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 方法.规则.案例9787544779951

代前言法治，是的营商环境

章开办企业

第二章建筑许可

第三章获得电力

第四章登记财产

第五章获得信贷

第六章保护少数者

第七章跨境贸易

第八章缴纳税费

第九章执行合同

第十章破产

代后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罗培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法学所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上海市副局长、委委员。兼任中国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获评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首届十大杰出法学博士后，世纪很好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数十篇，出版《现代公司法律原理》《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公司法基础》《公司金融法律原理》《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2版）》《WTO中的争端解决：实践与程序》等专著、译著近二十部。近年来，罗培新教授直接参与了我国迎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对世界银行评估的价值观、方及指标体系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曾于2018年6月及2019年6月，两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全程参与了所有指标的很终磋商，其深度参与的“保护少数者”指标，从2017年的优选排名19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28位，为我国营商环境在优选排名的显著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法治，是的营商环境——代前言
罗培新

营商环境，像空气一样重要
营商环境，已然成为时下热词。2019年11月5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明确指示“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事实上，自2018 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上广深到塞外边陲，一项项意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成立了推进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了《关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优化营商环境做出了具体部署。
2019年3月5日，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激发市场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是今年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2019年1月，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营商环境，几乎成为时下各级文件与会议的标配语汇。
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热度的背后，一个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是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一词，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IFC）的“Doing Business”项目调查，该项目调查始于2002年，旨在对各国中小企业进行考察，并对在企业存在周期内所适用的法规进行评估，通过收集并分析全面的定量数据，对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商业监管环境进行比较，并发布《营商环境报告》（DB Report），供学术界、记者、私营部门研究人员和关注各国商业环境的人士参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于2003年发布，其包括5套指标，涉及133个经济体。而今，该报告包括10 套指标，涉及190个经济体。
我国的此项排名，多年来曲折前行。2019年大幅攀升，一举跃升32位，名列全球第46名，首次跻身全球前50强。我国也成为当年进步快的经济体之一。2019年，我国的全球排名继续提升，位列3名，首次进入全球前40名，表现堪称优良。
在国内，曾有人说，营商环境，就是给足优惠补贴，企业纷至沓来的一场政企狂欢。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招商引资，祖国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比拼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但此种模式，终究不可持续，特别是在税权收归、土地资源禀赋行将用尽之时，更是如此。对企业来说，的种种优惠补贴，固然够惠一时，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它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弥漫于企业的周遭，平时势难察觉，一旦遭受污染，有毒有害的空气所侵蚀的，远远不仅是少数企业，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特殊照顾与额外补贴，而不是普遍降税减费，其戕害的，恰恰是市场化、国际化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正因为如此，指出，营商环境就像空气，只有空气清新了才能吸引更多。2019 年2 月25日，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法治是的营商环境。
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重要”的论说，可谓一脉相承。

“制度是极其重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了“制度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命题，他们甚至从一种禀赋的视角，来理解法律制度：法律被视同高速公路或者水坝—经济腾飞之前的一项固定资产，它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路径，但其自身却不会变动不居。
此种观点可追溯至·韦伯。他运用法律来解释西欧的兴起，得出了一项著名的论断，即“理的”法律通过对市场交易提供预期和合法而支撑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一个世纪之后，道格拉斯·诺斯部分援引了韦伯的观点，并将其运用于具体制度领域中。诺斯声称，决定一国是富还是穷的，是制度的质量。在诺斯看来，富国成功地形成了可靠的、低成本的制度，保护了产权，确保了合约的履行。相反，穷国则缺乏这些孕育着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那些禀赋孱弱的想变更其基础以赢得未来的经济增长，就相当困难。
他们的论过程，可以简单地抽象为以下等式：良法律+良执法=良好的经济绩效。
将制度优劣与贫富联系在一起，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教授和哈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合著的《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2012）一书中，提出了以下问题：
放眼全球，为什么有的蒸蒸上，富足，而有的却陷入长期的贫困？为什么有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有些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却如昙花一现？为什么有些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给出的是：制度。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姿态万千，秉各有不同，但仍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包容型（inclusive）和汲取型（extractive）。在包容型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市场主体享有广泛的权利，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市场主体可以获得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生产收益，生产激励充分。欧美发达以及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居前的经济体，例如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均属此类。
相反，汲取型是指市场主体缺乏普遍的权利，权力要么源于世袭，要么通过由军阀控制，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选择中起到关键作用。市场垄断横行，生产者只能够获得极少部分甚至无法获得任何生产收益，生产激励极度匮乏。历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或地区，在奴役他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即为典型的汲取型制度。
这两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很有意思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许多建立起包容型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事件起作用的结果，他们甚至运用“制度漂移” （institutions drift）这一术语来加以解释。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可能会因偶然因素而逐渐漂离，渐行渐远，甚至成了完全不同的模样。例如，北美洲和南美洲曾经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无本质差别。但是，西班牙人到达了南美洲，迅速开启了掠夺殖民的过程，遍地搜刮黄金、白银及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进而建立了汲取型制度。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时，也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模式，但由于资源和人口分布的差异，没能够学成，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使得北美洲能够发展出生产活动、的技术等，进而建立起了包容型制度。
就短期而言，汲取型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因为攫取者也需要攫取的资源。但此种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其原因在于：其一，攫取者的行为是短期的。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或任职期限，他们会在其任职期限内尽全力攫取，而绝不可能“风物长宜放眼量”。其二，生产者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努力劳作，对于他们而言，偷懒才是优选的福利。其三，攫取者之间恶。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而爆发。例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脑补一下黑帮火并的场景就会明白，此种以黑吃黑、以暴制暴的模式，势必恶化社会秩序，降低生产激励，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相反，包容型制度可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其一，生产者拥有正向激励。由于有着稳定的回报预期，生产者拥有充分的内生激励，去从事生产活动，由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其二，不存在攫取者任期约束下的巧取豪夺，保护了创造者的收益。其三，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暴力，社会秩序安定，市场主体主要通过发明和新技术的运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
发端于2003年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以降低制度易成本为主线，以更美好的制度构造更美好的生活，其方即源于此。而何为“制度易成本”？在这里，有必要讲透彻，说明白。
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率先在“生产成本” 之外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并非毫无成本，产权保护、谈判签订合同、监督合同执行等等，都存在着交易成本。沉寂多年之后，“交易成本”终于引发了高度关注，并获得了进一步的阐释。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而不是单纯的商业成本。
无独有偶，与科斯同时代、当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世纪 30年代从事研究时发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例如宁波）的粮食市场上，他们的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调查，张培刚发现，地方割据、关卡敲诈等大大降低了内地大米的竞争力。这种成本即世界银行所称的制度成本，即无论市场主体如何努力，如何聪慧，都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也正是世界银行评估着力于削减的。

以法治和保障改革
自DB2019开始，世界银行已将“营商环境前沿距离”（Doing Business distance to frontier）这一名称改为“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score），以更好地反映衡量标准的主要理念—表明一个经济体相对于监管实践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有其局限。它并不要求涵盖与私营部门发展和成长有关的所有领域，例如，它并没有评估市场规模、金融市场的稳健和深度、宏观经济状况、外国的安全或政治稳定等。但一年一度的营商环境排名，仍然有于获取信息，使其正视改革的紧迫，并认识到，健全、有效的商业监管对鼓励创业和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改革的内驱力重要。越是富裕的，推出的改革措施越多，这与越是贫穷的越要改革以追上富裕观点是相悖的。而如何推进改革？世界银行方优选的教益是，商业监管规则必须有效且易于遵循和理解。要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腐败和促进中小企业繁荣，就必须消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其用意也在于释放市场创新创业活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上海和北京作为指标城市，更应当以时代的使命感和改革的担当精神，全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无论是为了提升世界银行评估的全球排名，还是更为广义的营商环境的优化，概莫能外。就提升排名而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规则，世界银行专家对10个领域的打分，均采取“问”与“查”的方式来进行。“问”是指向中小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和报关公司等营商人士发放问卷；“查”是指查阅每一个问题对应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文件，以确保被测评经济体的相关举措具有拘束力，可以普遍适用和反复适用。因此，运用法律手段来提升排名，符合世界银行的价值观与方。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自2003年首次发布以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在其衡量的10个商业监管领域内已经触发了3 500余项改革。而在2018 年，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活动达到高峰—仅2017/2018年度，128个经济体就进行了314项改革。而所有的这些改革，均须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来完成。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忠实地记载着中国2008 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有鉴于此，各国高度重视，纷纷通过修订法律，来提升全球排名。例如， 2012年，俄罗斯全球排名24位，签署总统令，要求迅速启动大面积的法律法规修订，5年内跻身全球20 强。2018年，俄罗斯迅速上升至全球3 名。新加坡、新西兰等全球排名的经济体，无不紧盯世界银行指标，动态修订法律。我国也应以世界银行评估为契机，在不伤害法益价值的情况下，启用法律简易修订程序，保持法律的市场适应。
而在世界银行评估之外，我国自主优化营商环境，更要发挥法治的与保障作用。201年月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务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8部法律的修订，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涉及数十个条款的修订。另外，近期也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也先后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与此同时，中国监会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上海券交易所分别修订了《上海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上海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这些规则的修订，正是因应世界银行评估而做出的制度变革。
近年来，上海锐意改革，推行了照分离、一网通办、告知承诺、轻微免罚等诸多改革，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凡此种种，无不是规则先行，改革与法治携手共进。
，法律与政策的知晓度，重要。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道：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此句用于解读政策与民众感受度之间的关系，同样生动贴切。法律法规千条万条，老百姓不理解不明白，相当于打了白条！要赢得民众真切的感受，除了措施本身切中肯綮之外，去繁就简，以接地气的方式解读和宣讲政策，同样重要。
在迎接世界银行评估时，以诚信不欺、实事求是的态度，真诚地与世界银行沟通，尽力取得他们的信任、理解与支持，避免误判，应当成为我们的工作方式。
营商环境，没有，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