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民生经济概论9787511554147

目  录绪  论一、本书背景  / 001 二、主要观点  / 007 三、创新成果  / 010 四、研究方法  / 018 五、基本结构  / 019上  篇  理论篇章  概念的提出 节  定义与内涵  / 0 一、定义  / 0 二、内涵  / 0 第二节  主要特征  / 025 第三节  当前中国发展民生经济的必要、紧迫和可行  / 033第二章  理论的阐述 节  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039 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040 二、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 042 第二节  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  / 046 一、劳动能力:作用、构成和获取  / 047 二、劳动意愿:地位、作用和源泉  / 049 第三节  关于社会平等的分析  / 053 一、关于平等与增长关系的理论回顾  / 053 二、民生经济理论关于社会平等的认识  / 056 三、社会平等对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影响  / 059 四、关于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  / 064第三章  模型的分析 节  基准模型  / 067 一、异质个体  / 068 二、生产部门  / 071 三、  / 072 四、动态演化和一般均衡  / 072 第二节  模型的分析  / 074 一、模型的求解  / 074 二、人力资本对劳动者劳动意愿的激励作用  / 078 第三节  模型的动态演化  / 079 一、平均分配公共资本时期  / 079 二、按照产出优选化原则配置公共资本时期  / 081 三、的政策调整  / 083 第四节  数值模拟  / 086 一、参数选取  / 087 二、数值模拟结果  / 088 三、分析  / 091第四章  靠前的比较 节  “中等收入陷阱”:主表与原因分析  / 094 一、主表  / 094 二、一些和地区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097 第二节  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 101 一、教育不平等  / 101 二、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 107 三、收入分配不公  / 111下  篇  政策篇第五章  改革行政体制 节  以机构改革为主要标志的行政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 121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机构改革  / 122 二、改革开放后至2008年的六次机构改革  / 125 三、2013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有关情况  / 129 第二节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131 一、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131 二、行政区划存在的弊端  / 135 第三节  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137 一、关于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 138 二、关于推进行政区划改革  / 141 三、关于加强行政权力监督  / 143第六章  提升教育公平 节  提升教育公平的主要历程和成就  / 148 第二节  教育公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153 一、地区差距仍然明显  / 154 二、城乡差距尚未明显缩小  / 155 三、区域内校际差距不可小视  / 15 、大量制度障碍有待消除  / 158 第三节  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  / 159 一、全力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159 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164 三、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 167 四、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作用  / 171第七章  创新社会管理 节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发展沿革  / 175 一、高度社会管控阶段 (1949—1978年) / 176 二、社会管理碎片化阶段 (1978—2003年) / 176 三、综合治理阶段 (2003年至今)  / 179 四、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181 第二节  当前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与成因分析  / 182 一、社会管理基本理念共识不足  / 182 二、社会管理核心问题和紧急问题混淆  / 183 三、服务型行动尚不到位  / 183 四、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 184 五、社会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协同不足  / 186 六、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186 第三节  完善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建议  / 188 一、优先发展公共服务市场  / 188 二、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 189 三、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192 四、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优先解决流动人口问题  / 193第八章  改革财税体制 节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 195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  / 195 二、1978—1993年,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财税体制改革  / 197 三、1994—1998年,以经济分权为特征的财税体制改革  / 200 四、1998年至今,以公共财政为导向的财税体制改革  / 202 第二节  “民生财政” 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 205 一、阻碍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主要问题  / 206 二、阻碍民生改善和分配公平的问题  / 207 三、可能构成系统风险和发展陷阱的突出问题  / 210 第三节  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211 一、 进一步理顺财税体制,切实提高调控经济、改善民生能力  / 212 二、进一步优化公共财政支出,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217 三、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和主线索推动全面改革  / 220 第九章  完善市场体系 节  我国市场结构的建立历程  / 2 一、土地改革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建立  / 2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  / 227 三、价格体系的理顺  / 229 第二节  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行政干预严重  / 二、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受益主体有失偏颇  / 4 三、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 5 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 五、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价格紊乱  / 第三节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政策建议  /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职能转变  / 二、加大土地制度改革力度  / 三、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 240 四、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 242 五、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 243第十章  消除金融抑制 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实现快展  / 245 一、层次丰富、功能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 245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  / 248 三、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 251 四、金融市场环境和法制基础不断改善  / 253 五、金融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 253 第二节  目前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 255 一、商业银行经营同质化引发金融供给不平衡的问题  / 256 二、资金价格双轨现象降低社会资金配置效率  / 257 三、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  / 258 四、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尚不完善  / 261 第三节  关于进一步融资公平的政策建议  / 264 一、完善综合配套措施,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 265 二、加快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 267 三、积极推进银行分类监管,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 268 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 270 五、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市场  / 271 六、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 273十章  调节收入分配 节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历程  / 276 一、1978年以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小效率低  / 276 二、1978—2000年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效率提高  / 277 三、2000年至今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效率受损  / 280 第二节  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 283 一、劳动者劳动意愿下降,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 283 二、收入流动下降,引发社会对立  / 284 三、城乡区域差距扩大,经济社会难以均衡发展  / 285 第三节  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 286 一、以提高劳动报酬为重点,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 286 二、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逐步调整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 289 三、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 291第十二章  强化社会保障 节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历程  / 293 一、—单位 (集体)保障制构建阶段 (1949—1966年) / 294 二、全包的集中保障时期 (1966—1976年) / 295 三、以社会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改革探索阶段(1976—2003年) / 29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时期 (2004年至今) / 297 第二节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300 一、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总体偏低,对居民储蓄、人力资本等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  / 300 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都存在覆盖面不足、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居民生活仍然面临较大经济风险  / 301 三、制度分割、衔接不畅,削弱了社会保障促公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能力  / 301 四、社会保险的自我平衡、良循环问题突出,削弱了积累制度对个人努力的激励作用  / 302 第三节  关于加强社会保障的政策建议  / 303第十三章  营造法治环境 节  当前我国法治环境总体状况  / 310 第二节  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313 一、重点领域亟待加强  / 313 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 314 三、司法公信力不足  / 31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需进一步加强  / 319 第三节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政策建议  / 321 一、加快重点领域,充分发挥工作的推动作用  / 321 二、加快推进法治建设,确保建设目标如期完成  / 322 三、推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  / 324 四、创造条件,让人民更好地监督权力  / 326附录一:我国近年来关于“中等 一、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 328收入陷阱”问题的 二、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  / 329研究综述 三、关于我国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对策  / 330附录二:各种经济学思想对人的 一、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内容和必然归宿  / 333发展与经济发展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 342关系的认识后  记  / 351

，男，汉族，1952年出生，湖南省汉寿县人。做过农村基层干部。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大学，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历任共青团处书记，中央纪委、秘书长，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山西省委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著有《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共生与和谐》《农情——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调研报告》《让保险走进农民》等多部学术著作。

一、本书背景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进入中等收入行列[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总人口135404万人,按当期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500美元;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总人口135404万人,按当期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100美元,保持上升趋势,但仍属中等收入。有关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同时也更为迫切地面临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书》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早就是中等收入,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的重要课题。如果成功跨越,将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如果跨越失败,将失去这个历史的机遇,无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民族将面临重大危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中国引起高度重视,相关的研究讨论层出不穷。[ 参见本书附录一“我国近年来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综述”。]综合和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针对 “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对策。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推动这一工作, “十五”规划中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指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7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2页。]。经历了靠前金融危机的冲击,全上下对此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2011年3月的十一届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靠前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张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0页。];并特别强调,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系统、战略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同上。]。的报告明确提出,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长期发展后劲”[ 的报告第四部分。]。由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成为全全国的共识。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整体、协同,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优选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全面部署,进一步指明了转型发展的方向。应该看到, “十五”以来特别是的十七大以来,全国上下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内外需失衡、过于依赖拉动、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消耗过高、资源浪费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在理论基础和体制基础上找原因、求突破。借鉴日本的经验,正如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所言, “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就依据其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传统,创造出一种相当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这个独特的制度,使日本有能力赶上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强国。……当今的发展中要赶超发达经济体,必须开发出与它们独特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相适宜的有效的经济体制,以及它们的发展战略”[ [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三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从现象上看,作为矛盾复杂的重表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障碍,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 “两难”问题,比如,扩大消费要求增加劳动报酬,但这就意味着提高生产成本,加大企业经营难度,可能导致增长速度的减慢;又如,优化经济结构要求降低率,但这就意味着要素投入减少,在减慢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可能提高失业率,进而减少劳动报酬总量;再如,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要求降低流动,但这就意味着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阻碍经济发展,等等。从实质上看,这些 “两难”问题来自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来自转变发展方式与保发展速度之间的。发展速度意味着就业,意味着财政,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无法保与社会的有序运转。而保持发展速度总离不开高、高消耗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依赖则意味着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低下的效率,长此以往,难以为继。转方式意味着降低速度,提高失业率,意味着可能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速度减慢到一定程度本身就是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四发达省市增速垫底:率先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8月8日。]。但是,如果发展方式迟迟不转变,增长速度的放慢终将演变为停滞甚至倒退,从而引发更大、更难以承受的社会、政治危机。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各方面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难逆转的趋势[ 正如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所言, “今后,我们要习惯中国经济的一位数增长,8%以下的增速将是一种常态”。见《中国经济将告别高增长时代情况分析》,2013年5月2日中国行业研究网(http://www.chinairn.com)。],更引发了对发展速度的关注。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转方式的同时找到替代高、高投入的强劲发展动力,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维护稳定的社会环境,让全社会共同积极承担调整的阵痛。如此则转型代价将被控制在程度,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否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只能眼睁睁跳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发展前景可能比现在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还要灰暗。如郑永年指出,“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经济发展……但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经济发展也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更为困难”。见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载吴敬琏、俞可平、[美]芮效俭等《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3月版,31—132页。]针对这一要求,目前有两种思路比较流行。一种思路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占据产业链高端,可以称之为 “科技跨越论”。[ 参见李春景《依靠科技创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基于韩国、巴西的比较研究》,载《学习时报》2011年7月25日。]这个思路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技创新的重要和紧迫当然无可置疑,特别是随着第三次工业的到来,以数字化制造 (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已经把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逼到了 “不进则垮”的地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成功实现创新。科技进步的过程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单纯聚焦于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研发力度,而不在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上做出重大调整改进,特别是一味把主要的创新资源投入少数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或者由直接运用 (这一幕在很多地方正在上演)[ 比如,现在很多地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大量入源,盲目规划建设一些看似高端的发展项目。其中很多项目已经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概念,而是在产业结构上的“跃进”。比如,目前我国内地至少有3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北京要建设“靠前金融中心”,昆明、南宁和乌鲁木齐分别要建设“泛亚金融中心”“区域靠前金融中心”和“中亚区域金融中心”,其余20多个城市也雄心勃勃提出建设所在区域的“金融中心”。事实上,靠前金融中心城市一般需要1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服务业,而目前上海这个比例也只有1%。任何金融中心的发展,都需要经历培育产业链、优化制度环境和积累人才的较长过程,不能像抓农业、工业项目那样“大干快上”。这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用旧的发展思路、旧的发展体制经营新的发展项目,仍然建立于对经济资源的高度控制、对经济生活的深度介入之上,有转方式之“形”而无转方式之“魂”,的效果可以想见。参见熊建、蔡华伟《我们需要30个“金融中心”吗?》,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0日0版。],尽管也可能产生一些重要创新成果,但因为广大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被排斥于这一过程之外,无法分享其中的资源和成果,必将极大降低创新的总体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从本质上讲,科技创新 (包括科学研究以及相关成果的产业化运用)也是劳动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充分激发劳动的积极、创造的积极,科技创新本身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单纯关注科技进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泛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劳动能力,调动起全社会的劳动积极的问题,因此也不能全面解决发展动力的替代问题。由此又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思路:改进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内需。可以称之为 “福利跨越论”。有学者指出, “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严重时还会因消费能力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影响经济发展;因贫富差距扩大而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201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现在正当其时”[ 杨宜勇,《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载《人民日报》2011年2月1日第7版。]。有学者疾呼,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转变的关键5年,要尽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突破。[ 迟福林,《中国需要尽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载中国新闻网2011年2月26日。另参见《中国应该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载《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17日;《拉陷阱近中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箭在弦上》,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6日。]应该承认,较之单纯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调整收入分配的思路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但是,我们认为仅仅关注收入的分配,也就是结果的分配是远远不够的。在缺乏对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创造权利和机会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分配上必然导致三个方面的负面后果:其一,尽管中低收入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有所提升,但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机制仍然很不满意,对社会公平以及自己未来的发展仍然缺乏信心,从而难以调动起充分的学习和创造积极。其二,在缺乏公正有力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利分配和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本主要将由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层承担——这两个群体本来是重要的社会创造力来源[ 比如,提高员工待遇,包括提高大力度优惠工资标准、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以及提高社会保障费用缴纳水平等被广泛认为是调整收入分配有效而便利的手段,鉴于中小企业吸纳了90%以上的就业,中小企业主必然成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而就中产阶层而言,由于收入相对较高而透明,便于监控,必将成为税负增加的主要承受者。]。反之,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一些高收入群体,却由于财富的极大不透明以及操控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强大能力成为较少受到抑制打击的对象。的结果是不仅不能缩小社会不等,而会加剧不平等;不仅不能提高全社会的创造积极,反而会抑制全社会的创造积极。其三,为了在较短时期内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结果,将更加有理由干预具体经济过程,必将极大增加过度干预的危险和寻租的空间,从而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依靠科技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或者改革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都会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如何从原动力上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形成更为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梳理,现有思路,寻找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的可行方案。二、主要观点[ 本书的主要观点于2009年由“民生经济学”课题负责人发表于《人民日报》,参见《民生经济——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17日第7版。]针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问题,本书提出“民生经济”的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建构了一套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下一步发展策略的模型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整个理论论述的前提,本书的分析主要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当然,对整个人类行为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必然涉及更广泛的人类行为。但是,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正在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中国和中国人,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特定的历史任务。这一限定不仅让我们充分认识研究的局限,对于保理论分析的科学也很好必要。]本书提出,民生经济是通过大力改善劳动者,特别是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创造者和平等获益者,从而更好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实现资源的更优化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民生经济的概念,本质上是从改善民生向发展民生转变,从经济民生向民生经济转变,从社会成员是单纯的民生政策享受者向每个人都成为民生经济的生产者和创造者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而且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不仅是一个有益的社会投入过程,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发展过程。因此,应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种发展形态和模式,把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选择。民生经济的核心内涵,是通过平等的改善,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社会成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创造者和平等享有者,从而持续、内生的发展动力,解决和外需下降情况下发展动力走衰的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可持续。上述认识的基本逻辑是:人是生产力中能动核心的因素—劳动创造价值的成效取决于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与社会平等状况严格正相关。由此,社会平等状况的改善提升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提升劳动效率—劳动效率的提升增加国民收入也即社会总福利—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进一步为扩大平等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良循环,源源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扩大平等处于核心位置。我们对平等的实质进行了明确界定,提出平等是社会成员接近和运用生产资料,创造财富的机会与能力之间不存在差别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不可能接近达到,可以努力的是尽量缩小这种差别)。我们强调,平等既是客观的状态,也是主观的评估,是社会成员基于在发展机会、能力、结果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同,综合评估当前与未来、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等各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判断[ 强调“平等”的主观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观点,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分析。]。我们还强调,平等的关键是创造的平等、供给的平等而非分配的平等、需求的平等。只有前者的平等,才能实现后者的平等。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我们赞成世界银行关于“贫困”的定义,即“贫困不仅包括缺乏购买力,还包括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被剥夺”。参见[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三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4页。]。平等的缺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快展的情况下,资源禀赋和技术的变化大大快于人们的价值体系和组织原则的调整所导致的。[ 同上书,第24—25页。]为此,必须加快转变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实现包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在内的广泛而普遍的平等,给予社会成员平等接近和运用生产资料的机会和能力,激励全体社会成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积累人力资本(劳动能力),提升劳动积极(劳动意愿),从而激发出巨大的创造能量[ 有学者指出,“从低收入跨入高收入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高5倍以上”。(见汤敏《中国经济  警惕黑天鹅》,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无疑,这只能源自劳动者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提升。]。由此,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形成高度一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着力发展和改善民生,力社会等是发展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提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 (包括报酬水平和保障水平),才能有效扩大消费,推发展;只有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积累人力资本,劳动意愿,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创新能力,保持发展后劲。着力发展和改善民生,力社会等是拓展发展空间的迫切要求。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分配资源,才能切实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只有大力发展居民消费,扩大国内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摆脱靠前市场的控制,以更加游刃有余的姿态参与靠前经济竞争与合作。着力发展和改善民生,力社会等是调整发展结构的迫切要求。只有取消歧视政策,放宽准入条件,加大扶持力度,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才能蓬勃发展;只有加大政策、资金倾斜力度,大力推进西部地区、老少边贫地区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生动局面。着力发展和改善民生,力社会等是改善发展环境的迫切要求。只有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落实公民权利,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成员的平等感和尊严感,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转型期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总之,民生经济主张把发展与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此经济学界曾长期争论不休,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关于平等与增长关系的理论回顾。],通过把发展视为改善和扩展相互联系的实质社会平等的一个综合过程,从根本上改变 “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念。同时,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首要手段”[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民生经济认为不仅有效的发展改善平等,平等的改善也推动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关系。我们相信,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在不断扩大平等中推进发展,在不断加快发展中改善平等,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层面的有力体现,是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三、创新成果本书坚持辩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密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全面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系统阐明了民生经济的基本定义、理论内涵、历史定位和主要内容,构建了全新的民生经济理论框架,具有填补空白的理论创新意义[ 面对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例如“包容增长”“共享式改革”等思想都强调了机会公平的重要,强调要把弱势群体的受益,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考虑在经济增长的政策之中,等等,与“民生经济”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可以说“与我心有戚戚焉”。但是民生经济关于平等内涵的分析,关于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体理论架构,在目前视野所及范围内,仍然具有明显的。有关包容增长的分析,参见汤敏《中国经济  警惕黑天鹅》,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8页;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发展的战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现实问题的深入总结和理思考,对发展民生经济的必要、紧迫和可行进行了科学分析,系统提出了发展民生经济的政策建议,使本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和可操作。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创新成果比较突出。一是关于民生问题定位的新认识。目前民生问题已引起各级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被列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但是,仔细分析,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这种观点出发,发展和改善民生被视为花钱买平安,是支出而非收益。这样就可以在维稳和民生之间进行替代选择,事实上很多地方目前就选择了在维稳上加大投入,而不愿意在改善民生方面真正下功夫。因为如两者可以相互替代的话,显然后者相对而言投入更多,难度更大,见效更慢,总体而言更难以把握,对于任期基本上仅为3~5年的地方领导而言,很难成为很优选择。其二是通过改善民生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以替代出口需求[ 例如有学者撰文指出,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出现社会,成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在于努力发展社会事业、实现社会公平。见《收入差距扩大严重拖累经济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通过把民生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切中了问题的实质,但存在以偏概全的危险。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把总需求还是总供给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关注重点也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野。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古典综合、新剑桥学派等更多强调需求管理,供给学派等更多重视供给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首当其冲的似乎是需求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着内外需的严重失衡,而外需的萎缩几乎已成定局。一方面是因为靠前金融危机带来的欧美等西方消费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更实质的原因在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粗放式投入形成的出口优势不可持续。为此,在调整经济结构中把需求结构调整作为一个重点,核心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本书不反对扩大消费需求,也由衷赞成据此形成的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构筑社会保障网等相关政策,但强调不可因此误判了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优选问题将是供给不足。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实践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史已经明,单纯的需求管理无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并非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给,正如并非有供给就一定有需求,两者的匹配靠前复杂。不应忘记,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短期看需求 (消费、、出口),长期看供给 (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 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根据这一逻辑,在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中,短期内需求问题会比较突出,中长期而言供给问题将成为焦点。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 同上书,页。],不可否认的是很大程度上来自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粗放式投入,这种投入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几年的增长率下降不仅和外部需求疲弱有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供给潜力放缓的内在需求。[ 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27日第版。]今后的发展动力在哪里,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本质的问题。[ 2012年年底,以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几乎与此同时,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此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人也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地从供给面管理中国经济。这些动向都体现出经济学界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供给问题的充分重视。参见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载财新网2013年3月4日;滕泰《新供给主义宣言》,载和讯网2012年11月9日;陆宇《供给学派的中国经济“药方”》,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6月29日。]当然,无论是强调需求还是强调供给,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包括工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都是必选项目。但是,就供给而言,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给予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成员平等的创造机会更为关键。如果过于聚焦在需求维度,这些问题的紧迫就明显不如扩大当期的社会福利、提升工资水平等更为快捷但也更表面化的一些政策需求。我们特别认为,中国在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时需要警惕的是 “滞胀”风险,而这恰恰是不错调 “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的命门[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标准理论,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强制流通的纸币和信用货币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以货币代表的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按现行价格可得到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也即“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理论。由于需求过度和需求不足不可能同时在经济生活中发生,因此“滞胀”是不可能出现的。参见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第3、页相关论述。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经济恰恰掉入了“滞胀”怪圈,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碰头叠加,使处于地位的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这也导致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崛起,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生动描述,参见[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如现 “滞胀”局面,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居高不下,社会必将激烈动荡,民族将面临重大危险,对此必须高度警惕,未雨绸缪[ 当前,靠前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美欧等西方为走出金融危机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我国国内流动控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是推高通货膨胀率的强大力量,而由于产业结构偏“重”(就业吸纳力较强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一直停滞在30%左右),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较低且行业差距不断拉大等原因,我国就业弹(当因素不变时,每一单位的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长比例)20多年来处于下降趋势,目前大致为0.1。相比之下,据靠前劳工组织数据计算,2007年欧盟地区总就业弹为078,OECD为0.48,1992—2004年巴西为0.9、印度为0.3、俄罗斯为0.2,我国处于大力度优惠水平。两方面因素相叠加,“滞胀”风险不可忽视。参见宋晓梧《高度重视我国就业弹下降问题》(内部研讨资料);孙剑《中国经济滞胀之忧》,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1月30日6版。 统局据显示,2013年6月我国CPI同比上涨2.7%,PPI同比下降2.7%(PPI已经连续15个月负增长),两者的背离已经产生了类似“滞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继续举债扩大需求维持过剩产能显然不可取,深化改革,推动企业优胜劣汰、提高效率迫在眉睫。参见《量力去杠杆以防经济“滞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7月10日第2版。]。防止这一问题的出现,必须从实质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只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和管理创新,来自广大劳动者(包括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生产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创造,更加吃苦耐劳地投入生产过程。这种积极和创造当然是与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分不开的,与相关的制度改进分不开的。由此,民生问题不仅仅是需求问题,果”的 “不平等”,其实本质上仍是非竞争的[ 秦晖,《经济竞争中的“规则”与“起点”》,载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只有大力完善公平的规则,营造公平的环境,消除非竞争因素,才能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从而切实提高效率。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待完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非对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确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基本前提。我们认为,很多关于平等与效率关系的分析之所以存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平等的内涵认识不够深刻,被一种静态、孤立、保片面的平等观所支配。本书强调的是一种动态、联系、相对、全面的平等观,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平等观[ 正如张千帆所言,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和主观,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接近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见张千帆《是如何发生的》,载《财经》2013年5期。]。具体而言,相对于在谈及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时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收入分配,集中于福利平等和结果平等,集中于横向比较的、客观的当期平等状况[ 参见[英]理查德·威尔金森、[英]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能力平等和机会平等,是纵向比较的、主观的动态平等改善[ 本书很好赞成吴敬琏的精彩论述,“在应当怎样对待社会公正的问题上,有一些模糊的认识需要澄清。不少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平等与效率相替换’的原理,认为平等和效率是保对立的。由此他们得出了‘左’的(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加剧)或‘右’的(既然中国迫切地需要提高效率,就应当纵容贫富差距的扩大)错误结论。这种理论的失误在于混淆了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种平等(不平等)。奥肯所说的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是同效率相互促进的”。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02—103页。]。比如,对比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不难看出,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远远不如新生代农民工,但相比各自原有的生活状况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对于代农民工而言指进城后不久的时间),代农民工的平等状况实际上要好于新生代农民工。又比如,相比计划经济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明显增大,但是相比严格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机会明显增多,社会平等的程度实际上明显上升而非下降,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展重要的动力源泉。[ 我们认为,30年中国改革开放优选的成功,就是从思想上、制度上赋予了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经济的平等权利,(相比改革开放之前而言)极大扩展了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的自由。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种种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内需不足、投入粗放、效率低下等,实际上归根结底是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分层的日益固化,广大中低收入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经济的平等权利受到了损害,进行财富创造和分享的自由(相对改革开放之初和中间很长阶段,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言)受到越来越大的抑制。正是因为平等和权利的逐渐缺失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有问题的症结,所以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以扩大社会平等,提高劳动效率,是当代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因此,平等与否不能只看一定时刻保或相对的收入差距,必须联系社会成员自身发展的主客观状况,从纵向、横向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判断平等与否,分配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分配的过程和机制。民生经济的实质,就是通过深入、全面地改善平等状况,即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社会成员接近和运用生产资料的机会和能力,提升全社会整体效率,增进全社会整体福利。[ 必须高度重视对平等的不同理解,重大的政策差异往往由此起步。一个很好值得警惕的教训是“民粹主义陷阱”(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典型代表是阿根廷的庇隆。庇隆力图保护中低收入群体,发展民族工业。其具体政策取向是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高社会福利、强化工会地位等,主要后果却导致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极大扩张,社会福利开支巨大且刚极强,而大规模现代产业并未建立,广大中小企业、私人资本举步维艰,负债累累,出现恶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社会严重动荡。我们由此可以得出教训,扩大平等重要的是全体劳动者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关键的是营造人人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市场活动的环境,激发每个人的积极和创造力,而非由下的福利分配的平等。一般意义下,过于深度的介入本身就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降低社会总效率。参见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0页。]据此我们认为,中国不能盲目效仿西方建立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即建设所谓 “福利”。从能力上讲,我们可能也无法具备相应的财力基础,从意愿上讲,西方福利种种弊端,特别是基于结果分配的过于完备的社会保障对效率的抑制,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当今中国需要努力建立的,是基于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基础上的民生保障和改善机制,唯此才能为经济持续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三是关于民生问题解决途径的新探讨。在这一方面,本书突出强调了“劳动意愿”[ 我们并不低估劳动能力(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广泛而言也并不忽视扩大内需的意义(这一点前文已明确论及),本书对“劳动意愿”的强调主要因为这是至今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发现,在人力资本即劳动能力的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时,关于劳动意愿(或者说劳动积极)的研究却相对匮乏。人力资本理论对此很少涉及。从范畴上看与之更为接近的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研究也十分有限。比如,在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只有一处提到了 “态度”问题,即 “劳动市场的独特在于: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将受到生产要素的态度的影响——因此,鼓舞士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在监督方面的更多投入”[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着重号是摘者加的——摘者注)奥肯的名著《平等与效率》提出了 “努力”问题的重要,在回答 “是什么决定着一个公民在竞争市场上的服务价值”这个问题时,奥肯指出, “我在一个设的竞争市场上所能出售的生产贡献取决于四个因素: (1)我一生中所获得的技能和资产; (2)我的能力和天赋; (3)我愿意花费的努力; (4)与我能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服务的供求状况”[ [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0页。]。(着重号是摘者加的——摘者注)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奥肯关于 “努力”问题的论述过于简略且主要侧重于伦理学意义上的 “公平”,对于决定 “努力”的经济学原因以及怎样激发 “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分析。发展经济学中对分配问题的关注涉及了对发展能力的影响,但主要强调对资产的平等分配能够确保人们有能力去贷款,去获得教育,从而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强调的是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但接近没有涉及 “劳动意愿”[ [美]斯图亚特·R.林恩,《发展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对激励问题给予比较强关注的是供给学派,但是其强调的主要是高税率抑制者和劳动者的与工作, “导致在劳动大军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不断下降”[ [美]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本书认为,仅考虑劳动能力或曰人力资本接近不足以准确估计劳动创造价值的状况,劳动的成果不仅取决于我 “能”干什么,更取决于我 “愿意”干什么。这种意愿主要来源于社会平等状况对劳动者和者的心理影响(高税率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只强调了与社会的分配,没有区分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为达到提升切实劳动意愿的效果,本书对干预与自由市场的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这对关系在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核心位置[ 正如何帆所言,“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喜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喜的主题”。见[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序二,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同时也构成了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内容[ 见高尚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载高尚全主编《改革是中国优选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凯恩斯主义包括新剑桥学派力主干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哈耶克等力主自由市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总体看干预是不可少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研究了“二战”以来13个在25年或更长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的经济体,发现所有成功案例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有一个能力日益,敢作敢为和值得信赖的”。相关报告认为, “要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需要政治领导人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决策者必须选择增长战略,向公众传达自己的目标,使人民相信值得为将来的回报而付出努力、节省资金、忍受经济剧变”[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发展的战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关键在于干预的前提是什么,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干预什么以及如何干预[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主张干预的主帅级人物凯恩斯,在干预的时机和分寸上也是十分小心翼翼的。比如,他反复强调,只有在经济周期的底部或是经济衰退期间,出资舒缓失业才能算作恰当。一旦经济恢复,继续往系统内注入资金就不妥当了。参见[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32页。]。本书强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作的前提下[ 中央文件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变化生动说明了这一观念的发展过程。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作用”;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调控下发挥基础作”;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关于讨论修改的过程,参见高尚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载高尚全主编《改革是中国优选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同时认为,在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干预的问题和力度是不同的。今天的中国既需要干预也并不缺少干预,问题在于市场的基础地位仍未接近确立和巩固,而有些地方干预又过于集中于具体经济活动本身,甚至依靠的垄断地位破坏了平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严重抑制了社会总体效率的提升。因此,当前的关键不是一般意义上讨论干预问题,而是针对我国国情,研究如何把重点放在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不合理的干预,使集中精力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如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等问题上面。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把社会的作用还给社会,把劳动者的权利还给劳动者,把的职责留给。在深入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系统提出了发展民生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主张。总体而言,我们主张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职能,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不断改善社会平等程度,通过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成员的劳动能力(人力资本)和劳动意愿(就业创业积极),实现社会生产率和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本书重点阐述了9个方面的政策主张:一是改革行政体制,二是提升教育公平,三是创新社会管理,四是改革财税体制,五是完善市场体系,六是消除金融抑制,七是调节收入分配,八是强化社会保障,九是营造法治环境。以上9个方面的政策紧紧围绕民生经济的基本思想展开,构成一份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路线图。四、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我们通过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有关研究成果,形成比较完整的文献回顾和整理,为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数学建模:我们运用目前靠前优选的建模技术,构建民生经济模型并予以验,切实了整体研究工作的科学。实地调研:我们专门到陕西省实地考察“民生八大工程”开展情况,夯实了研究的实践基础。五、基本结构本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为理论篇,包括4章。章:概念的提出  提出并阐述民生经济概念的定义、内涵、特征,分析当前中国发展民生经济的必要、紧迫和可行。第二章:理论的阐述  全面阐述民生经济的理论框架。第三章:模型的分析  建立民生经济的数学模型并予以验。第四章:靠前的比较  对比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东南亚等失败经验教训。下篇为政策篇,包括9章。第五章:改革行政体制第六章:提升教育公平第七章:创新社会管理第八章:改革财税体制第九章:完善市场体系第十章:消除金融抑制十章:调节收入分配第十二章:强化社会保障第十三章:营造法治环境此外,开头以绪论介绍本书的写作背景、基本观点、主要创新和总体框架;结束语以 “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为题论述建工作。我国近年来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综述和各种经济学思想对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两部分内容分别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和附录二。

1.《民生经济概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契合的精神，具有现实值。2.《民生经济概论》进行了充分的理思考，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值。3.《民生经济概论》汇集了详尽的数据材料，既具历史年限的长度，又有经济社会层面的广度，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资价值。