断定含有出自陆贾之手的部分内容。如果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应该会为我们再现汉初栩栩如生的历史场面提供重要的线索。

尽管也许会触及一些较专业的问题，但笔者还是想在此就同为陆贾撰写的《新语》和《楚汉春秋》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探讨。

《楚汉春秋》，顾名思义，就是楚汉斗争的历史，现存的遗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新语》残卷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令刘邦及其部下喝彩称道的内容。

其原因可以推测如下：

汉初，按照刘邦的指示，陆贾撰写了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的讲稿，以作为宫中御前讲座的讲义。这是一部用传统的价值观难以表现的当代史，由于它从刘邦等人的角度出发，用全新的价值观和语言描写了刘邦集团如何夺得天下的鲜活历史，因此博得了众人的赞许。

按照刘邦的指示，《新语》中同时还包含论述古代国家兴衰的内容，但主要还是当代史。因此，在某一时期，陆贾从《新语》中抽选出有关楚汉战争的内容独立成篇，便完成了题为《楚汉春秋》的书。

现存的《新语》只剩残卷，因此已失去了原本的体系。《新语》最初以强调当朝史观的态度进行编撰，到了后代，又按照相同的态度做了进一步的改写与增补，如此一来，《新语》被改头换面，以面目全非的样貌残存至今。

如今，我们在现存的《新语》中所能见到最接近原著的内容， 大概是秦朝的赵高在宫中将一只鹿牵至二世皇帝面前硬是戏称为马的故事。该故事是按刘邦的要求，为论述秦王朝失去天下的原因而列举的。

《史记》也引用了这段故事。只是《史记》着墨于赵高如何玩弄权谋，让那些对惊异不已的二世如实作答的官吏丢掉官职， 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势。《新语》则着重强调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相信奸臣赵高谗言的二世是何等愚蠢。陆贾的这一皇帝愚昧、亡国丧邦的说法，浅显易懂，非常通俗。现存的《新语》残卷则是以将陆贾原本通俗易懂的文风更为体系化之后的增补内容为主。

从上文可见，当时历史记载的状况为我们研究汉初和刘邦个人的历史同时提供了有利和不利的两种条件。

在有利条件中，我最后想谈的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深度与卓见。

《史记》在撰写作为世界中心的人物的本纪时，还为与中心人物有某种瓜葛的人准备了形象生动的列传。《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是樊哙、郦商、滕侯夏侯婴、灌婴等刘邦身边之人的列传，在文末，司马迁谈到自己亲自走访刘邦的故乡丰、沛等地，收集一些古老的传说，同时参观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的故居，并了解了他们的生平事迹。

司马迁此行的具体时间与他的生年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之说，另一种是十年后的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之说。迄今为止，一向以前者的说法为主流观点，但本书却赞同藤田胜久的近期研究，认为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为司马迁在自序中称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所以此次旅行应发生在武帝元鼎元年

（前116），即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

司马迁于武帝元鼎元年游历江淮的时间大约是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及项羽、刘邦继之而起的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九十三年之后。

在当时，书面语仅在社会的很小范围内发挥作用，历史的记忆基本是以口述史的形式传承下来。在普通百姓中间，对于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以自己村里的一个年轻人为主人公的历史事件，即使过去了九十余年，也还是会在他们口中被栩栩如生地讲述出来。

司马迁到沛县，走访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出生地， 向当地遗老打听他们的生平言行，此时距离沛县酒宴大约八十年。司马迁写道：

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 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通过与遗老们交谈，年轻的司马迁从汉初历史见证人的手中直接得到第一手材料，而让他感叹的是：这些真实的故事简直就像谎言一般，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樊哙屠狗操刀、精力充沛，灌婴贩卖绢丝，遗老们谈到的都是他们极为普通且微不足道的早年经历。当时的他们又岂能料到， 自己日后会附刘邦之骥尾，一跃成为汉朝功臣，创下造福子孙的家业？历史上发生了连他们本人都难以料想的奇迹。

这些原本极为寻常，甚至被人轻视的下层小民，忽然间变成高不可攀且令人生畏的汉廷重臣。汉初上演的这场传奇剧，使司马迁发出了“异哉所闻”的感慨。

司马迁又称自己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相熟，从而了解到樊哙等人的发迹史。而与司马迁有过交往的樊他广，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

樊他广的祖父樊哙是汉代的一等功臣，也是刘邦的亲信。笔者在著名的鸿门之会的实情与意义问题上与现在通行的看法相左，具体会在后文详述，但当时如果没有樊哙的勇敢，刘邦将会性命危殆这一事实也是无可争辩的。

刘邦一生中有许多救命恩人，樊哙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他娶了刘邦夫人吕雉的妹妹吕须，是刘邦的连襟。

被《史记》称为“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的吕后在刘邦死后，辅佐惠帝掌管朝政，待惠帝死后，先后拥立年幼的少帝恭、少帝弘而把控朝局。由于与诸功臣和身处各地的刘氏一族的矛盾日趋加剧，在吕后死后，吕氏一族因军事政变而被斩尽杀绝。

樊哙死于惠帝六年（前189），他在刘邦死后以上将军的身份掌握军事大权，并辅佐惠帝和吕后。但在后人看来，这辱没了他一生的英名，对此，《史记·樊哙列传》却并未涉及。

在所谓的“诸吕之乱”后，舞阳侯樊哙的嫡子樊伉因受其母吕须的牵连而遭诛杀。后来，文帝因追念樊哙的功绩，以特例让樊哙的庶子樊市人承袭了舞阳侯的爵位。市人死后，樊他广作为市人之子继承了舞阳侯位，却未料因此而节外生枝，引出了新的问题。

曾经遭受樊他广处罚的一位门下舍人因怀恨在心，向外揭发了他广出生的秘密：“樊他广的父亲市人是个性功能障碍者，因怕断子绝孙，便令夫人与其弟发生关系，才生下了他广。他广非市人之子，不该继承舞阳侯爵位。”景帝中元六年（前144），他广终于因此被褫夺了舞阳侯位，被免为庶民。

按照藤田胜久研究的年表推算，此事发生在司马迁出生的九年前。而此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专心修史，司马迁本人也在寻访沛县的六年之后，继承父亲遗志，潜心致力于修史的工作。

曾经继承了创造过无比辉煌业绩的舞阳侯位，后又因出生秘密的泄露而被免为庶民，如此惨遭命运戏弄的樊他广，在这位醉心于历史研究的年轻人面前，应是毫无保留地倾诉了从汉初传续至今的樊氏家史吧。他提供的材料与遗老们的证言基本一致。

另外，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知，司马迁与平原君朱建之子的关系也不错，因此对陆贾的往事“是以得具论之”。由此可见，司马迁在搜集素材时重视从当事人处传承下来的证言。在口耳相传占据重要地位的年代，《史记》是司马迁不懈努

力的成果。他尤其被沛县遗老的言语所感染，把自己对历史的深邃审视，通过对这段将一介庶民推上皇帝之位的宏伟历史的畅想表现出来，这也是《史记》具备后代史书罕见的新颖和感人之处的原因。

除了以上的有利条件，《史记》的不足在于它提供的信息量非常有限，而且在现存的历史记录之外很难再找到新的内容。

但是，通过如上探讨，我们可以意识到当时的史实与作为当代史而撰写的历史记录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其中包含着有意粉饰和改写的内容。如果我们以这个前提重新阅读《史记》，或许会在眼前呈现出一段崭新的楚汉斗争史。在原始素材的基础上对该问题的重新探讨是本书的重要课题之一。

司马迁把《史记》的每一段记载都视为当时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来着意描写。

首先，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这些记载是如何描写当时的历史状况的，但又不能满足于此。其次，假如司马迁的记载确实正确反映了当时历史状况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们也能正确理解这个记载与当时历史状况的一个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与此部分相关联的其他部分的概况。

这就如同如果我们能将猿人牙齿的化石确认为猿人化石的一个部分，就可以从中找出了解整个猿人状况的线索一样。

我们希望把刘邦个人的历史视为这一时期整个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目前我们还无法看清这个时代的全貌，但是相信随着本书内容的展开，它会在朦胧之中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例如，刘邦在秦楚斗争或楚汉争霸时的具体年龄应该是了解当时历史问题的重要因素，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记载他的出生年月。五百年后，出现了刘邦长于项羽十五岁或二十四岁的两种说法。

但是，如果将刘邦生涯的历程与当时的历史全貌联系起来， 重新阅读《史记》的原始史料，便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掩盖历史真相的说法，是一种刘邦是贵为天子的长者、项羽是注定失败的愣头小子的趋炎附势的说法。

从此种观点出发，本书提出了刘邦长于项羽五岁的看法，两人原本在年龄上就不相上下，是旗鼓相当的好对手。

总之，本书的目的是以史料为据，重新审视刘邦在各个历史时期被改写的历史，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庶民皇帝。身为庶民却偏要以皇帝自居，自然将会以悲剧收场，但如果登上帝位后却仍然保有一副庶民相，那将会酿成更大的悲剧。刘邦是在从社会底层迈向顶峰的过程中，在意识与言行上逐渐发生变化的，而历史的记载却希望自然地消除这一矛盾，然后不留任何痕迹地掩盖这一变化的过程。

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与作为当事人的皇帝本人相比，臣子们则更怀有在一瞬之间点石成金的粉饰历史的强烈愿望，这种心态似乎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