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口述改革历史(中)978754546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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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常州、沙市改革试点（杨启先 穆常生）
1981年7月，批准《关于在湖北省沙市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报告》。198年月，批准常州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常州、沙市两市针对体制弊端，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计划、物价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试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2． 见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林 凌 陈之惠）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开始了大城市试点的探索。1983年初，重庆市委、市向四川省委、省提交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并由省委、省上报中央和。2月8日，中央和发文批准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对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管理的开端。

3．“昆山家合资企业是抢来的”
——亲历者眼中的“昆山之路”（吴克铨）
从自费创办开发区起步，昆山大胆探索出了一条以开放型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昆山之路”，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个建起自费开发区、实施全省幅土地批租、建立全外商独资企业、创办全省个陆路口岸通关点、建成全国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昆山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

4．闯“禁区”，绕“”
——亲历“温州模式”的报道（张也平）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模式”初是一种以农村家庭工业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依托的经济模式。到后来，随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批农民经营家脱颖而出，发展起了私人经营和合股经营的工业企业，资金、劳务、技术、信息等生产因素也进入市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无一不是在“闯禁区”。温州市大胆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率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


第 二 篇

5． 四川企业扩权试点和首钢试点（林 凌）
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优选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79年5月25日，经委等6个单位联合发文，确定首都钢铁公司等京、津、沪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早期企业扩权探索为企业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进程。

6．“搞得更活一点，放水养鱼”
——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张彦宁）
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生产技术责任制的形式提了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形成责、权、利相结合，、集、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向以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7．“请给我们‘松绑’”
——福建55名厂长、经理呼吁放权（黄文麟 金 凌 杜进兴 汪建华）
1984年3月22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联名向福建省委、省写信，书信的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3月24日，《福建日报》以《55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加了编者按语，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福建全省兴起了企业放权的热潮，也在全生了重大影响。

8．“落后就要请先生”
——国企首聘“洋厂长”（柴玉本）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成为首批被派往武汉的专家。11月，“洋厂长”格里希走马上任，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洋厂长”的“三斧头”砍下去，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逐步使生产和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9．“打破‘铁饭碗’成为企业改革的时髦口号”（王光兴）
1986年，连亏了5年、濒临破产的海口罐头厂（椰树集团前身），在王光兴厂长的带领下开始破“三铁”，超前进行企业改革，释放企业活力，扭亏为盈。改革后的海口罐头厂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产量年年翻番，1991年五项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1994年，“椰树”被列为海南省专享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单位。

10．亲历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前后（陈锦华 贺光辉 张彦宁 贾和亭）
20世纪80年代，推行股份制成为企业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搞活企业的关键，也是解决严重不足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1985年，在改委组织起草的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的报告中提出，“从长远看，企业实行股份制是个方向，但要分阶段推进”。1986年，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随后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可以继续试行。股份制在试点过程中不断引发争议，探索工作曾一度停滞。1992年初，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券，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专享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当年月底月初，改委在深圳召开股份制企业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全力推进股份制试点工作。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标志着股份制试点的成功。

11． 亲历诸城改革（ 洪虎）
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山东诸城在县域中小企业中进行了以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改革探索，引发了诸多争议和讨论。1996年2月，改委等9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结论是：诸城市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12． “‘肖大胆’眼中的宜宾模式”（肖健康）
1991年，37岁的肖健康走马上任宜宾县县长，率全国之先在宜宾掀起了一股“产权制度改革”之风，推行“转产权、转职能、企业转机制、员工转身份、社会转市场”的宜宾改革模式。面临宜宾改革中的非议和争论，四川省委、省决定将宜宾作为全省“改革试点封闭县”，支持宜宾先行先试、先冲先闯。

13． 有资管理运营体制的改革探索（贾和亭 周放生）
1988年，有资管理局设立，拉开了我国有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帷幕。1995年4月28日，改委课题组形成了《关于有资管理运营体制改革的建议》，提出的有资管理运营的框架是：在统一所有的前提下，分成“三个层次”，即有资管理部门、有资经营机构、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这个“三个层次”的架构对拓宽我国有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起了推动作用。

14． 确定“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陈清泰 贾和亭）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由此，企业改革开始进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为了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委和经贸委联合开展了百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

15.地方中小企业“两个置换”改革探索（周放生）
1995年9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各地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一大批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产权置换和身份置换为特点的“两个置换”的“放小”模式，成为地方中、小企业改革的重要探索。

16. 个体经济的探索与实践（容志仁 章华妹 郑举选）
容志仁是广州市代个体户，1979年“容饮食店”，特设一毛钱学生餐，1981年受到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成为“个被炒热的个体户”；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浙江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一份营业执照，这也是新中国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1985年在汉正街1000多名个体户中，个体户郑举选创下了四个，即当时的销售额连年、纳税连年、各种、认购国库券。1982年9月1日，的十二大报告抢先发售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规定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一个个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

17.“傻子瓜子”的故事（年广久）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芜湖小商贩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生意兴隆，但他在经营过程中使用的雇工超过了8个，引发了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限。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讨论一直持续着，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几次提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说：“不能动（‘傻子瓜子’），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8.“社会主义哪有那么多的暴发户”
——温州“八大王事件”斗争始末（连正德）
在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翻砂大王”吴师廉、“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胶木大王”陈银松等几人被列为“投机倒把罪”的重要打击对象。这件事情震动了浙江全省，也震动了全国，被称为温州乐清“八大王事件”。
第 三 篇

19. 我亲历的1994年前后的财税体制改革（刘克崮）
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实行的企业承包制和财政包干体制与之越来越不相适应，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1992年10月，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统筹兼顾、集、个人三者利益，理顺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的财税改革任务。1993年7月1日，实行了财务会计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实行了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工商税制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6年1月1日实行了“国民待遇”原则及关税和进出口税制改革。建立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新型财税体制框架。

20. “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金融构架，要成立中央银行”（陆百甫）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对过去“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有所改良，但随着这些机构的相继恢复和建立，“群龙无首”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为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经济中心组织了历时一年的中国金融改革调查，并形成了一份报告，建议“打破过去‘大一统’的金融架构和体系，成立中央银行”。1983年9月，决定由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从分离出来，正式成立，拉开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

21． 全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龚浩成）
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全国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22． 中国券市场早参与者杨百万的故事（杨怀定）
1981年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获通过，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作为中国券市场的早参与者、实践者，杨怀定（人称“杨百万”）在我国次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时嗅到了商机，成为个从事大宗国库券异地交易的个人。之后，杨百万成为早期中国券市场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拥有许多的“”纪录：个到咨询券的个人、个从保安公司聘请保镖的个人、个主动到税务部门咨询交税政策的个人。

． 上海券交易所“鸣锣开市”（龚浩成 尉文渊 阚治东）
1990年6月，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券交易所。同年11月，批准上海券交易所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家券交易所。同年12月19日，上海券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并开始正式营业，标志着新中国券市场的正式诞生和的起步。

24． 亲历深交所的成立和发展（郑良玉 禹国刚）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早的券交易。1988年6月，深圳市成立了券市场领导小组，研究筹建券市场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作为先行先试的中国资本市场，深圳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并于1991年4月11日获正式批准成立。1991年7月3日，经授权、批准，深圳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正式开业，实了股的集中交易。

25．新中国券目前场灾难
——深圳“8？10”事件（郑良玉 禹国刚）
1992年8月10日，深圳开始发售“1992年度认购抽签表”。当时预发抽签表500万张，引来百万人争购。不到半天的时间，抽签表全部售完，排队群众在质疑中发生混乱，酿成“8？10”事件。深圳市当机立断，采用增加发行的方法成功平息了这一事件。“8？10”事件被认为直接推动了重量券监管机构的成立，使得对券市场的重视程度少见提升。

26. 中国监会成立：中国券市场走向规范化（傅丰祥）
1992年9月，下达文件决定成立中国监会。1992年10月，券委员会和中国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中国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并走上规范化轨道。

27． 亲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陆百甫）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贬值，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由此爆发。随后金融风暴蔓延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甚至波及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在抵御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坚定地稳定汇率，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度。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十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广东、海南等地方决策咨询顾问。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享受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中宣部、人事部和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前？言

1978年12月18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历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正如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
自2014年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启动了“口述改革历史”访谈项目，旨在对体改战线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改革决策者、知名改革专家和基层实践者进行抢救访谈，真实记录改革历史，客观反映改革历程。目前，已完成300多位历史人物访谈，积累视频总时长约500小时，整理文字600多万字。访谈范围除中央层面外，还涉及广东、海南、福建、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安徽、吉林、河南、深圳、上海、重庆等省市。中改院在“口述改革历史”访谈资料的基础上，选取90多位改革开放历史人物和70多个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编写出版《口述改革历》、中、下三册，各收录3个部分，分别为思想解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城市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等。下一步，中改院还将继续坚持“口述改革历史”访谈项目，积极发挥中国改革智库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
本书由中改院团队组织编纂，由迟福林教授担任主编，陈薇、朱冠宇任副主编，杨睿、张娟、林秋敏、李阿彬、陈所华、杨若曦、范敏等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和相关工作。编者在整理和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各位受访者特别是诸多老领导、老专家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编者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书中未能一一注明；广东经济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对此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改革开放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由于访谈范围所限，本书无法多方面地反映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重大事件。本书所整理、收录的内容以受访者的口述记忆为主，由于时间久远等因素，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时，在征得受访者本人或家属同意的前提下，增补了部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整理时，编者尽量保持资料原貌并加以注释及论。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希望借由本书出版，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本丛书的出版，不仅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手资料，也为广大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读本。全书通过口语化的形式，以亲历者的身份忆述重大改革事件，真实记录改革历史，客观反映改革历程，不仅可以帮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而且可以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全面、生动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